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的声音

　　帕梅拉·帕普斯特是一位刑事辩护律师，也是一位盲人，然而她因此常常比其他人看到得更多。

　　德国柏林莫阿比特刑事法院的法警们神情紧张。被告是个瘾君子和精神病人，马上就要被带进来了，没有人知道他的精神状态如何，是否会发疯。然而帕梅拉·帕普斯特平静地说：“不会发生什么的。”她是被告律师。

　　瑞奇走进大厅，在防弹玻璃墙后的被告座位上坐下。24岁的他吃了药，表现得很平静，甚至在帕普斯特向他问好时微笑了一下。“您好，您身体好吗？”帕普斯特友好地问，同时透过玻璃墙的缝隙向他伸过手去。瑞奇握住她的手，告诉她，他口渴了，想要一杯水。帕普斯特将之告诉法警。

　　瑞奇被控的罪行十分严重。他被指在柏林施潘道区袭击了一个男人，抢了他的钱，身上带有一把刀作为武器。他一共抢到了50欧元，并要求受害人将手机交给他（最后没有得到）。“我的委托人想就指控作出陈述，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在控诉词读完后，帕普斯特用坚定的语调说。瑞奇点点头，说出他之前和律师协商好的话。两位证人发表了意见，其中包括受害人。案件一目了然。

　　帕梅拉·帕普斯特还从没数过她已经辩护过的骗子、暴徒和小偷数量，也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位36岁的女士是一位盲人，也是德国第一位先天性全盲的刑事辩护律师。

　　“作为一名律师，有时候看不到自己的委托人其实很好，这样我就不会因他们的外貌而产生偏见了。”在审判开始前她这样说道。为此，她需要比双眼正常的同事更加仔细地倾听。“从声音中，我常常可以听出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

　　但是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她又依赖于双眼所见。当法官格雷戈尔·赫尔普要求诉讼各方来到法官座席前，看展示被告所住公寓内部情况的照片时，帕普斯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而坐在她旁边的安奈特·米勒站了起来。

　　47岁的米勒没有穿律师长袍。如她自己所说，她是“帕普斯特女士的眼睛”。证人被问讯时，米勒看着文件，让她的老板注意到陈述中的矛盾之处。这次也是她看着照片，仔细地将里面糟糕的景象描述给帕普斯特：一栋充满垃圾的公寓，厨房中摆放着发霉的食品；到处都是敞开的利乐包装盒，显然是作为厕所使用的。

　　米勒已经为帕普斯特工作6年多了。那时她刚刚失业，从就业信息服务中心得知了这一工作职位。服务中心的人和她说，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办公室文书工作，她还必须不时和某人出庭或走进监狱。就这样，她成为了这位律师的陪同。

　　两人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每年都有约400位委托者前来问询。就连那些监狱中的年轻小混混也认为，帕普斯特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律师。也许正是因为她的残疾，她总是想比视力正常的同事付出更多。

　　第一个审判日过去了。帕普斯特在她的委托人被押走时抚慰他的情绪。她向他微笑，分别时先伸出手，她一直都这样做，是因为她看不见对方向她伸出的手。然后她脱下黑色长袍，把它叠好，塞入背包中，拉直她的黑色西装裤和白色衬衫的领子，拿起盲人手杖。“米勒女士，我们可以走了。”她说，然后挽起助理的手臂，步履坚定地向门口走去。

　　帕普斯特已经熟识这座刑事法院20年了。她上中学时就在这里实习过，深深着迷于那些无尽的走廊和两旁敞亮的大厅。她将每一层都如同迷宫一样储存在记忆中，从未走错过。在高层延伸下来的楼梯通往的巨大门厅中，帕普斯特停下来，闭上了眼睛。“这里的氛围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在教堂里一样。”她喜欢她的职业，喜欢潜入陌生人的生活中帮助他们。

　　在看到这位盲眼律师和她的助手时，大部分委托人都惊奇不已。“我总是说：您请了一位女律师，而现在有两位美丽的女人站在您的面前。”帕普斯特说。这能有效调节气氛，放松紧绷的神经。当她顺口说出“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的话时，委托人总是显得很糊涂。在他们看来，她根本看不见。帕普斯特说：“我必须向这些人解释，盲人也可以和视力正常的普通人一样使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我也能看见，只是以另外的方式。”

　　她能了解到，她的委托人是信任她，还是相对犹豫、迟疑。从手的温度就可以看出他是否生气或紧张，声音中的颤动或是失误的表达意味着不安的情绪。“我不是测谎师，但我能听出一个人的感觉。”她说。

　　在法院对面的咖啡厅里，两个女人点了咖啡和三明治。在多年的合作之后，她们仍然和对方使用尊称“您”。“这是出于尊重，”帕普斯特解释道，“也是因为‘你个混蛋’这种话比‘您个混蛋’容易说出口得多。”

　　米勒这样说起帕普斯特：“她是个非常乐天，非常坚强的人。”这些年来，她还从没见过帕普斯特心情不好。她还记得有次，成功说服帕普斯特去汉堡远足后，两人登上圣米歇尔里斯教堂的塔楼，一共爬了453级仿佛没有尽头的台阶，在塔顶调整好呼吸后，一起哈哈大笑。

　　帕普斯特说起她的父母。她的母亲有时会给她涂指甲，父亲有时会去她的办公室接电话。她的办公室就位于父母的房子里。她也在那里长大。中学的时光是最难熬的。她不想去马尔堡上盲人学校，而想在上完一所普通的小学后去文理中学学习。

　　她获得了许可，但是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帕普斯特说，她因为成绩好而被班里的同学欺负。他们叫她“瞎蠢妇”，给她使绊子，或是在她脸前打燃打火机，因为他们不相信她真的看不见，只有在家里时她才感觉到安全。

　　大学时，她是全年级唯一的盲人。上讲座课时，她将听到的所有东西都打进笔记本电脑，把学习资料录进磁带里，这样她可以长久地听，直到能够熟记内容。国考时她可以带个读题人进入考场，但这个人不能是法律专业领域的。帕普斯特非常努力，甚至出现了不少白头发。最终，她成功通过了考试。

　　第一次申请进入一家律所时，帕普斯特就大失所望。老板让一位员工转告这位盲人律师：“这里又不是福利院。”而这位员工和帕普斯特谈了很久，现在他成为了她的丈夫。

　　帕普斯特说，她更想成为一名刑事法官。但是德国联邦法院一项愈25年之久的规定——法官必须能在刑事诉讼中看到被告和证人——禁止了她的梦想。

　　律师威利·施沃尔是帕普斯特的导师。帕普斯特中学时期第一次在一家律所实习时，就是在施沃尔门下。这位现今73岁的老人知道她想成为刑事法官的人生梦想。“我完全相信她会努力抗争，颠覆联邦法院的规定。她非常有雄心壮志，几乎可以说有些狂热。”

　　帕普斯特正是在施沃尔的律所发展了这种雄心。那时她才11岁，她的母亲需要请一位律师，施沃尔很快就为她们口述了一份控诉书。他说到了委托人和被告等词，这种语言让帕普斯特着迷。15岁时，帕普斯特申请在施沃尔那里实习。“申请里面可是一个字儿也没提她是盲人。”她无法整理文件资料。“我每天都带她进法庭，她总是拿各种问题对我进行狂轰滥炸。”施沃尔笑着说。自那以后，帕普斯特的每个寒暑假都是在施沃尔那里度过的。

　　对瑞奇的第二个审判日开始了。今天就要下判决了。帕普斯特注意到，她的委托人很激动。一位鉴定人说，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可能继续犯下其他刑事案件，应将他送入一家精神病治疗机构。这让瑞奇很不安。“我没有生病！”他大喊。帕普斯特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然后开始陈述，总结案件，凭记忆援引法律条文。她不想自己的委托人无限期地在精神病院里生活，因为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对自由的最严重干预”。她要求实施正常的刑罚。

　　法官格雷戈尔·赫尔普宣布被告无罪，但要求其进入一家精神病医院。帕普斯特提出了上诉。“我的委托人有权重新接受审判。”她说，随后脱下黑色长袍，拿起盲人手杖，挽起安奈特·米勒的手臂。

　　卡特琳·比绍夫/文 丁成/译

　　[译自德国版《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