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的不幸

　　抡大锤何其容易，建房子何其艰难。礼制坍塌成废墟，可不仅仅是构建一套先进的政经体制可以解决的。

　　波特是幸福的，闲入灵山听梵唱，途经禅林访高僧，旅行、读书、码字，用脚步和文字去体悟人生，过着自己认为“最有意义”也“最有意思”的生活。

　　《禅的行囊》是一册“朝圣游记”，北京、大同、五台山、太原、石家庄、洛阳、司空山、潜山、黄梅、大金山寺、武汉、当阳、韶关、广州、香港，十六个节点，辗转近万里，纵横两千年。波特独具一格的“碎嘴儿”唠唠叨叨地讲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揭开了中国大地上今日禅宗世界的隐秘江湖。

　　太多的故事、太多的念头、太多的金句……于华夏文明而言，在漫长的纠缠中，佛教已经沁入骨髓渗透五脏，无从剥离，难辨缘起。我企图理清头绪，用最简单的情节来复述这段历史，整整一周，不断地删繁就简，不断地舍经取义，却依然难以下笔。在波澜四起的脑海里，有一幅图像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撕扯着我。那是波特在全书之首收录的他关于本书的“旅程图”，也是佛陀东来，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思想的履迹，蜿蜒曲折，由北而南，贯穿大半个中国。殊无美感，如同一场超大型手术留下的蜈蚣线，丑陋而血腥。

　　佛教在中国的起源有很多说法，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先秦而有，一是白马驮经。无论那种，可以确认的是，佛学是在东汉末年才真正兴盛于斯土，其时，世乱纷纷，儒道两家白刃不相饶，释门大兴，附于王权，始有五台殊胜、南朝千寺。后经三武灭佛，一度几为烟消云散。至达摩而传六代，禅宗起复，才算真正地扎根于此广袤沃野。

　　禅宗南下始于唐，想必是悲凉的。那时，南疆可不是什么开放前沿经济重地，荆楚还有些荒芜，荔枝园更是瘴疠丛生，儒士韩昌黎贬谪潮州，都怀疑自己将埋骨“瘴江边”；那时，中国还有很多山野荒地，林高草密，率土之滨的王权都不愿意去覆盖它，儒士王阳明纳赣南于正朔，还得等好几百年。他们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强大的正统王权，向南方，向山野，走了一百多年。只有龙椅被掀翻时，只有帝王释放出善意时，才会从隐蔽的世界里走出来，与红尘接触，交融。生存得何其窘迫，行走得何其艰辛！全然无人间琉璃世界的辉煌，更无西方政教合一理想国的盛大。

　　佛陀东来是不幸的，从他动念记挂东土，就注定了这种不幸。斯地，与他同一时代，有一位夫子，构筑了一套强悍绝伦的治理体系。他来，两种强大的文明必然相杀！人世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两个相对正确的人兵刃相见，流血牺牲。更为不幸的是，被迫遁迹的那一位。

　　对于四大宗教，我一向极为尊崇，因为他们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硕果，对人族皆抱有十二万分诚挚之善意。无论道藏还是佛典，无论约书还是可兰经，归结只讲了两件事，一是如何“为人”，一是如何建立起人类生存的理想境地。如何“为人”，绕不开“三观”，追溯起来就是对世界本源本初的“看法”。四大宗教虽不乏可资相证的地方，但更有截然不同之处。这些“认知分别”也导致了他们构建的治理体系必然存在差异，纷争从这里发端。尔后两千年的故事，说多了，血泪斑斑。还是把目光稍稍聚焦一下吧。

　　据说，佛陀在示寂之前，特别提醒弟子们应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也就是他住世传法四十九年制定出的一整套约束日常行止的准则。正结束蛮荒游猎步入耕养定居的释迦牟尼，想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清净佛国”呢？其实，就是一套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当然，这套关系不仅仅是法律，它涉及经济活动、政治结构、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统率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重构人文、风俗，甚至是历史。直白一点，就是教人们如何面对农耕生活。后来，无论是“高原佛国”，还是“百丈清规”，都是在此演化出来的不同支系。波特在书中非常详细地讲述过禅林名刹的运作模式，方丈、监院、首座、班首、典座、僧值、知客、维那……各司其职，再加上戒律和农田，活脱脱一个山野“小朝廷”。

　　戒律，就是一套秩序。这秩序在中国有个专用的名词，曾经无比牛掰，也曾经被无数大咖唾弃，甚至视为万恶之源诸罪之首，它叫“礼制”！我不是四教两宗三大思潮那几位牛人，没能力造什么新词，也懒得造什么新词来定义这玩意儿，还是随夫子旧例名之为“礼制”罢了。

　　佛陀与夫子有一个共识，世界的本源是人类贫乏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所以“圣人寡言”，甚至“不立文字”。所以，对于那一坨，或一条，或一座，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们只能猜测着，揣度着，或欣然，或惶恐。佛陀张开慧眼，透过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看到的是一片“空”，一片“虚无”；夫子秉承三易学于老子，觉得世界是“道”的具象，是“道”的化身。因此，释宗儒门对于“修行”，在根上就有分歧，释宗为了回到“空”处，儒门为了活在“实”处。

　　不管根上如何有异，从生产力发展来看，无论佛、道、基督、伊斯兰，还是儒、哲，初始建立的都是农耕“礼制”，是在同一维度上的竞争。文明演化中，不乏血腥，降维而斗是为吞噬，同维抵力是为相杀。文明相杀最是悲催，势均力敌而持久，重义轻生而酷烈。

　　圣人先哲能给这世界留下的只是一颗文明的种子，它要生长，要开花，要结果，要茂盛成林，当然需要土壤、阳光和空气，需要一切有机养分，需要空间和时间。就像人饿了要吃饭，累了要睡觉，繁衍要交配。据说，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能够违背自然法则，可以磕药解决疲劳，试管孕育后代，另作别论。当时空可以度量，限制产生了，争端在所难免。

　　文明相杀还有一个温雅的名称，叫“礼制之争”，白话儿一点说，就是“抢饭碗”！佛陀也好，夫子也罢，都要吃饭。所以，历代史家对于“灭佛”皆是讳莫如深，只是用春秋笔法约略讲起：佛教兴盛，影响到国家赋税，人丁调配。不就是抢了当朝统治阶级的饭碗吗？

　　红尘近了山门远，婆娑有时清净无！阿弥那个陀佛……

　　宇宙第一尊贵大神仙佛陀来了，居然得跟教书匠抢饭碗，实在不幸！更不幸的是，居然还抢输了，被人撵着跑了近万里路，跑了两千多年，苟全性命于荒山野地。比起他这外来户，老子更是不幸，传闻都被撵到关外化胡去了。后来，也就是佛陀于斯地大置家业的东汉末年，道童们也曾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企图干翻教书匠的那些学生，声势恢宏。当然，黄天如果不造苍天的反，他这外来户也无法大发利市借机站稳脚跟不是。从此，抢饭碗这事，从俩人对扑变成了三人混战。

　　两千年的中轴时代，整个华夏大地，其实就是两场争斗，一是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觊觎聚村落而居的农夫们的财富，另一个就是三教之争。至于，纯粹的农夫争执，几乎都是旋生即灭，哪来的浩荡壮阔？而“游牧”从根本上讲，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农耕”，绝对不同于原始蛮荒的“游猎”。当然，也有些低维度向高维度的冲锋，只是总免不了如飞蛾扑火般被吞噬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流氓争地盘，大神争礼制，饭碗也可以抢得极有腔调和逼格。但本质终无区别，过程也多类同。无非先在桌面上互相试探，然后桌底下撩阴腿、绝户爪，急了，撸起袖子，掀了台子干一场。

　　九万平方公里，两千年悠久时光，夫子无敌手！佛陀遇到他，必然不幸！

　　文明有相杀，也有相生。高手过招，架茬多了，双方的套路也就熟悉了，精妙之处总会活学活用的。佛陀与夫子干老了仗，儒门释宗很多思想理念、行为范式也就共通了。譬如，禅宗与心学，般若与禅那，智慧与路径，知与行，超脱现实为禅宗，走向红尘是为心学。皮相几乎无二，不同者无非是对世界本源的认知，禅宗见“空”，心学爱“人”。照常理推测，应该是心学吸纳了禅宗的皮囊，但长达数百年的时光里却没人这么讲，因为儒门强势。可见，抢饭碗这么高逼格的事情，干输了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吃残羹冷炙，有时还得鼻青脸肿，甚至衣服还让人给扒了。

　　在中国，三教混战两千年，最后，合流了。当然，只是“合流”，不是“合一”。道还是道，儒还是儒，佛还是佛，各自丰富各自圆满。就如同种子种下，吸收了阳光的热能、空气的水分、土壤的养分，树参天了，开花了，结果了，但树还叫树，不叫阳光，不叫空气，也不叫土壤。只是，在中国的农耕土壤里，儒家这树长得实在太逆天了，佛道两树都被挤到荒野去了。

　　儒门巅峰是心学，释教的巅峰是禅宗。极为有趣的是，当年佛陀在西方的毕钵罗树下觉悟了，而他的门徒——禅宗却是在东土的茶树下找到通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路径。油盐酱醋柴米茶，生活七事之末，长出禅宗，成了一味，终于融入国人的生活之中。当然，释门的“礼制”，或者“戒律”在这里改变很多。仅以吃饭一事而论，就有许多适应性变化。譬如，从托钵行乞到农耕自足，因为中国人对行乞者殊无敬意；譬如，从过午不食到日啖三餐，因为中国与天竺气候不同，不吃实在扛不住；譬如食荤茹素，也多有不同。

　　正是因为文明成长过程中，这种不断进化适应的特征，我在讲文明演化的内核推动力时，狗尾续貂地在“礼制”之后加了一个“适应”，组成一个非词非句的说法，至于通不通，高不高，我也懒得费劲了，反正讲的就是那么一回事。当然，礼制适应，不仅仅是适应地缘、风俗、人文、历史，更重要的是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调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契合度。

　　佛陀的礼制适应了，禅宗也就光大了。虽然远离了红尘，靠捡夫子的剩饭果腹，但好赖活了下来，扎下了根。

　　另一个更有趣的是，夫子在无敌之后，居然不动弹了，逐渐僵化成植物人。文明没有相杀，终会失去血性。许多人都称“崖山之后无中华”，我却坚信“阳明之后无大儒”。几百年，躺在功劳簿上的儒家礼制，后来被人砸了金饭碗。因为，西方步入了工业社会，形成了更高维度的“礼制”，人家来了，不是相杀，而是吞噬。所以，中国不幸了，持续百年的悲催。

　　波特在此书中有一段话，一直在我耳畔低喝，他说：从外人的角度看，合肥与其他的中国省会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如同一只只破土而出的幼蝉，头角峥嵘，急于摆脱陈旧的躯壳。然而讽刺的是，那些匆忙堆起的漫画一般的新房子，和它们急于拆掉的旧躯壳基本上一样惨不忍睹。

　　何其悲凉！

　　在那段屈辱的岁月里，自康有为、梁启超而下，多少儒士奋而勃起，但低了一个维度的儒门怎么也无法超越古老的窠臼。好吧，那就随大绺儿砸了他去。“礼制”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臭狗屎。可偏偏没了这一坨东西，工业文明的花朵在中国怎么也无法灿烂起来。我们现代化了，工业化了，经济发展了，广厦万间起了，千城一色耸立了，法律也逐渐健全了，人民教育日益普及了，善良、勤劳、朴素的优良传统也没丢弃，却怎么也过不好日子，问题起来越多，矛盾起来越尖锐，为什么呢？是我们的人民不行了，还是国家不行了？

　　抡大锤何其容易，建房子何其艰难。礼制坍塌成废墟，可不仅仅是构建一套先进的政经体制可以解决的。波特在中国看到的“惨状”，正是失序之后的悲凉，跟一个人丢了魂儿似的，再美的皮囊也遮掩不住乏神的苍白。

　　谁在唱那招魂曲？山鬼野狐泣杜鹃……

　　我们还在农耕与工业的岔道口慌乱，人家却向智能时代狂奔而去，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荒废？中国之未来，在于弘毅之士能否洞察未来世界之先机，并建立起一套真正适应时代的伟大礼制。四教两宗三大思潮，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需要的可不是抡大锤的悍勇，或撒尿和泥的童趣，需要真正的“士”，成批量的“士”！是以，招魂应从养士始。

　　国度讲礼制，政党讲主义，企业讲文化，其实并无本质差异，以之推演大抵无谬。企业的破败往往从文化溃烂开始，合伙人的分道扬镳多是三观不同。在任何社会组织中，聚魂纳魄的，大抵是那些读过两本破书的穷酸臭老九，干好了羽扇纶巾绰尔超凡有腔调，干不好就是狗头师爷下九流。

　　波特本是诗意的旅程，却让我生生读成苟且的俗章。也许是我内心满满的苦涩，映照着佛陀的不幸。此时他正在山坡上松盖下，与李耳打谱喝茶，看着田野中艰辛耕作的夫子，快意惬意得很。再说，如今中国大地上，何处青山无寺院，谁家庙宇少僧尼？明明白白的佛陀第二春，怎见得什么末法时代。

　　我这贪花好色惟四美不愿辜负的凡俗之徒，何必操这闲心？还是给闺女准备晚餐去吧，今晚猪尾炖凉瓜、蒜茸炒土白、烧条桂花，米饭蒸得松软些。吃完了，大手牵小手沿着河边散散步去。回来得早，弄块玉石把玩把玩，争取赚点养家糊口的银子。

　　许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