启蒙的终结（二）

　　他先到上海，然后作为十七省代表之一前往南京，参与推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前往南京前，曾与章太炎见面。章跟他有一个约定，如果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我浙人最好不加入，蔡答应了，但到了南京拗不过孙大总统再三恳请，他还是出任了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一职。章太炎扣下他的行李，不让他背约去上任，经章的弟子们再三劝说，章才放他前往南京。

　　这是个以实力论英雄的年头，鉴于袁世凯手握重兵足以颠覆清廷，也足以冲击新生的共和政体，临时政府成立时，南方的革命党人就要求孙文发表一个声明，若袁果能让清廷退位，即把大总统一位让于袁。清帝发布退位诏，孙即辞总统推袁继任，但袁根本就不想来南京就任，迭电催促，殊无来意，于是蔡领到了一个“倒霉的差使”，和汪精卫、宋教仁、唐绍仪、钮惕生等组成“迎袁专使团”前往北京。

　　这个庞大的使团有三十余人，包定的是招商局的“新裕”号轮船。船中皆是同志，又对新生的共和政体充满乐观，船上谈得最多的就是迁都。他们满心以为，只要到了北京，铁定能把袁世凯拉到南京来。只有宋教仁一人对迁都南京的主张不同意，因为南迁之后就不能控制蒙古。宋口才颇佳，议论起来激情逸飞，众人对他不苟同的精神也很是敬佩。船近天津港，遇海上大雾，无法靠岸，停泊了数日，船上人自发组成了两个团体，都是旨在改良道德、纯净社会的。同船同志都觉得革命成功了，以后各位都要由野而朝，不免沾染官场习气，因此建议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来约束自己，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蔡元培和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是倡议者，把这个团体命名为“六不会”，另一个“社会改良会”是由留美的唐绍仪发起，也是讲求移风易俗的。

　　惯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大大耍了他们一把。袁把这南来迎接他的三十余人安排进了梅酢胡同的法政学堂住下，好吃好喝伺候着，一边信誓旦旦地说他也一心想摆脱北京这个臭虫窝，只要段祺瑞愿意负责北边的军事，他随时可以束装南下，一边授意驻防北京的第三师发动了一场兵变。枪声就响在专使团驻地附近，一行人仓皇逾墙而出，搬到了六国饭店。在爆竹般的枪声中度过胆战心惊的一夜后，孙宝琦一大早过来了，他告诉惊魂未定的蔡元培等：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坦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后来兵变闹得凶起来，左右请总统下地下密室，总统初不允，我等苦劝之，彼遂进密室，而我亦暂避六国饭店来了。蔡等将信将疑，不知他此番话是真是假。

　　坊间议论纷纷，袁尚未离京，就已闹成这个样子，若真南下，那还不知道会酿出什么乱子来呢！专使团只得把此间情形报告南京，反复磋商后，袁终于如愿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职。唐绍仪组织的首任内阁中，蔡仍为教育总长。

　　内阁总理唐绍仪身为新进的同盟会员，一面要忍受南方革命党人的诘责，一面又受不了袁揽权无度，只给一个空头名分。以他与袁共事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袁对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偷偷跑到天津，再电请辞职。蔡与唐绍仪并无私交，但看到政府中分裂成两派，互相牵掣，南方系又没有实力与袁抗衡，提出“吾党同志全体去职”，以免与一个恶政府背上骂名，同归于尽。他与宋教仁等的联带辞职，自然被袁派人士看作“拆台”，假意挽留一番，也就任他们南去了。

　　宋教仁为了责任内阁的政治理想在南方到处演说之际，蔡已经预感到，政治上的纠纷方兴未艾，远不是他一介书生可以挽救，索性一走了之，又去了德国。他执掌教育部时间虽短，但所做的几件事，还是于日后的中国影响甚大。一是停止祭孔，“毁孔子庙罢其祀”，铲断帝制回潮的根源，二是整顿大学，废去经科，提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所在，须偏重文理两科。清季学部的宗旨原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蔡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背，把教育宗旨修改为有着现代意味的另五项：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

　　他说，之所以提出世界观，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他意在兼采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学，因为美是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东西，可以破除偏见，破除生死利害的顾忌，适可以用来代替宗教，涵养德性。而公民道德的标准，实出于他所醉心的法国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项。现代性初露之际，还须用旧时光的古义证明之，这正是蔡元培一代先觉者的语境，他从古典资源里引用出仁、义、恕三字证实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宋教仁案后，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与袁世凯决裂，其间，蔡元培曾短期回国。南方各省的仓猝反抗在北军大兵压阵下很快雪消冰澌，二次革命失败，蔡于1913年秋又偕夫人黄振玉赴欧洲。他再次出现于国人视野，已是三年后了，教育部去电敦促他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袁世凯去世，北京出现一段短暂的权力真空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系领袖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新一届政府名义上承认了民元约法，并重开了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二次革命后被迫靠边的一些元老级人物又重返政治中心。1916年夏天，就在国会重开后不久，一些浙江籍议员致电在法国的蔡元培，说要推举他为浙江督军。蔡婉拒了这一提议。此时的他迭经民初以来的种种风潮，已成为政治上的一个温和派，他的思想已走出革命，转向以通过教育提高道德来改革社会。此时原北大校长胡仁源即将卸任，一些旧交和了解蔡的学者向教育部建议由他接任此职。他们相信，蔡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资质是无可挑剔的。而此时的教育总长，正是蔡任总长时的副手范源廉。他让政府首脑认识到，如能召来蔡这位名重一时的人文主义学者，必将对这座学府乃至中国的教育产生极大影响，得到黎元洪的批准后，他给身在巴黎的蔡元培发去一封电报。

　　蔡先到上海，汪精卫、吴稚晖等朋友们多劝说他不要轻易去就职，因为北大太腐败，去了整顿不好，反而损了自己清誉。而且为北京政府工作有背叛革命之嫌。据蔡的一份自述《我在教育界的经历》称，那时北大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学生都被称作老爷，而监督和教员都被称作中堂或大人，科举虽然废除有十个年头了，但这所学校还是有着很浓重的科举时代遗留的劣习，学生进校的目的，也都是希望毕业后有个好出路，堪称是未来官僚的摇篮，懒散学生的天堂。当蔡确信执掌北大不会让他卷入政治的漩涡，他决定赴任了。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7年1月4日，一辆陈旧的马车载着蔡元培驶进了北京大学。校工杂役们和学生代表在门口列队，恭敬地向这位将要领导这座最高学府的人行礼。蔡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使得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这么一个身份尊贵的人向卑微的仆役表示敬意是极不寻常的。这正是蔡元培想要告诉世人的：这所学府的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蔡元培不喜坐轿或坐人力车，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人力的剥削，他到京后第一次出门拜客去孙宝琦那里，是徒步去的，孙送他出门时见门前并无车辆，说，你不可再徒行了。蔡诺诺，可是第二次来时又如此。孙送了一辆新马车给他，还派人把自己常御的马送去。可是蔡后来上班常坐的还是一辆车身斑驳的马车，由一匹有气无力的马拉着去学校。

　　几天后，蔡元培发布就职演说，在这所沉闷的学府再次激起了热议。他的演说阐述了他的愿景，扩大了他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就有的一些想法。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每指摘本校腐败，是因为学生都有做官发财的思想，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大小，官阶大者，特别受欢迎，因为毕业后可以受到提携，如果真要做官发财，北京有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这里上大学？“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抵制做官发财的诱惑，追求沉思的生活，才能学会敬人、爱人，过堂堂正正的生活，才能成为道德卓绝的人，北大作为中国仅有的国立大学，他希望本校学生在这些方面为全国作出表率。

　　罗家伦的说法可以代表当时北大青年的真实想法，他说蔡校长改革大学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

　　七、新旧漩涡中的教授们

　　正式就任前，蔡元培曾去拜访老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是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与革命党人多有往来，后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北京学界一位颇有声望的人物。

　　汤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缆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说话间，汤尔和取出十余本《新青年》杂志交给蔡元培。

　　蔡元培自是知道陈仲甫此人，十几年前他在上海组织反清秘密组织暗杀团时，陈曾经从安徽芜湖赶来，盘桓多日。尤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后来他与刘师培在上海一起办《警钟日报》时，一向自视甚高的刘曾对他说：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去国三年，国内知识界的情形他已不甚了了，《新青年》这本杂志连听也没听说过，此番听了汤尔和力荐，又读了《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已生佩服，尤喜此人大胆敢言、思维出新，他已决意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说来也是机缘凑巧，这段时间陈独秀正在北京。1916年11月，他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募集出版资金来到北京。某一日，陈在琉璃厂附近遇到了在北大教书的老朋友沈尹默，1909年他偕高君曼同寓杭州时，曾与沈尹默、刘三在西湖边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此番重遇，大感欣悦，分手时，沈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告他暂时不要离开北京，过些天再去拜访。

　　沈尹默在汤尔和面前谈起陈独秀，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他不知道，汤已把陈独秀推荐给“蔡校长”，蔡也已属意于陈。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便到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关于这段历史，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他又记述道，他们住在北京的这段时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开始并不想来京，他说自己要回上海去办《新青年》。蔡让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来办。可能是蔡的求贤若渴感动了他，也可能他意识到这本杂志如果继续在上海办也不可能有多大起色——在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杂志都处于停刊状态，每期发行量不超过一千册——他答应了蔡让他来北大的请求。当然还有现实生计的考量，他来北大执教可以有每月200元的固定收入。他约定试着干三个月，干不下去就回上海。

　　当他作出前往北京的决定之际，正是与在美国的胡适热烈讨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在他心目中，比自己年轻许多的胡适（胡适时年26岁）是这个职位更理想的人选。他写信告诉胡适，“（蔡）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同年7月，胡适回国，先到上海，然后回绩溪老家探亲访旧，看望未婚妻江冬秀，9月到北大就任哲学和英文教授。尽管初到北大开讲并没有一鸣惊人，一些自恃学问好的学生还很看不起他，但在傅斯年、顾颉刚等学生的有力支持下，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还是站稳了脚跟，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一边与沈尹默、马幼渔、刘半农等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边襄助蔡元培整顿英文系。在蔡元培看来，陈独秀引入的这个新盟友是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之人。陈独秀还邀请了他的老朋友、在参议院任职并继续主编《甲寅》的章士钊出任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来，章推荐了他在日本时结识的李大钊、一个长得“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鲁迅语）的湖北乐亭人接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周作人语）的刘半农，则是陈独秀上海办刊时的旧识，一个才子佳人派作家。还有一个旧人、经学大师刘师培，此时体虚身弱，生计维艰，欲进北大执教，蔡、陈不计前嫌，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蔡元培之前，章太炎的门生马幼渔、朱希祖、沈尹默、黄侃等已陆续聘为北大教授，并在与桐城派的较量中占据了学术领导地位。章太炎门风谨严，他这些年轻的弟子把经典的语言文字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对中国传统普遍持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吸纳了校园里众多优秀的学生。在袁世凯去世之前，章因反对帝制一直被软禁在北京，社会对他的关注也无形中提升了他的弟子们的声望。蔡到任后引进的章门弟子，还有教育部佥事、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周树人又介绍来他的二弟周作人。“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刘半农语）的周作人被安排进入国史编纂处工作。鼓吹文学革命的陈、胡两员大将和钱玄同、刘半农等，与占据学术领导权的章氏门生形成了一种开放的竞争关系。

　　放大历史的视野来看，所有人都是他处身时代的牺牲。这一方面是时代变化太快，另一方面也是人的局限性所致。章太炎这一代知识分子曾经引导人们走入启蒙运动的门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能够、也没有能力继续前行，进入一个陌生、孤寂、疑虑的世界，事实上民元之后他们就与继起一代的反传统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蔡元培还是给了这些前驱者以足够的尊重，就像周作人所说，北大同人眼里的“蔡校长”是个古今中外派，蔡领导下的北大容纳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派别。就以文科而论，一边是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学，一边是刘师培、黄侃竭力维护文言文学。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崇拜刘师培、黄侃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生一点也不比崇拜新文化领袖的人少。

　　有过一场广受时人关注的公开辩论，辩论的一方是蔡，另一方是曾任本校教席、译介过《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百余部西洋小说的翻译家林纾。林琴南曾是一个先行者，他的译作称之风靡一个时代毫不为过，但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宿命在于，以激进的反姿态亮相后，总是以或隐或显的返归传统终局，他的思想维新之后就再也没有进步，成了一个时代的牺牲。林纾曾经站在桐城派古文的立场，指责章太炎是个不讲意境义法的庸妄之徒，看到陈独秀一班人鼓噪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他给蔡校长写了一封信，称如果尽废古书，用土语为文字，那么京城里的引车卖浆之徒说的话，全都是有文法的了，京津一些底层的贩夫走卒，也都可以被你蔡校长聘为教授了。蔡在答复中申张了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北大对于教员的选择，是以学术造诣为主，例如民国是排斥复辟主义的，本校教员中有拖着长辫坚持复辟论的，但其讲授的是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就听之，有筹安会发起人，民元以后是被看作罪人的，但其讲授的是古典文学，与政治无涉，也听之。再如教员中有纳妾、挟妓、赌博等事，蔡认为只要他不荒废功课，不诱使学生与之堕落，也不应太多干涉，因为人才难得，如果求全责备的话，学校就成立不起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一个现代社会，必须给个人私域以足够的空间。

　　这已经是大家都熟知的故事梗概：1917年蔡元培来到后的北大再也不是从前的北大了。袁时代残留的京师大学堂的气息似乎消失于一夜之间，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们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浸淫于各种思想之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股新的力量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诚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这个自由空间的取得，堪称时代的奇迹，要旨还在于北洋政府对文化的放任态度。北洋武夫当国，许多政要其实涵养不错，再不行也要讲个江湖义气，虽眼界不高，却也不怎么胡来。政府的出版和审查机构的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学移风易俗的层次上，只管制有伤风化的淫秽书籍，再加上高层正忙于内斗，什么新文学与旧文学，武夫们根本无暇顾及。

　　民初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过于放大的精英意识，以为只要集聚起数十个社会精英和意见领袖，就能够改变社会，因此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们相互间有一种强烈的团体认同感。的确，他们年龄相仿（据1918年初的一份统计，当时北大共有90名教授，平均年龄不过35岁），大多留过洋，大多都来自南方，在政治、学术和私事方面有更多共同话题发生共鸣，一个年代的激荡风气正是这班少年们推动。

　　八、从周树人到鲁迅：一个天才小说家的诞生

　　蔡元培改革大学，由聘请籍籍无名的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破题，自是希望后者在新旧文化之争中起到急先锋的作用，他欣赏的是陈独秀身上的革命气味。

　　同时代和后世人眼里的蔡元培形象，知恕，能容人，性情温和冲淡，从无疾言厉色，似乎一个深谙中庸之道的老好人，但蔡的同乡兼学生蒋梦麟早就看出，蔡混合型的人格里还是有一种早年身为激进主义者带来的坚硬、执拗与反叛，“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陈、胡一班新文化人带着“正义的火气”（胡适语），反孔教，反礼法，反国粹，反一切的旧制度，摧枯拉朽，绝不宽容姑息，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在蔡的启蒙路径设计中，这并不是出于简单的新即是善、旧即是恶的价值评判标准，而是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迫使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作一全面的清理与反思，那就是，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上，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才能更好地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思想规范。他希望新派和旧派都能来面对这个问题。

　　新派人士早就给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与民主——陈独秀所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新青年》编辑部自迁来北京的1917年起，每期发行量从不足千份跃升到每期一万五六千份，并由陈独秀独力编辑变成了一本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等共同参与的同仁刊物。这班新派人士都是旧学深邃之士，不是不知绵延两千余年的古文之美，之所以坚持文学革命，是因为他们把文学革命视作更广泛的伦理道德革命的第一步，陈独秀表示，他的舞台不只是区区一北大，他的新文学主张，“百家平等，不尚一尊”也好，“提倡通俗国民文学”也好，都不只是在大学文科学长的职位上讲讲的，他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如果破坏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算是罪案的话，他对于这几条罪案直认不讳，既然德、赛两先生可以把西洋人从黑暗中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他认定这两位先生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是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受到政府压迫和社会攻击笑骂，哪怕是断头流血，他也不会推辞。

　　民初的国民意识，只知回不去帝制，并无多少新的现代因素，轮番上场的君主立宪、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达尔文进化论，贫瘠的思想界在众声喧哗中也开不出更好的药方，尊孔仍是主流的声音。陈独秀等新文化领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实则是对孔子学说有可能滑入帝王之述的一种警惕。李大钊认为孔子思想是专制的一种遗产，在现代社会里用古老的思想作支撑会出现问题，“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孔子和宪法》）。陈独秀也认为孔教的长幼尊卑之道，恰与人人平等的法的精神相悖，有可能走向人性相反的一面。他以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孔子学说在当下的无力之感：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以传统伦理视之，他们是叛世者。但深研传统者知道，检视传统正是为了不回到传统，而是去开创一个新的思想和精神秩序。由是视之，他们才是真正的传统继承者。

　　文学革命倡导有日，但就像周作人当年所哂笑的，陈独秀、胡适等探讨文学主张时往返的信函用的都是古文。没有好的文本支撑的文学运动终究少了说服力。于是有了1918年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的登场，那个小说诡异的开篇预示着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时刻的降临。

　　这是一个借由一个觉醒了的狂人的眼睛揭示中国社会之黑暗的小说，所谓主人公的“狂”，实际的寓意是他觉醒了，发现这个世界里倒是那些自以为“正常”的人都出了毛病。这个有着黑暗与狂想气质的小说作者是教育部佥事、第一科科长周树人，蔡元培早年的一个僚属，时年37岁。蔡在教育部只待了三个月就辞职了，周树人一直留部做着一名低级官员，负责图书馆和博物馆方面的工作，业余埋头于古书抄写和校订工作。

　　自从1902年矿务学堂毕业后，作为江南督练所派遣的公派生东渡留学，周树人在日本度过了将近八年的青春时光，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时发生的 “幻灯事件”——即在医专教室的幻灯上看到日俄战争中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使他受伤颇深，促使了他从学医向文艺的转变，因为他认为文艺就是用来改变人的精神的。据那个时代他最亲密的友人许寿裳回忆，他在日本期间最经常和朋友们讨论的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周树人（从此以后他要叫鲁迅了）在写出这个小说之前，已回国度过了九年苦闷、失意的时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东京时代刚开始从事文学时的偶像是尼采式的超人，但这几年在国内，看着民元时还显光明的天空一天天坏下去，被寂寞的悲哀缠绕着，早就看清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如果不是钱玄同找上门来要他的小说，他可能还在宣武门外的“S会馆”（绍兴会馆）抄古碑呢。

　　“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这愿望，简直就是等死的心。婚姻的不如意，再加上肺结核久治不愈，他真的以为自己是活不久的。他取笔名唐俟，号 “俟堂”，不过是躺着等死的谐音。

　　用他自己十五年后的话来说，开始的时候他对《新青年》上提倡的文学革命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民元以来经过了那么多事，看来看去，就不由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甚至颓唐，“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可是老朋友“金心异”——林纾小说《荆生》里用来影射钱玄同的一个人物——有一天找上门来了，责问他抄这些古碑有什么用，要他“可以做点文章”。他说，他明白这些做《新青年》的人是感到寂寞了，因为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而寂寞这东西，就像大毒蛇，它缠着人的灵魂，一天天大起来，是要缠死人的呀。

　　他实在是绝望得太久了。这绝望是政治上的扑空所致，从民元后进入教育部，总以为中国的将来很有希望，可是气候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今日之情形，所以有了另一重更深的绝望，对国民旧有的“坏根性”的绝望。

　　改革国民性，这其实是他东京留学时代弃医从文时就确立的目标，十多年过去了，他从事文学的这一坐标始终未移，只是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内心承受了那么广大的寂寞，他不再祈盼英雄出世，不再相信强者可以救世，但是心底里的一点希望还是不能抹杀，正如他所说，“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他答应试做这篇小说了。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在这本杂志连续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归国九年，那个东京的一事无成的周树人君终于成为了小说家鲁迅，这双重绝望下的努力一跃，或许就是一个小说家诞生的秘密。

　　回到1918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他开始写一个疯子的故事，一个三十年没有见过“月亮”的人，有一天看见了美丽的月亮，“精神分外爽快”，而且发现了过去的自己“全是发昏”，那么，这“月亮”，在他那里或许是某种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象征吧。当他写着这个患着迫害狂的病人的故事的时候，肯定想起了几年前曾住到他家里来的一个因精神错乱而狂躁易怒的远房亲戚，一个叫阮久荪的姨表兄弟，此人住院五天五夜才病情稍愈南归。他小说的楔子说要公开记录此人荒唐之言的日记，“以供博学家之研究”，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是魔术师施了个障眼法，借由一个疯子的狂言揭穿时代黑暗的底色，最著名的一节，就是某一日主人公忽然研究起历史来了，发现满本写着都是“吃人”。

　　他所置身的，是一个人人都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的惊悚电影一般的世界，一个“疑心极重”，“面面相觑”的世界。他想劝转吃人者，“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可是最后发现，自己不仅被吃，实际上，自己也未必没吃“妹子的几片肉”。“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黑幕揭破了，这是罪愆的觉悟，也是个体的觉悟。但他自嘲，这只是“遵命文学”，遵奉的是“先驱者的命令”，取的是与“与前驱者同一的步调”。他是出于对这些“战士”和“热情者们”的同感，也来喊几声助助威，“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而把吃人的病根暴露出来，也是“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一直到三十年代，他还感念着身陷囹圄的陈独秀，说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些读者，第一时间发现了他创造的这个疯子的意义，就如傅斯年所说，当下的中国沉闷寂灭到极点，其原因就在于疯子太少，“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白话文学的倡导者们，苦于主义的旗帜总不接地，这个小说来得太及时了，白话文学至此总算有了一个范式。白话小说与鲁迅相互成就了对方，自此以后，鲁迅视一切妨碍白话者的流毒，甚于洪水猛兽，因他明白，面对一个刚走出来的黑暗世界，仅仅有温柔是不够的：“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九、1919年3月26日：现代思想史上的阴谋之夜

　　陈独秀刚到北京的1917年春天，北京政坛发生了一场剧烈震荡，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随后，张勋的辫子军拥立年仅十一岁的溥仪重登帝位。当旧日的龙旗被匆匆挂起时，北京城里惯做政治投机生意的人们又开始发卖清朝袍褂、顶戴，用马尾赴制假发辫。

　　民元以来的六年，虽政治凋蔽，却有一大功绩，就是让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知道复辟帝制已绝无可能。几个月的复辟闹剧很快收场，用那时候刚到北京的周作人的话来说，虽然戏已散场，但这眼前演出的一幕看得较近较真，给人的刺激却很大。对于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领袖们来说，他们领导的这场运动虽由文学革命策动，但这一刚刚过去的张勋复辟闹剧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只有经历一场思想的革命才能真正进步。在一年后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他说，文化问题不能与政治相剥离，促使青年“猛醒”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比他走得更远的是长着一张国字脸的、行止方正的北大同事李大钊，他谴责政客们1917年春夏之交发动的这场闹剧违背共和精神，让民国危矣，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惨烈的革命之路，因为“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到1919年初一战结束，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一场校内演讲中，李大钊说这场战争是庶民的胜利，他断言，未来是属于劳工的。

　　新派并非铁板一块，旧派也不是陈腐到了不可救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旧文化的对峙并不是日后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旧派可以拖着长辫、挂着鼻烟袋、摇着蒲扇讲授英国文学和六朝文献，新派人士也还葆有着古之君子的谦谦之风，与人交接温文有礼。就像鲁迅和胡适，一边呼吁着独立的人格，一边还是屈从于家长的意志娶了并非真爱的朱安、江冬秀这样的女子为妻，而陈独秀如旧式文人一般出入八大胡同也不是什么秘闻。胡适说的“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种东方式的容忍迁就与西方式的各行其事交织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世纪初知识界的复杂景象。

　　再如辜鸿铭大骂文学革命“伪善骗人”，黄侃指斥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对同为章门弟子的钱玄同恶言相向，古文学家林纾用文言写聊斋体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领袖们，这些谩骂和论战尽管火药味甚重，如果不是外部权力的干涉，也未必会引起公众的注意。事实上，这种新旧共处、杂花生树的情状，正见出了那个时期文化空气的自由与宽松。

　　不幸的是，外界权力的介入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受到了严峻挑战，包括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也被看作性关系混乱的一个借口。据说蔡元培受到了总统徐世昌的数次警告，要他对北大师生严加管束，原因是总统读到了《新潮》杂志上一篇鼓吹女权的文章。更大的威胁是原来作壁上观的政客们也介入进来了，有传闻说政府将要整肃北大。周作人记述说：“段祺瑞派下有一个徐树铮，是他手下顶得力的人，不幸又是能写几句文章、自居于桐城派的人，他办着一个成达中学，拉拢好些文人学士，其中有一个自称清室举人的林纾，以保卫圣道自居，想借了这武力，给北大以打击，又联络校内的人做内线，于是便兴风作浪起来。”

　　周作人说的“内线”，是一个与林纾来往甚密的叫张厚载的北大法科学生，此人在报章上编造谎言，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进已受政府处分离校云云。虽然蔡校长写了一封温厚而不失锋芒的信警告那个学生，但这段时间恰好有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妓院的传言，于是就给了旧派人士拔除陈独秀这杆大旗以口实。

　　于是到了1919年3月26日，那个在现代思想史上堪称诡异的夜晚。是夜，愁眉不展的蔡校长在沈尹默、马叙伦陪同下来到汤尔和家，密谈陈独秀的去留问题。

　　秘密会议至十二时方结束，会上，主要由汤尔和发言，据他后来的回忆，会上“发何议论，全不省记。唯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沈尹默附和了汤的意见，而蔡元培虽然“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因汤“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为汤的意见所动。这样，那晚的会议事实上已经决定了陈独秀将不再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

　　关于是夜密室会议的情况，傅斯年在蔡元培去世后有过这样的叙述：

　　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压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大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傅斯年《我所景慕的蔡先生之风格》）

　　“老谋客”当指汤尔和，“还有一个谋客”应该是“两个”，即沈尹默和马寅初。傅斯年不提马叙伦，或许另有隐情。

　　蔡元培本无意去陈，但他还是默允了这一夜的讨论结果。在下个月初的一次陈独秀缺席的校务会议上，蔡宣布了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的决定，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马寅初出任首任教务长。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聘陈，但他的文科学长的职务随着学长制的废除自然中止了。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北大教授，并由校方给假一年预备宋史新课，但事实上，他已经被迫离开了北大。

　　三年前，是汤尔和、沈尹默力荐陈入北大，这次去陈，又是他们力主。盖因时代之变和人的变化总不同步，陈的激进思想已被他们视为异端，不能容他，私德云云，不过托词而已。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以陈独秀嫉恶如仇的性格，可以想见对那帮背地里联手搞他的人的愤怒。陈被免职三天的一个傍晚，自北而南与回寓所途中的汤尔和路遇，“脸色灰败”，“以怒目视”，汤尔和匆匆低头而过。汤在当日的日记中自嘲“亦可哂已”，想来也是心情复杂。

　　胡适没有参加那一夜的密室会议，消息公布后他向汤尔和表达了不满，深怪汤自命能运筹帷幄，处处作策士，没有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他与沈尹默、马叙伦的隔阂在这一夜后也加大了，在他看来，沈尹默喜治红老之学，手握一把羽扇，是个多事的谋士，也是个弄权的小人，正是此人与汤联手导演了去陈的阴谋。陈独秀或许终有一天会离开北大，但因为“头巾见解”和听信“小报流言”放逐这样一个“不羁之才”，他担心会逼迫着陈独秀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桩公案过去十多年，胡适一直没有把心病放下，1935年冬天，他向汤尔和借阅了从1917到1919的三册日记，试图搞清楚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的内幕。读了这三册日记后，他于12月23日给汤尔和写了一封信，断言这个夜晚将会对中国前途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十、启蒙的终结

　　此时欧战甫歇，国人沉缅于胜利的幻觉，到处都在欣喜欲狂地庆祝，他们天真地相信，被德国和日本强占的利益会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得到归还。巴黎和会传来的令人沮丧的消息刺激了国人，于是5月4日这一天，一个凉爽、多风的星期日下午，被爱国心激发的三千多大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最早到达广场的是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傅斯年、张国焘等北大的教授和学生领袖。

　　这些学生来自在京的十三所大学，大多穿着前辈文人的丝绸长袍和短褂，还有人戴着圆顶硬礼帽。在使馆区外等候多时后，渐渐失去耐心的学生们喊着“冲向卖国贼老巢”的口号涌进了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砸碎家具并放火焚烧了房屋，还殴打了来不及走避的亲日派章宗祥。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三十多名学生。几日后，这些学生被释放，但更让人心悸的传闻是，段政府的徐树铮将军已经命令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对准北大。情绪复杂的蔡元培留下一张字义晦涩的告示引咎辞职。此事持续发酵，终于酿成全国性的学潮和工潮。在六月的第二轮抗议中，据说有上千名学生进了由北大法科讲堂改成的临时监狱。

　　这场运动就像一辆堆满干柴的大车，当它被 “反帝”“爱国”“反封建”这些大词推着飞奔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预感到，这场运动的丰富内涵有可能被简单化、情绪化，一些思想诉求有可能被悄悄遮蔽。

　　这场抗议活动由政府屈服而收场。学生们离开临时监狱时，欢呼的人群和齐鸣的军乐鞭炮使他们飘飘然地觉得世界尽在掌握。蔡元培在师生们的坚请下、并在得到不再发生学潮的承诺后，重新回校视事。看起来一切已经风平浪静，但此时的学校、社会和人心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他无可奈何地看到，新文化的阵营已经分化，回归者急速转身，激进者更加激进，一个启蒙时代已经终结，当罗家伦辈的学生领袖欢呼这场运动的功劳是使中国“动”，他的眉宇之间却难掩忧色，接下来的中国，真的会是一个“天机活泼”的“活的中国”吗？

　　在这场运动爆发前的前十日，已经憋了一肚子气的陈独秀已经在《每周评论》上撰文称颂俄国革命，他的这一巨大变化让自以为了解他的朋友胡适感到了担忧。6月11日的一个晚上，陈独秀被京师警署逮捕了。这是他一生中五次入狱的第一次。据说他是在新世界游乐场的顶楼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两个尾随的警员发现抓走的，罪名是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这个擅长掀动思想狂潮的新文化领袖实在不是一个地下运动的好手，他都没有发觉，这两个警察已经盯上他多时了。

　　之前三日，即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不足百字的短文，似乎对这危险已有所预感：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入狱后，陈对来探视他的刘半农激愤地说：威权已瞎了我的眼，聋了我的耳，我现在昏昏沉沉，不知道世间有了些什么事体，世界还成了个什么东西！

　　1919年的夏秋之间，有过一场颇为令人动容的营救陈独秀的行动，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自发的救援中，无论新派或旧派都表现出了让人感佩的古君子之风。陈入狱的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强自支撑着身体，由夫人何震陪同，串联京中有名望的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胡适写下了一首被人怀疑婚外恋的小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后来证实是系念狱中的陈独秀而作。就连在湖南的毛泽东也撰文呼吁政府释放这个“思想界的明星”。此事还经有力者游说到了总统徐世昌和在广州的孙文那里，警厅终于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患胃病为由保释出狱，但前提是不得擅自行动离京。

　　时年二十三岁的北大学生会主席、江西萍乡人张国焘，主持了陈独秀出狱的欢迎会。朋友们把接风酒宴摆在了他被捕那日吃过的馆子，叫“浣花春”的那家。高君曼陪着他，大伙一直闹到一点多钟。当日，李大钊有诗迎归：“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胜不了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出狱后的陈独秀并没有在家消停多久，1920年1月底，他应胡适的推荐去武汉作了一场讲演。他讲演的消息经华中报纸发布，警署才发现他擅自离京了。警署派出了探员在火车站侦查，准备等他一回来就逮捕归案。他躲在一个同乡兼同事王星拱家里时，朋友们都劝他作速离京，李大钊还准备亲自送他去天津乘船去上海。

　　旧历年底，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出朝阳门护送陈独秀南下。李化装成一个生意人，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和店家用的红纸片子。陈头戴毡帽，坐在车内，穿着一件满是油渍的背心。为防路人起疑，陈独秀装病不发一言，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城里警员不知陈逃往何处，一连三天都在箭杆胡同他家门口附近逡巡。

　　他离京的日子，距把家搬来北京的1917年1月，正好三年。

　　此前半年，即陈独秀入狱期间，李大钊已在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的影响下，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乐观地估计，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太阳出来了，没有打着灯笼走路的人了”。有传记言之凿凿，说李、陈在雪地骡车上，两人热烈讨论分手后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若此记为真，则经过北大去职、入狱等挫折，陈的思想已发生巨大逆转，因为在这之前，他一直认定，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

　　李大钊自天津回到北京，与胡适碰面，告知了陈独秀平安出京的消息。胡适说，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胡适记述草草，不知他说此话时的心情，是喜悦，还是忧虑。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