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的儿子

　　1990年11月5日，新泽西州克利夫赛德帕克市

　　妈妈把我从床上弄醒，焦急地说：“出事了。”

　　当时我刚满7岁，穿着印有忍者神龟图案的睡衣。我习惯了黎明前被唤醒，但一般都是我爸爸叫醒我，让我在放有清真寺小尖塔的地毯上祷告。在那之前我从不曾被妈妈在半夜叫醒。

　　那是深夜11点，爸爸不在家，他在泽西市的清真寺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即使夜深人静也不回家。但他仍然是我爸爸——风趣、慈爱、热情的爸爸。早上出门前，他还再次尝试着教我系鞋带。是爸爸出事了吗？他受伤了？我不敢问妈妈这些问题，因为我很害怕。

　　妈妈抖开一张白床单——上面有蘑菇形的图案，看上去像一朵云。然后，她弯下腰将它铺平在地上。她一脸愁容，我从未见过妈妈这样。她皱着眉头说：“萨克，看着我的眼睛，听我说。赶快穿好衣服，再把你的东西放到这张床单上，将它们扎紧。你姐姐会帮你的。”但我不知道该放些什么，妈妈回答说：“所有能穿的衣服都拿上，我不知道我们还回不回来。”

　　打好包裹，我和姐姐、弟弟走到客厅。妈妈已经给爸爸在布鲁克林的堂兄打了电话——我们叫他易卜拉欣伯伯，或者只叫他安穆——妈妈同他激动地说着，左手紧紧地抓着话筒，右手紧张地扯着她的头巾。电视机正在开着，放的是即时新闻，妈妈看到我们3个正在看电视，赶紧将它关了。

　　她背对着我们跟安穆·易卜拉欣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刚挂了电话，铃声又响起，是爸爸在清真寺的朋友打来的。我们把能搬走的东西都堆在门边。妈妈在房里走来走去，一遍遍地检查她的手提袋。她带齐了3个孩子的出生证，如果有人要看，可以证明她是我们的妈妈。我的爸爸艾尔-赛义德·诺赛尔在埃及出生。但我妈妈是在匹兹堡出生的。在成为一名穆斯林之前——取名为卡迪贾·诺赛尔之前，她的名字叫卡伦·米尔斯。

　　妈妈对我们说，“你们的易卜拉欣伯伯要过来接我们。”她没说的是：犹太防卫联盟的创立者、名叫迈尔·卡亨的军队教士在纽约万豪酒店刚做完演讲就被一名持抢的阿拉伯男子开枪击中。枪手逃离现场时还打中了一位老人的腿。他钻进一辆等在酒店门口的出租车，但很快又跳了出来，开始拿着枪在大街上奔逃。美国邮政局的一名执法者刚好经过，与仓惶奔逃的枪手交了火，枪手当即扑倒在地上。新闻主播提到了一个残酷的细节：卡亨教士和暗杀者都被子弹打中了颈部，二人可能都无法活下来。

　　电视台一直跟进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妈妈在客厅里听到迈尔·卡亨这个名字，抬头看了一下电视，看到那个阿拉伯枪手的镜头时，她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那是我爸爸。

　　后来，我的爸爸活了下来，卡亨不治身亡。在纽约阿提卡州立监狱接受审讯时，他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我和妈妈也愿意相信他。美国联邦探员搜查了我们的家，搜出了一些资料。同时，当时尚未被世界所知的奥萨玛·本·拉登也捐助了爸爸的律师费。最终，法庭以非法持有武器和其他指控判处他7-22年监禁。在那些年里，有人威胁要杀死我们和妈妈，我们不得不到处迁徙，生活十分窘迫。可悲的是，爸爸的恐怖分子生涯仍未结束。

　　1993年2月26日，新泽西州泽西市

　　我快10岁了，在学校受欺侮了好几年。我可能永远也想不出为什么我总是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我好像成了一块吸引虐待的磁铁。坏小子们最新的把戏是等我去开储物柜的时候抓住我的头往门上撞，然后一哄而散。无论何时发生这种事情，校长总说他要“公平地对待各方”，所以我往往和那些坏小子一起被关禁闭。愤怒和恐惧似乎在我的心里筑了巢。今天是星期五，妈妈让我待在家里，等我克服了“心里的虫子”再去学校，我和她都把生气和害怕称为“心里的虫子”。

　　我窝在沙发里看起了电影。电影间隙，播放了即时新闻：世贸中心北楼下发生爆炸，现场有很多联邦探员，初步认定是变压器爆炸。现场一片狼籍，十分可怕。

　　数百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残骸中翻找后，发现了装载炸药的面包车残骸，改变了变压器爆炸引发事故的推测。以那辆面包车为线索，联邦调查局找出了穆罕默德·萨拉玛这名约定等我姐姐到了年龄就娶她为妻的送货人。3月4日，萨拉玛回到租赁公司报称面包车被盗，要求取回他的400美元保证金时被逮捕。

　　不久后，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我的父亲诺赛尔在阿提卡监狱协助策划了那场恐怖事件。他利用探监者作中间人，跟外面的同伙联系。其中一名同伙是他以前的导师“瞎子谢赫”（谢赫·奥玛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政府调查发现，谢赫不仅参与了世贸中心北楼的爆炸，还签署了一项更具危害性的计划，如果该计划实现，10分钟内，联合国大厦、林肯隧道、荷兰隧道、华盛顿大桥和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办公楼都将发生爆炸。

　　世贸中心北楼爆炸事件的策划人是科威特人拉姆齐·尤瑟夫。他曾在威尔士学习电子工程，在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学习过炸弹制造。他利用伪造的伊拉克护照进入美国，一被拘留就通过请求庇护得以自由出入监狱。新泽西州的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尤瑟夫交了保证金后获悉。他与其他同伙开始收集制作炸弹的材料，爆炸案发生几小时后，尤瑟夫逃离了美国。

　　1995年秋，政府最终翻译出了卡亨被杀后从我家搜去的47盒资料，确定了卡亨的被杀是阴谋的一部分，并重新调查卡亨之死和父亲在世贸中心爆炸案中的角色。

　　我爸爸仍然坚称他是无辜的。我愿意相信他，而妈妈已经不愿相信他了。爸爸对妈妈大喊自己是被陷害的，并命令她给法官写信，打电话到巴基斯坦，去埃及大使馆。然后问她：“你都记下来没有？”妈妈平静地回答：“记下了。”

　　10月1日，我的父亲跟“瞎子谢赫”和其他8个人共同受到的50项指控中的40项罪名成立，后来，他被判终生加15年监禁，没有假释。

　　在新一轮的定罪中，我们曾见过父亲一次——在纽约的大都会惩教中心。妈妈为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感到担忧和恐惧。直到那时，爸爸仍然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走过来拥抱妈妈时，妈妈第一次挣脱了，她说她觉得自己要吐了。很多年里，妈妈都尽力安慰我们说爸爸爱我们。但她也记得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那次，她自己在内心已经放弃了。

　　爸爸辗转于全国各个戒备森严的监狱，我们即使想去看他，也付不起路费。妈妈只有钱支付爸爸打来的付费电话，而我并不想跟他说话，他总是说着相同的话：“你祷告了吗？你对妈妈好吗？”而我想对他说的是：“爸爸，你对我的妈妈好吗？你知道她一直以泪洗面吗？”但是，因为我很怕他，我当然不敢这样说。我不停地将连着话筒的线绕在手上，越缠越紧，因为我只是希望这样的对话停下来。

　　我妈妈也希望这样的对话停下来。她要求离婚。我们都改变了姓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人四处迁徙，甚至在埃及短住过一段时间。最后，我们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18岁时，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交了一些新朋友，开始会欣赏来自不同背景的人。

　　我始终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使我的父亲走向恐怖主义，并为我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而感到厌恶。很多年后，我才将对他的所有恶行的全部恐惧内化掉。此前，我的心里充斥着恐惧、愤怒和自我嫌恶，我不知所措。

　　现在我了解了，父亲这么做是有原因的，蓄意杀人的恨来自于教唆和强行灌输。它是一个谎言，一个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谎言，也是一个我爸爸选择相信的谎言，一个我的爸爸希望能继续传递给我的谎言。但是我拒绝被这些恨充斥内心。他无法阻止我跟那些他所妖魔化的人交往，因为我发现他妖魔化的人是我所关心的人和关心我的人；而他是偏执的，偏执会让人失去判断力并造成情感缺失，我拒绝偏执。

　　我的妈妈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从未动摇，但她像大多数穆斯林一样，并非狂热之徒。18岁时，我告诉她我不再以宗教或其他任何理由去任意评断一个人，无论是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还是同性恋者，他们都有存在的权利，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妈妈听了我的想法，点头称是，并说出了我认为赋予了我巨大力量的一句话：“我厌烦了憎恨他人。”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即使学到的是恨，也可以选择去宽容，去同情。

　　我仍然很想念我的爸爸，但我不能摒除某些遗憾和罪恶感。一想起那个我曾叫爸爸的人正在坐牢，他知道我们已经因为恐惧和耻辱而改变了姓名，我心里就很难过。我经常收到伊利诺伊州马里昂市联邦监狱发来的电子邮件，说我的父亲想跟我通信，但我没有同意。

　　卡亨教士之死不只源自憎恨，而是比暗杀更严重的原因——我的爸爸想关闭犹太教礼拜堂，让人们都来膜拜安拉，而他的所作所为只给穆斯林带来了更多的耻辱，使穆斯林都受到牵连和怀疑，并引起更多无意义的、可鄙的暴力行为。

　　我不再跟父亲说话的一个好处是，我不再被动地听他自鸣得意地谈论发生在2011年9月11日那天的事。他肯定将双子塔的轰然坍塌看成伊斯兰教的伟大胜利——甚至看成他和“瞎子谢赫”、拉姆齐·尤瑟夫阴谋的实现。

　　2012年4月，我给200名联邦探员作了一次演讲，那是一次超现实的经历。负责这次活动的探员听说我在他儿子的学校里所以请我去做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有点紧张。我依旧讲着我自己的故事，用我自己来证明我们可以对仇恨和暴力的声音充耳不闻，而是选择和平。

　　演讲结束后，我与探员们握手交流。他们的言语很礼貌，握手都很有力。同我握手的一位女探员很明显刚刚哭过。她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是调查过你爸爸案子的探员之一。我总在想，艾尔-赛义德·诺赛尔的孩子们现在怎样了？我一直担心你们会重蹈你父亲的覆辙。”

　　我为我的选择感到自豪。当我说我对爸爸的极端主义的排斥拯救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时，我的姐姐和弟弟也是这么想的。

　　“艾尔-赛义德·诺赛尔的孩子们现在怎样了？”对于探员的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回答：“我们现在不再是他的孩子了。”

　　萨克·易卜拉欣/文 韦盖利/编译

　　[编译自澳大利亚《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