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精神不能少

　　中国经济就如中国股市，失去契约精神的股市就是一头“疯牛”与“假牛”，这个“牛皮”早晚会被吹破。要想成为一头“真牛”，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回避不了的基础性问题——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契约精神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落地。

　　中国股市经历了半年多的逆势狂涨，终于扛不住崩盘了。股市的崩盘造成了股市25万亿的蒸发，广大股民辛苦半年多挣的银子又吐了回去，借高利贷炒股的人难免要去寻短见。在股民们悲愤之余，有谁能想到股灾的真正原因何在？有人说，此次股灾与一批国企权重股大规模套现有关，是的，这可能是直接原因之一，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继续深究，政府在年初就开始暗中推动牛市，据说是为“深化改革”筹备资金，从而演绎了这场“经济下行，股市上行”的大戏。正常情况下，股市应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盈利，股民靠上市企业股票增值而获利。这是非常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契约精神的。可是如果背离这个原则，从初衷就是为了圈钱，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就明显背离了契约精神，自然就会得到资本市场的报复。更糟糕的是破坏了契约精神赖以形成的市场土壤。

　　什么是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约精神有几个重要观念：

　　自由的观念：契约成立的首要条件就是当事人是自愿缔结的。

　　平等的观念：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是契约发生的首要前提。

　　权责对等的观念：契约是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相互让渡。

　　利益的观念：利益是缔结契约的一般动机。

　　诚信的观念：契约产生诚信，诚信维护契约。

　　规则的观念：规则是一种契约。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契约发展的历史。而创造辉煌政治或商业文明的国家，无一不是契约精神的楷模。西方商业组织以及商业活动起源于17世纪初，一些商业组织的雏形在古罗马与中世纪的西欧已经出现了。后来在英国和荷兰开始出现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与商品交换。市场交换是一种自主的、自由的交换，就是不同的主体，他们各自自主地进行他们自己的产权和别人相交换。如果没有财产权利明晰化的话，它不可能有契约的基础，也不能有公司的产生。而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是从文艺入手，孕育了西方现代美术、文学、音乐等，但其真正的意义是形成了一场思想运动，从此在欧洲打破了西方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发育出资本主义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运用到商业方面，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即平等缔约的前提是人的平等，让出身、门第、等级都不再成为衡量人的标准，人的价值受到肯定，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受到鼓励。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思想基础，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甚至更直白地的说，它是动物进化成人类的一种标志。可是当下在中国有契约精神吗？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中国传统社会为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导致人们构成了以家、族、宗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不流动。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人也不倾向以个体为单位独闯天下，而是以群体为单位的，举家迁往一地。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中，用于避免欺诈的契约显得有些多余，自然也就不用立约。

　　众所周知，人要想行骗，就一定要远走高飞，否则，要么无法面对，要么束手就擒。可是为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就跑，在农业社会里实在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付出太高的成本。中国有一句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诚信与长久而固定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现代企业制度与契约精神

　　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石就是契约精神。它是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规范和完善的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重点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一种新型的企业制度。包括现代企业的产权（法人）制度、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等。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公司制企业，在公司制企业中有三个重要平台：股东、董事会、管理层。他们之间的关系为：股东对董事会的委托、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委托这样两层委托关系。这种制度安排的实质是在寻求效率与公平的一种平衡。

　　因为经过人类的长期摸索，发现只有在形成这种委托关系时，商业活动的效率才是最大化的。在这种效率最大化的同时，要给股东（出资人）、董事会（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以不同比例的回报，当然这种回报的公平性是在各层级间的不断博弈中逐渐趋于合理的。

　　介绍西方契约精神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重点是介绍它产生的大背景，是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这套东西传入中国后，显然是很大程度地变形了。变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发展大背景与西方不同。

　　我们注意到，最近100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与2000年的封建社会相比，还是小头，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中国社会受封建主义的影响还甚大，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大背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缺乏契约精神，引入的现代企业制度产生变形，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国美为什么一定要姓黄

　　封建思想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影响有一个特别深的地方，就是他们把封建的“君权”思想引用到了企业里面。一旦什么人创立了什么公司，特别是当公司做得比较有规模时，这个公司就打上了这个人的个人标记。这是与西方公司的概念很不相同的地方。像著名的美国GE公司、IBM公司，不去认真查的话，已经很难了解谁是创立者了。即便很新的公司，英特尔、微软现在也与创建者没有什么关系了，苹果公司随着乔布斯的去世，也会很快失去乔布斯的色彩。他们更看重的是那个企业是否能长久地生存下去，而随着股权的更迭，至于谁创立的，谁控股的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

　　而我们中国不行，一定要说某个公司是谁谁谁的，如果所有者变更，似乎大家都觉得不对劲。这在2011年国美公司“黄陈股权”之争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国美公司是黄光裕创立的，也是他一手发展大的。后来国美兼并了陈晓的“永乐电器公司”，黄光裕亲自任命陈晓为国美董事兼总裁。在黄光裕出事入狱后，陈晓自然就升任国美董事长，由此“黄陈股权”之争拉开帷幕。

　　我们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说，整个案子陈晓没什么错，既然他做了董事长，他就有权按照他的发展思路去做，拉战略合作伙伴进董事会，去除黄家的势力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一切操作都是合法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举动违反契约精神与现代企业制度。可是就在陈晓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最终陈晓意外出局了。其实陈晓输的原因也很简单，就输在社会舆论上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一边倒地同情黄光裕，反感陈晓，认为陈晓是“谋权篡位”“抢夺了别人的江山”。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就真成了压垮陈晓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时的国美早已是上市的公众公司了，黄光裕只占公司35%的股权，只是大股东身份（不是控股股东），其他65%股权掌控在其他股东（包括公众股东）手里，理论上说，国美公司已经不姓黄了。只是我们国人的思维惯性觉得国美还是黄光裕的，其实从黄光裕选择走现代企业制度之路时起，或者说从上市那一刻起，国美已经不是黄光裕个人的了。此时，如果董事会经过公平的投票，决定由其他可以带领国美走向新的辉煌的人担任董事会主席，并且依法增减董事会成员，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案子如果在西方，可以断定最终结局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就因为是在中国，就一定是这个结果。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谁创建的企业，那就永远是他的“帝国”，他就是“皇帝”，他死了，也应该他儿子接班。如果外人接了这个企业，那肯定是大逆不道了。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在以这种模式在进行着交接班过程，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企业。我们不是反对儿女接班，而是在考量是不是按照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以及继任者能否以真实能力接班来看待这个问题。假如按照中国这种接班模式，西方很多著名企业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失去契约精神，改革开放难以为继

　　欧美家族企业转为现代企业的这些案例是非常说明现代企业制度与契约精神精髓的，与国美“黄陈股权之争”案子相比，其中的巨大差距大家都应该看明白了。通过这些例子，我们也可以推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学习了西方许多先进的东西，使我们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好的一面。可是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学到的更多是外表形式上的东西，对于别人的精髓到底学了多少，就很难说了。

　　如果认真说起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前面所说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对过去封闭的计划经济的强烈反弹（前几十年被压抑的能量的释放）所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早期廉价劳动力、低附加值制造业市场的转移，以及对环保的巨大透支带来的。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必须要严肃地反思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忽略人文的基础，而单纯地发展经济吗？说得再直白点，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学习西方发展了近200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契约精神与现代企业制度。我们有可能把这些基础都不要，就把资本主义的方法拿来套用吗？中国股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失去契约精神的股市就是一头“疯牛”与“假牛”，这个“牛皮”早晚会被吹破。要想成为一头“真牛”，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回避不了的基础性问题。

　　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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