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时间

　　时间都去哪了？现代人为何如此忙碌？

　　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预测：几十年后，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3个小时即可——这还取决于他们是否想工作。这个预言听起来更像承诺，为人们描画出了一幅“多娱乐、少工作”的幸福蓝图。早在1930年代前，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就已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因此没理由不相信现代科技会为人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代步工具汽车的出现、各种新奇的家用电器及发明使人们的生活更便捷和轻松。然而，这种认识也引发了社会心理学家的担忧：人们该如何支配这些多出来的空闲时间呢？讽刺的是，这个问题最终也没能成为困惑全人类的一道难题。因为，如今的人们看上去依旧很忙。

　　时间匮乏一直令人们倍感头疼，这一状况近年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人们感到应接不暇，对于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父母们来说，时间的稀缺更令他们倍感无奈：那些原本为了帮助人们赢得更多休闲时间的科技发明，并未给繁忙的生活带来改观，反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新科技蚕食了他们的时间——拥堵的交通、即时信息传输系统及电子邮件的轰炸令他们疲惫不堪，无处可逃；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开启多任务处理模式，来应对这些原本应该使他们的生活更美好的东西。

　　嘀嗒！嘀嗒！

　　人们为何总感到忙碌不已？部分原因与人们的认知有关。人们本不应如此繁忙，因为现代人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光，发达国家即如此，尤其是欧洲人，即便是忙碌的美国人，如今他们的空闲时间也比过去多——1965年，“时间应用”调查在全美正式推广，美国人的休闲时光一直呈缓升态势。现在，美国人平均每周比40年前少工作12小时，这12小时包括与工作有关的任何活动，如上下班通勤及工间短休。与此同时，女性劳动者的工时也有显著上升，但是她们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如做饭、打扫房间等，由于洗碗机、洗衣机等便捷的现代电器的出现而大幅减少；男性比过去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后也为女性减轻了不少负担。

　　换句话说，人们感到时间匮乏与人们看待时间的方式有关。自18世纪钟表首次作为工时的统计工具以来，人们一直将时间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当时间在金钱上被量化，人们便开始思索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和节省时间。经济增长和收入的提升，使时间变得更加宝贵。当人们越发珍视一样东西的时候，它看上去也越稀有。

　　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增强了这种认识。在强调个人成就的社会环境下，“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被再一次强化。这一观念驱使人们将时间精确到每时每刻，竭尽所能地不虚度每一分钟。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与高昂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观念。纽约人便以“分秒必争”著称，或许“分秒必争”还不足以形容他们的紧迫感；相比之下，内罗毕市民则要悠闲得多。伦敦街头行人的步伐也比利马人快上几分。总之，比起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生活节奏总是更快。而快节奏的生活必然令该环境中的人们忙碌不已。

　　当人们开始用金钱来衡量时间的时候，为了追求利益，在时间的使用上，人们便开始吝啬起来。劳动者不劳作时便会感到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没有将时间转化为利益。在一场实验中，要求两组被试收听同一首歌曲，并要求其中一组人在听歌前先计算一下他们的时薪。实验结果是，计算时薪的一组人在歌曲播放时显得更不耐烦，情绪也更差。实验负责人迪沃先生解释说：“因为这组人想尽快结束实验，去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

　　早在美国战后的繁荣年代，人们就注意到了时间、金钱与焦虑感的关系。尽管经济发展和高收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那些曾经向美国人承诺的“娱乐”的时间却变成了一纸空谈。比起100年前，人们在时间的使用上更加谨慎。倘若工作可以获得更多报酬，人们宁愿延时工作，因为多工作能让他们多赚钱，所以工作时间价值的提升也给休闲时光中的人们增添了更多压力。人们越发觉得应该更明智、高效地利用时间，或者干脆放弃休息时间。

　　焦虑的有闲阶级

　　1960年代的各种“省时”新发明，譬如搅拌机和除草机的出现仍让人觉得时间不够用，着实令人感到奇怪。原因是特权阶级的压力感增加了，这是富裕阶级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赚的钱越多，越没时间花钱，这便使有限且不可再生的时间变得弥足珍贵。

　　全球“时间-压力”数据分析显示，抱怨时间不够用的人大多生活富足殷实。2011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收入越高的美国人，越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虽然忙碌可以让人富有，但当你富有起来，你会变得更忙。

　　1970年，瑞典经济学家斯塔芬·林德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他发现，将时间用于工作获取的高收益不停地驱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休闲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做尽可能多的事，闲暇时刻，则竭尽所能地去消费和享用。“同时消费”因此应运而生。以至于，一位富翁的悠闲时光可能是这样度过的：左手巴西咖啡，右手荷兰雪茄，面前摆着法国白兰地，耳边传来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一边浏览着《纽约时报》，一边与自己的瑞典妻子打情骂俏……这样的悠闲时光想必也不会太悠闲，尤其是将休闲时光还安排利用得井井有条的人，想同时掌控并享用一切的人。经济发展催生了焦虑的有闲一族，这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

　　消费品的激增与爆炸同信息爆炸一样，让人们无从选择，使时间变得更加紧缺。如何度过闲暇时光再次令人们感到不知所措。当人们在买什么、吃什么、看什么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闲适的机会成本相应提高，更带来了压力。互联网所具有的无限的可能性更加令人举棋不定。当你有多种选择来打发时间的时候，更会感到空闲时间的短暂。而快乐时光又是稍纵即逝的。当欲望无法获得即时的满足，伴随着心中的碎碎念：我本可以完成更多的事，焦躁和愤懑便不请自来。谷歌的统计数据表明：当人们访问某个网站比某个同类网站慢250毫秒时，人们便会减少访问该网站的次数；当一段网络视频超过5秒钟未加载完成时，人们就会关闭页面。可见，当时间被精确到毫秒时，人们的每分每秒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的。

　　电子邮件和智能手机等科技新发明更使人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礼貌性地回复一封电邮的时限是24小时以内，越快越好。处理堆积成山的邮件则需要具备在不同任务间切换的能力及多任务同时兼顾的能力，但无论如何，待处理的邮件总是无穷无尽。事实上，正是多任务处理使人们感到压力重重；相反，无论做什么事，如果能专注于所做的某一件事，压力感便会减轻许多。

　　昂贵的闲适

　　时间匮乏不仅仅是认知问题，还与人们分配时间的方式有关。现代人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既改变了享乐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自己。过去20年间，上班工作最勤奋、下班又承担了最多家务的这群人，恰恰是受过良好教育、高薪的有闲阶级，他们是最焦虑、压力最大的一群人。

　　30年前，比起专业人士，低收入蓝领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更长。相比企业主，身为普通雇员的众多优势之一便是相对稳定且规律的工作时间、悠长的午餐时间及工间休憩时光。下班后的时间全在他们的可控范围之内；而企业主们虽然处于管理层，却没有固定规律的时间表，一旦忙碌起来，连享用午餐的时间都没有。然而，现如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人士的工作时间却达到了普通劳动者的两倍。当午餐时间也被高效利用起来，人们索性猫在办公桌前，一边瞄着收件箱，一边狼吞虎咽，工间短休简直成了一种奢侈。当然，这些“高效能人士”时而也会外出就餐，但移动电子设备绝不离身，仿佛时刻在提醒着自己：待处理任务远没有搞定。

　　哈佛商学院对1000名专业人士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94%的被调查者每周至少工作50小时，一半以上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5小时。1979年至2006年间，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的比例从24%上升到了28%。60%的智能手机使用者每天用于工作的时间至少为13.5小时。欧洲国家已经颁布了《劳动法》旨在扼制超时工作现象，但在英国的管理者中，10位中有4位具有美国“高效能人士”特质，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60小时以上，超时工作也不再是低效和无能的表现。

　　把时间都用于工作，自然少了“娱乐”时光。尽管1960年至1980年间，各行各业的休闲时间有了整体的提升，经济学家也发现，在此之后，不同学历人群之间的休闲时光渐生差距，出现了“闲时鸿沟”——受教育较少的劳动者往往拥有更长的休闲时间。譬如，1985年到2005年间，高中以下学历的美国男性每周休闲时间约8小时；而大学毕业的男性只有两小时的休闲时光，甚至低于1965年前的平均水平。高学历美国女性的情况也很类似，其休闲时光不仅比1965年前短，相比未完成高中学业的美国女性，她们的周休闲时光约少11小时。

　　为何会存在这样的差距呢？“闲时鸿沟”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及对低技术工种的需求已经降低，剩余的就业机会多为服务业，该领域的薪酬待遇及员工满意度都比较低，因此该部分的工作时间价值也较低，即使拥有较多的休闲时光也无令人艳羡之处。另一个原因是，受教育较少的男性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少，他们更倾向于打零工挣钱，比待业的高学历者能获得更多的职业培训和工作经验；低学历男性用于家务及与孩子共处的时间比高学历男性也更少。

　　但以上两个原因仍然无法解释，休闲时光增加后，当代高学历高收入美国人的休闲时间反而比几十年前更短了。或许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首先，高学历劳动者更享受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长时间工作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这一点对于身居高位者尤为明显。需要高投入的工作通常也会带来高回报，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地位上的。第二，谈到职业发展，如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充满了不安全感。当下缓慢的经济增长，媒体、建筑及广告等诸多行业的发展出现断层，再加上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增多，使得高薪酬、有吸引力的工作更难寻觅；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购房成本及私立教育费用也在持续攀升；人们还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所以为了退休时能够拥有足够的养老金，他们更需要努力奋斗。因此，在激烈的竞争、高昂的生活成本及足够的储蓄面前，即使是精英阶层也倍感压力，开始担忧起自己的未来，不得不超时工作，休闲时光便少之又少。

　　此外，美国几乎没有任何法规限制超时工作。同时，加班也给雇员带来了回报。超时工作常被视为忠诚于企业及高生产力的象征，其回报除了加薪和晋升，还减少了被裁员的风险。最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闲换工”，因为它的回报是前所未有的可观。值得注意的是，与“闲时鸿沟”同时存在的还有收入及消费水平上的差距。自1980年以来，大多数劳动者，尤其是低学历劳动者的工资，要么处于停滞状态，要么增长缓慢；而企业主或管理者的收入始终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便令休闲时间愈加昂贵。

　　假如闲适在19世纪被视为一种荣耀，那么在今天，即使身感压力重重，时间不等人，忙碌才是值得炫耀的。忙碌不仅成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还成为了人们竞相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

　　忙碌的美国人

　　与收入一起上涨的生活成本，下降的职业安全感，以及高付出、高回报的职业要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闲适变得越来越昂贵。但至少对于幸运的少数派，即精英管理者们来说，闲适是值得他们付出劳动去换取的。

　　当全世界都在报怨时间不够用的时候，美国在职父母的怨声总是最大的。“时间应用”数据调查揭示了美国父母时间匮乏的根源：不仅因为他们时常超时工作，还因为他们在子女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譬如，有大学学历的美国母亲每周用于抚育子女的时间比高中以下学历母亲多4.5小时左右。即使高学历母亲外出工作，该差距依然不变。高学历父亲用于子女身上的时间，与过去相比不仅有显著提高，甚至比低学历父亲多出一倍以上。以上状况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

　　既然闲适如此可贵，美国父母为何还花费大量时间陪伴子女学习、参加课内外活动呢？那些成功富有的职业人士为何不请专业人士代其完成一部分养育子女的工作呢？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美国父母认为，与包括赚钱在内的许多事情相比，抚育女子更为重要；倘若在专业人士的眼中，如今的工作时间价值比过去更高，那么花在哺育子女上的时间则更为宝贵。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高学历父母生育子女较晚，从经济上和情感上来说，他们都可以更好地胜任父母的角色，同时他们还将教育子女视为一项慎重的投资，悉心呵护和重金培养令他们觉得更有回报——虽然有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掌控一切”的母亲

　　优秀父母的标准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高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好妈妈”的标准。外出工作引发的复杂、矛盾的负疚感与社会压力迫使许多女性努力兼顾职业女性与“好妈妈”的双重身份。“掌控一切”是一个具有现代色彩的挑战。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当夫妻二人都外出工作时，母亲们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责任。尽管在科技的帮助下，现代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少于过去，但她们所从事的都是日常必不可少的工作，比如洗衣、做饭、打扫房间等等。虽然高学历男性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比他们的父辈及低学历男同胞多，但仍然只相当于女性付出的一半。而且他们所承担的要么是偶发、一次性的家务，比如锄草或维修，要么是娱乐性的，譬如陪孩子玩耍或运动。因此，设法“掌控一切”的母亲们总是感到时间匮乏，在很多事务上力不从心，其中，初为人母的职场女性的时间最不够用。

　　迫在眉睫

　　恬淡悠闲并非人人可享。有的人无所事事，便生出闲愁，有的人忙得不亦乐乎，有的人宁愿对着电子屏幕打发时间，也不愿做一些更能令他们高兴的事情，比如与亲友相聚或公益服务。当然，忙自然有忙的道理，否则人们瞎忙什么？

　　时间是飘渺和神秘的。当时光流逝远去，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它的存在，歌颂它的美好。很少有人报怨自己时间过剩，大多数人都在慨叹时光的稍纵即逝，自己将何去何从。时光虽转瞬即逝，但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而意欲操控时间的企图皆是徒劳。时间又是残忍的。当人们逐渐老去，时间总是加快它的步伐，在最后的岁月里，时间的意义和价值逐渐淡化，生活愈加平淡无奇，习以为常。尽管时间变幻无常，但足够每个人停下脚步，做个深呼吸，沉思片刻，细嗅花香；时光飞逝，但生命是漫长的，只要你不去虚度。

　　如今的人们，无论来自何方，都在奋勇地与时间赛跑，但终点在何处，似乎无人知晓。人们用时间作交易，换取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但是否值得，似乎无人想过。当人们用闲适换取金钱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意识到，有一天，他们不得不花钱去买时间。1962年，加西亚针对“工作与休闲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这道一直以来困惑人们的难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倘若某一天你拥有了片刻的闲适，不妨走出门，在一棵大树下歇歇脚，双手枕在脑后，思考一下自己的过往和未来……你应该清楚并谨记：一切成败，始终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瞬，如过眼浮云，微不足道。何不笑对一切呢？

　　蒋优/编译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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