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韩国领养儿

　　自20世纪6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韩国孤儿被美国父母领养。身处异乡，他们既不能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环境，也不懂得韩国传统文化。国际领养给年幼的韩国领养儿带来无限的心灵创伤，由于不堪忍受内心的煎熬，在长大后，他们纷纷选择回到韩国，结成联盟，共同遏制韩国国际领养的热潮。

　　劳拉.克隆德的左前臂纹有“K85-160”字样的纹身，这个纹身对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9个月大的时候，克隆德被她的韩国生母遗弃在首尔的一个警察局里。警察把她送到了当地的霍尔特儿童收养所，在这里克隆德有了自己的编号——K85-160。那时正值1985年后的第二个星期，她成为了霍尔特儿童收养所的第160位孤儿，随后她又成了那一年从韩国送到海外的8800名幼儿中的一员。韩国是国际领养儿童数最多的国家，在过去的60年里，约有20万韩国孩子被15个以上国家的家庭领养，绝大多数都被送到了美国。今年30岁的克隆德在谈及过去的经历时说道：“我当年是一个戴着眼镜穿着体恤衫的胖女孩儿，有时感觉自己和监狱里囚禁的犯人没什么两样，都被编成号码。”

　　在威斯康星州长大的克隆德于2011年回到了韩国，笔者于去年2月份和她及她的3位朋友见了面，他们都曾被美国人领养。我们在首尔弘大区的一家餐厅里一起就餐，约有300名被领养人返回韩国居住在此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会说韩语，对韩国文化和历史了解得并不多。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回来了，希望找到和韩国，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及其他被收养者之间的某种联系。

　　那天晚上，克隆德和她的朋友们点了一桌韩国美食：石锅拌饭、泡菜汤及韩国葱油饼（葱花饼）。在坐的所有人都是“韩国领养互助组织”（Adoptee Solidarity Korea，也称为ASK）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2004年，最初是由一些倡导政治改革的30多岁的韩国女性被领养人发起的读书小组，后来她们开始探讨为什么韩国的单身妈妈会在重重压力之下遗弃自己的孩子，90%把孩子送人领养的母亲都是未婚的。该组织的成员还经常在街上发传单，宣传“坚决反对国际领养”的理念。

　　如今，ASK的规模不断壮大。该组织的成员通过游说立法机构，发起了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政治运动，成为了反对国际领养运动的领头羊。克隆德说：“虽然在短期内韩国不会下令禁止国际领养，但我们希望不会再有更多的韩国儿童重蹈我们的覆辙。”

　　国际领养盛行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全面爆发，以美军为首的多国军队大踏步迈入韩国。战后遗孤数不胜数，而大部分都是混血儿，他们的父亲大都是“白人大兵”。他们中有些人失踪，被送到了孤儿院或被遗弃了，他们的父母是谁，是否还活着，无人知晓。由于害怕家人受到社会的歧视和谴责，很多母亲只得选择遗弃了她们的混血孩子。

　　到了20世纪60年代，韩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离婚和青少年怀孕率急剧升高。贫困的单身母亲带着孩子艰难度日，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济。于是，大批孩子被送至孤儿院，他们也成为日后主要的国际领养对象。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随着堕胎合法化，可供领养的婴儿数量则大幅下降。随后，韩国政府颁布了《特殊领养法案》，并开办了4家领养机构，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多数领养材料都是虚假的。亲属往往在孩子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将孩子送到领养机构，而工作人员也往往不负责任，常常不核实情况就擅自收留儿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领养儿童在韩国变成了一项可观的生意，给领养机构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收入。韩国政府也从中得到了好处，每促成一宗国际领养，政府就减轻了抚养一个孤儿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到了1985年，也就是克隆德来到美国的那一年，韩国成为全世界被领养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被国际领养的孩子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让人不安的水平，平均每天有24个孩子被送出韩国。由于当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一持续增长的数字就越发让人感到震惊。那一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第20位，仅次于瑞士，而且在以后十年中继续保持着增长势头。美国广播公司1988年对汉城奥运会进行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刚实现民主体制的国家，那里高楼林立，新建的高速公路蜿蜒绵长，但韩国人却对“输出婴儿”一事三缄其口，不少发达国家对韩国人通过国际领养提高本国经济的做法嗤之以鼻。

　　后来，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韩国政府承诺将减少国际领养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向那些认养了孩子的韩国家庭提供补贴和额外的医保福利，但是政府却在帮助那些自己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方面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援助。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开始从世界各地收养孩子。虽然1990年只有7000名儿童被美国人收养，但是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3万名，被领养的孩子分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危地马拉、韩国、乌克兰、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及其他几十个国家。

　　融入

　　“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歧视，”克隆德对我说，“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社会中的白人家长，在孩子跨出家门后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除了钱，还有许多别的问题。”

　　在劳拉.克隆德幼年离开韩国前，她被寄养在一户人家里，在那里她拉着大人的手蹒跚学步。她能叫“omma”（妈咪）并能听懂其他一些韩语。随后，在她过完自己1岁生日的第9天，她便在霍尔特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一架大韩航空公司的客机，飞越6500英里来到了芝加哥奥黑尔机场。

　　威斯康星州的富兰克林地区是以白人为主的密尔沃基市的郊区，克隆德在这里的一所教会学校上学。在学校里，她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嘲讽声：“为什么你的皮肤那么脏”，“你看上去像一个黑色的芭比娃娃”，“你是不是摔倒在泥坑里了？”克隆德的养父母对她呵护有加，她说：“他们真的很爱我，但他们并不知道种族在我的生活中有多重要。父母告诉我他们看不出肤色有什么不同，但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美国社会开始鼓励家长和孩子公开谈论认养问题并鼓励家长学习孩子祖国的文化。一些美国父母还报名参加了“故国游”，亲自游览韩国。或把孩子送去参加“韩国夏季文化营”活动，这些被美国人领养的韩裔孩子们聚集在明尼苏达或加州的丛林里学习韩语字母，随着韩国流行音乐翩翩起舞并学习跆拳道。

　　克隆德一家偶尔会和其他领养了韩国孩子的朋友一起聚餐，他们还参加了在芝加哥举办的野餐活动。克隆德对这种活动的感受喜忧参半，那里的佳肴可口怡人，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韩国女子美丽动人，但她却不认同自己是韩国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我的文化，但我却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穿那种传统服装和梳那样紧紧的圆发髻。”而且虽然她从小就认识另一个被领养的韩国孩子，但到了青春期时，克隆德却有了“不想和领养儿有任何牵连”的想法。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上大学期间，克隆德找到了一群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加入了“多元文化学术联盟”。在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她在明尼苏达州的麦克莱斯特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向少数族裔和女性团体提供咨询服务，并代表学校处理性侵问题。克隆德和父母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我知道我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因此他们很容易就把我的意见看成是‘乱发脾气’而不加理睬。”她说。

　　从8年前开始，克隆德不再和养父母说话。她的美国妈妈伤心地说：“我对她充满了歉意，但我不了解她的感受，无法和她沟通，也无法让她向我敞开心扉。”

　　归来

　　2010年夏天，在克隆德26岁时，她来到了首尔，和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名被领养的韩国人参加每年一度的“大团圆”活动。他们吃在一起，喝在一起，有些人还在深夜结伴一起回到酒店的房间。他们简单介绍了各自在美国的生活，讲陌生人夸他们英语说得好等等。

　　从韩国回到美国后，克隆德一直对搬到一个没有朋友，没有工作，言语不通的国家感到担忧。但她最终还是决定辞掉工作，和自己深爱的男朋友道别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韩国。如今，首尔已经聚集了数以百计回国的被领养者。“全球海外被领养人联盟”目前是韩国规模最大的被领养人组织，旨在帮助回国的被领养人更好地适应韩国生活。该联盟帮助被领养人联系语言学习班并组织各种活动。最重要的是，该联盟成功说服了韩国政府向被领养人签发F-4签证，这种签证允许他们无限期在韩国生活和工作。现在，被领养人还可以申请双重国籍。

　　与许多回国的被领养人一样，克隆德刚来韩国的前几天住在了“KoRoot”。这是首尔一家只向被领养人提供食宿服务的宾馆，有廉价的住房和公共食堂。这家宾馆是由金度贤和他的妻子孔俊爱管理经营的。在这所两层高的砖石结构建筑里，金度贤鼓励刚来的人不仅要了解首尔，还应该想想与此相关的政治问题。

　　2008年，金度贤与ASK一起努力推动韩国政府修改领养法以减少海外领养。他们向韩国政府进行游说，反复修改修正案中的文字，而且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们在一所政府办公大楼里安置了一件由写着6万件用墙纸做成的被领养人的标签组成的艺术品。

　　2012年8月，他们成功推动韩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领养法的修正案，对海外领养活动加以限制，这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现在，女性在把孩子送去领养机构前必须先接受咨询，并要等待7天的审理期。所有的领养过程都要经过法院进行登记，这让那些常常无法和自己亲生父母取得联系的被领养人有了一个寻亲的途径。该修正案在韩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领养已出现下降趋势，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一直徘徊在每年1000人左右，在2013年则下降到了263人。

　　对于上述组织的成员来说，他们的努力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韩国国界。2010年海地发生地震后，ASK负责人郑敬娥公开警告海地出现的国际领养问题：为了赚取巨额利润，父母依然健在的孩子被不法分子假冒成孤儿，送往领养机构。最近，郑敬娥同来自越南，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的被领养人一起谴责美国国会简化国际领养程序的议案。他们指出该议案并没有征得被领养人人群的意见。

　　去年2月份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晚上，十多位被领养人聚集到弘益烤肉店。在餐厅里大家热烈交谈，屋子里弥漫着烤肉产生的烟雾。这样的晚上是生活在韩国的被领养人雷打不动的节目，先是吃烤肉和石锅拌饭，再到酒吧里喝烧酒和啤酒，然后再换一家酒吧，最后到歌厅里唱歌，一直玩到凌晨3、4点。那天晚上参加聚会的人们分别来自美国加州，犹他州，纽约及麻省，他们已经在韩国各地生活了6到10年。其中有些人对国际领养这一问题持中立态度，比如本杰明·豪瑟称：“我知道国际领养会造成潜在的问题，但是我也了解一些正面的例子。”今年36岁的豪瑟自2004年后一直在韩国生活，目前是一家英语学校的管理人员，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韩国被领养孩子的历险记。与很多被领养人不同，他还记得自己幼时在韩国的生活：在被罗切斯特市的一对夫妇收养前，他在一个寄养家庭里生活了5年，还在一间孤儿院里生活了两年，他的养父母后来又领养了两个韩国孩子。

　　在高中即将毕业时，他的养父母问他毕业后想去巴黎还是首尔玩，他选择了巴黎。戴着一个小耳环，留着伸向几个方向直发的豪瑟说：”我是被当成一个美国人养大的，我的养父母是白人，我不认为自己是韩国人。“在回到首尔前，他从没有交过亚裔女友。

　　十年前，当他在奥尔巴尼的奥的斯电梯公司做经理时，他以为这份工作要一直干到退休。他记得自己在孤儿院时的目标是回到奶牛场——他曾和自己的韩国家人生活的地方。但是他担心寻找自己的韩国根会辜负自己的养父母。

　　《被领养的群体》一书的作者埃莱安娜.金说，这是在被领养人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担忧，他们往往不敢直面他们的养父母，不管是说要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回去看看自己的出生地还是批评这种领养制度。而豪瑟的养父母并没有感到不高兴。他的养母苏珊·豪瑟对我说：“我最担心的是他受到伤害，但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事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当我在首尔问几十个被领养人是什么吸引他们回到韩国时，不可避免地，话题总会转到是什么又促使他们离开上。对很多人来说，在首尔的生活经历既有热情的亲密感又偶尔会感觉很生疏。

　　36岁的洛弗尔是小学的英语老师，她还是一名正在制作一部被领养人返回韩国纪录片的在读研究生。她在麻省的伊普斯维奇长大，已经在首尔生活6年了。她比很多被领养人多一个优势：能说一口漂亮的韩语，这让她更有归属感。但是，和所有被领养人一样，她必须进行自我调整来适应不同的文化习俗，包括韩国人善意的唐突语言，特别是对女性说的话：你多大了？你结婚了吗？你累了吗？你为什么不把妆化得浓一点儿？

　　洛弗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愿意在韩国生养孩子，因为这里的学校竞争极为激烈。此外，许多女性告诉我她们可能离开韩国，因为韩国男人不浪漫。男性被领养人可以比较容易应对这些问题，他们比韩国本土长大的男性更有阳刚之气。

　　洛弗尔是我听到的少有的交上韩国男朋友的女性被领养人。她的男朋友是搞音乐的，他告诉她，自己不是一个典型的韩国男人。劳拉·克隆德也发现，性别的不同深深地印刻在日常生活中：当女性被领养人穿上笨重的鞋子或自己在商店里拎着购物袋时常常会被认为像个男人婆，这种形象和穿着高跟鞋、短裙，及细心化好妆的韩国女性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人还认为女性在公众场合抽烟没有女人味。而且，如果有工人到女性的屋子里来修理东西，他们往往要求和男主人说话。洛弗尔说：“在美国我感觉到我的肤色与众不同，在这里我感觉到了性别的差异。”

　　对很多被领养人来说，文化差异往往成为他们在韩国碰到的最大挑战，这使他们产生了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感觉：既不是完全的美国人，也不是完全的韩国人。他们认为人类应该分为黄种人、白种人，黑人及被领养的人。如何解决韩国当下存在的国际领养问题？国际领养人应该坦诚地对自己的孩子讲述一切，告诉他们自己为何要领养他们，又是如何爱护他们的。作为被领养人，则应该在追根溯源的基础上给予养父母更多的理解。

　　麦吉·琼斯/文 蒋欢/译

　　[译自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