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小如鼠的那个人

　　胆子小的男人比较可笑，比如像杨光标吧，动不动就脸红了。在一起玩的人如果谁说他的钱丢了，先不管钱多钱少，他马上就会有反应。就像他身上猛不丁地爬满了蚂蚁，不自在，不适，肢体扭动，脸随之也通红了，手心出汗。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杨光标不是小偷，他哪会偷东西呢，可他就是这样，凡事只要没弄个水落石出，他在潜意识中都会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当然也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害怕别人会怀疑上他，有没有怀疑不知道，反正先就心虚了，想洗清自己又不知如何洗。有一句俗语说得好，没抓住小偷之前，人人都有嫌疑。因为有这个毛病，我们便经常折磨他。有事没事突然就有谁大呼小叫着说他的东西丢了，大到钱包，小到钥匙串。我们一边假装张罗，一边打量杨光标。他那种窘迫的样子让我们开心极了，我就不明白别人丢了东西跟他有毛关系啊。小时候这类玩笑开得多了，大家竟都对他有了怜悯。年龄稍大后我们都很同情他，克制着不光不开类似玩笑，甚至谁真丢了什么东西只要有杨光标在场，人家也会忍着不张扬。我说的这些事发生在从前，我们这些人都是马坊街的孩子。

　　要说呢，杨光标没考上大学，他娶了街南头那个残疾姑娘罗娇娇。罗娇娇我们小时候都认识，大家老欺负她，我们有事没事总往她家的屋顶和院子里扔瓦片。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扔瓦片既是恶作剧，其实小孩子的潜意识中也有调情的意思在里面。罗娇娇虽是残疾，人却长得漂亮，皮肤白，一笑露出俩酒窝。坏就坏在腿上，因为得过小儿麻痹症，腿就瘸了。但是罗娇娇又好强，坚决不用拐杖。如果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身体好歹能得着平衡。不拄拐杖就只能一歪一斜地走路，半边肩膀耸着，另一只肩膀像鸡啄米那样猛地往下挖，难看死了。罗娇娇却不这么看也不这么想，她心里还把自己当正常人，所以不要拐杖。结婚后夫妻俩开了个杂货铺，叫光标小店。卖些油盐酱醋之类的小物品，挣点小钱度日。那段日子勉强过得去，街上星罗棋布到处都是这类小店子，人们顺脚走进哪家是哪家。可是没多久，开始有超市出现了，超市以前只在大城市才有，在县城出现是后来的事。顾维军也是我们以前的玩伴，当年这家伙老丢东西，害得杨光标经常脸红。他上过邻县的一所中专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当老师，又转到行政上。超市逐渐在县城冒头的时候，顾维军刚好在马坊街道办事处当书记。

　　那天顾维军找到杨光标，授意他开个超市。门面就在光标小店隔壁，利用街道酱菜厂废弃的仓库重新装修，面积宽敞。酱菜厂倒闭了，不过它还是街道上的产业，那些遗留的资产顾维军能够当家作主，他有权支配。于是他说，“杨光标啊，你就做吧，带头做个超市。超市的名字我都给你起好了，现成的，就叫光标超市。我们谁跟谁呀，发小，老同学。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有事没事我全力支持你。”

　　多好的事啊，但是杨光标老实，胆子又小，不敢接手。他想了三天三夜，然后跟顾维军回话说，“我还是开我的小店吧，发不了大财，开着安心。”

　　杨光标不敢接手，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他不愿意背负大笔银行贷款，他有老观念，欠着别人——哪怕是银行的钱也会吃不下睡不着。另一个原因是顾维军，他当然不会白白为杨光标提供便利，明说了吧，他也要求入个干股。顾维军不干活不出资，却要在超市里占到很大一部分股份。杨光标不能理解，这里面的水太深了，他不敢跟人分赃，弄不好会坐牢呢。但是说到底终归又没那么复杂，顾维军这么干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你有权了，既然又有大雁从你眼前飞过，你不顺手拔几根毛下来合适吗？这道理明摆着，杨光标就是想不通，他因此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

　　机会你没得到，别人就得到了。酱菜厂废弃的仓库后来给了炸油条的老谷家，谷姓家族在幸福县开了第一家曙光超市。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很快又有了中百超市，又有了西亚超市。县城里的几家超市就像巨型船舰，没过多久，光标小店就被它们掀起的水浪呛死了。杨光标的店子就在曙光旁边，看上去矮小、寒酸、丑陋。大超市就是不一样，人们蜂拥而入，再没有人看上它旁边的小店子一眼。谁也没办法，就是这么回事，小店子一夜间就被大超市挤死了。顾维军有一天专门踱进店里来，他看到罗娇娇眼睛红肿，她哭过的样子楚楚动人。顾维军有些不忍心，怪也只能怪杨光标。他说，“现在后悔了吧？你们进去看看他们的收银台吧，个个收银员都在忙着收钱呢。”

　　罗娇娇转身进了洗手间，水声哗哗。

　　杨光标递烟给他抽。“这店子开不下去了，我会另找别的门路。”

　　那个时候顾维军满世界到处跑，他官虽不大，但是他会做官。一个人会不会做官，人生际遇完全不一样，顾维军悟性好，把个小官做得风生水起。他能挣钱，又舍得花钱，也会花，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一个人能不能红起来、紫起来或者发达起来，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人能够凭白无故地发迹。当年我是我们马坊街那一拨孩子中考得最好的一个，读完大学在省报做了记者。记者也有机会出人头地，可以钻营的地方也非常多。可是我不行，我一直做得很平庸。在某些方面，我差不多和杨光标是一种类型的人。顾维军很不理解，你可以接触到那么多大领导，那么多大企业家，那可是我们想见都见不着的人物啊，怎么着都能提携到你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怎么着你也不应该这么没长进呀。他没事就往武汉跑，每到武汉都要来找我。我们见了面，通常是顾维军反客为主，在武汉三镇到处请我吃吃喝喝。他穿着名牌服装，夹着名牌皮包，比我大气多了，有出息多了。在他面前，我常常会有相形见绌的感觉。进了餐馆即使明知道是他埋单，我也总是拣便宜的菜点，他却老点大菜，选又硬又贵的菜点。这就是区别，不言自明嘛。吃饭时顾维军经常点拨我，跟我讲机器，讲钟表，耐心分析齿轮内部的规则。他说最像社会的东西就是机器，就是钟表。你什么时候把机器钟表研究透彻了，也就把社会真正弄明白了。因此顾维军有事没事都要在家里拆卸钟表，他戴着放大镜，拿着镊子，拆了装，装了拆。或者跑到工厂去，蹲在车间里看机器运转，一看能看上好半天。他跟我说，“做记者光把文章写好没用的，你还要想办法进步。”顾维军是一个混得如鱼得水的人，我相信他的点拨不无道理，但是我又做不到。这类话题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像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局，图的是个你来我往，每句话都像是在对弈。这么着吃饭特别无趣，我因为老是输给他，难免就有些烦他。“你不要老指教我好不好，还是说说马坊街吧。”

　　顾维军是个聪明人，知道我不耐烦了，便不再替我操心。他挺能聊的，我们聊来聊去总要聊到老家。老家的人老家的事，我心里牵挂杨光标，尽量打听他的消息。只要一说到杨光标，顾维军就显得痛心疾首。他就是个倒霉蛋，天生的倒霉蛋，可以说倒霉透顶了。他掰着指头历数杨光标的那些倒霉事。“真是一捧糊不上墙的烂泥啊，”顾维军感叹着说，“他活得就像是一挂鼻涕呢。”

　　一挂鼻涕！我听得心惊。

　　杂货铺开不下去了，杨光标打算改行做鱼贩子。马坊街就在府河边上，那些用电网打鱼的人，放鱼鹰叼鱼的人，一般都会整筐整筐地把鱼上给鱼贩子。他们只管打鱼，懒得斤斤计较地跟家庭主妇们讨价还价，做生意对终日在水上打鱼的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马坊街上有一批二道贩子，专门做鱼买卖。府河里的鱼是野生鱼，不光抢手，价格上也比养殖场的鱼贵一些。二道贩子们有办法把养殖鱼和野生鱼混在一起卖，他们在养殖场把那些个头颜色相似的鱼挑出来，跟府河的鱼混在一起，装在放有水草的篮子里。这类招数很容易蒙混过关，鱼躺在湿润的水草上格外新鲜。杨光标不懂这些，他从河边进了鱼直接拿到菜场去卖，也不动手脚。鱼贩子们气疯了，妈的好端端开你的小店子，凭什么跑来抢我们饭碗。大家一块合计，不治他不行，于是那个叫蒋三的家伙出头了。

　　蒋三嘴上叼着一只肉包子摇晃着就过来了，他哼哼地指着筐子里的那条大鱼。杨光标捞出了那条鱼，蒋三又哼哼着指另一条鱼，杨光标又捞出另一条鱼。那是个晴朗的早晨，蒋三叼在嘴上的肉包子是他的早餐。之前他已经吃掉了四个，第五个包子叼在他嘴上就像是在堵着他的嘴。好多人围过来，人们对某些人将会受到羞辱的事情有天生的敏感。杨光标抬起头来感受到某种异样，他一下子明白了，蒋三自己就是鱼贩子，又怎么会到他的摊上来买鱼。那么多人围着，杨光标脸变得通红，就像小时候他就在现场，刚好哪个伙伴又丢了钱。他很难过，有些不知所措。这时蒋三一手拎起一条鱼，他的手从鱼腮抠进去，从鱼眼睛里抠出来，死死地把鱼控制在手上。然后他呸地一声把肉包子从嘴里喷出去，那只被他啃掉一半的肉包子飞到很远的地方才落下。“妈的个逼，叫你卖，我叫你卖。”蒋三一边骂着，一边抡起两条鱼左右开弓抽打杨光标的脸。

　　顾维军说：“见过用手打人脸，没见过用鱼抽人耳光的。”

　　啪！啪啪！

　　到底是鱼贩子，抡起鱼来就像抡着两块木板子或是两只鞋。但是鱼又活着，在空中能自由摆动，蒋三却有本事直直地把它抽到杨光标脸上。第一下击中后，杨光标的脸就开始红肿。他差点摔倒，摇晃几下又站定了。蒋三拿手上的鱼攻击杨光标，鱼和人的脸皮撞击居然能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听到顾维军说这件事，我心里难受死了。顾维军说他不在现场，马坊街毕竟是他地盘，如果他在现场一定能阻止。蒋三是个什么东西？欺软怕硬，妈的我吼一声他立马就会滚得远远的。我相信顾维军，他要在的话肯定能保护杨光标，可是他不能时时刻刻跟着杨光标啊。两条鱼倒不一定能伤着杨光标的身体，它不是砍刀也不是木棒，不大可能让人致残。但是这种打人的方法羞辱了杨光标，摧残了他的尊严和心智。我了解杨光标，他有很强的自尊心，怯懦是因为正派，他不会跟人争强斗狠。

　　我叹息一声说：“受此打击，杨光标的鱼贩子生涯也该结束了。”

　　那可不是，杨光标前后只做了不到半个月的鱼生意，就被那帮鱼贩子给打出来了。每个行当都有山头，不可能随随便便由着你挤进去。杨光标和罗娇娇生了个儿子，名叫杨富贵。我之所以记得他儿子，因为小家伙很小就有传奇，关于他的传说也是顾维军告诉我的。杨富贵还不到五岁就有三次跟死亡谋面的机会，几乎要溺毙在府河里，据说这三次都是杨光标亲手把他扔进府河去的。前两次刚好有鱼船经过，把他捞起来了。船家骂杨光标，“妈的你要扔儿子，也要等我们不在的时候再扔啊。”杨光标二话没说，铁青着脸，拎着杨富贵回去了。第三次正好没有船家经过，被扔到河里去的杨富贵自己爬上岸来了。那一年杨富贵恰好五岁，杨光标扔下儿子后就转过身去，背着手慢腾腾地往回走，他都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眼。不过他还没走多远，杨富贵就追上来了。杨富贵全身湿透了，从身后抱着他父亲的腿。杨光标拖着他在地上走了几步才停下，见过这一幕的人都说，他并没有抱起儿子，只是牵着他的手。杨富贵听话地跟着父亲走，自那以后，杨光标再也没有把他往河里扔。即使扔也淹不死杨富贵，因为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我不太理解这件事的含义，一个做父亲的人怎么会这样对待他的儿子？但是他们一家三口要吃饭啊，小店子开不下去，鱼贩子不能做，他们吃什么？

　　这时，罗娇娇站出来了。一个家庭总得有人站出来，既然罗娇娇认为家里的男人没用，她也就没得选择。罗娇娇开始学理发，女人结婚生了孩子之后才开始正儿八经地学做一门手艺，确实有些晚。有什么办法，也是被逼到了这一步。罗娇娇剪、烫、染样样都学，从前的杂货店变成了现在的理发铺子。陆陆续续又有人踏进这个家门，人们有说有笑，重又给这间荒凉的屋子带来了生机。杨光标只能缩在家里打打下手，在自己女人面前没一点地位，窝囊死了。罗娇娇动不动对他吆五喝六，呼来唤去。支使他去买菜烧饭，支使他去给哪个顾客买发卡，买矿泉水。反正跑腿的事都是杨光标，扫地擦窗户的事也是他。

　　县城里的新鲜事一桩接一桩，不久又流行打麻将。理发铺子就像风向标，外面搞什么，这里很快就有反应。先是来做头发的女人叽叽喳喳，说的都是麻将场上的输和赢。接着，那些排着队还没有开始弄头发的人手先痒起来了，站在镜子前跃跃欲试，恨不得从哪里马上抓出一把好牌。罗娇娇看在眼里，早有了盘算。大家这么喜欢，她就在内室里支起一张麻将桌。排队的人先在里面搓几盘，既赚了人气，又留得住人。这一招真是不错，没想到大受欢迎。理发的人往这儿跑，不理发的人单单为了打麻将也往这儿跑。实际上后来打麻将的人比理发的人更多一些，他们觉得给罗娇娇添了麻烦，都抢着理发。可是有些人的头发太短，实在理不了，加上罗娇娇也忙不过来。她笑着说理什么发呀，你们接着玩就是了。那些人越发不好意思，不理发也可以，悄悄压点钱在桌子上。罗娇娇收了钱，反过来她又不好意思了，干脆吆喝着让杨光标做饭招待大家。杨光标搞别的不行，做饭倒是一把好手，做出来的饭菜大家一致叫好。罗娇娇从中看到商机，发现了新行当，搞个麻将馆比理发铺子更来钱。她是这种性格，想到了就做，从不拖泥带水。于是罗娇娇把理发工具全收起来了，束之高阁，正式开了麻将馆。

　　有关杨光标的消息，我大体上就知道这么多。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顾维军告诉我的，我跟老家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我想知道什么，他就会告诉我什么，前提是他也知道。后来顾维军调到白龙镇当镇长，当书记，又后来调回县里。他离开马坊街以后，杨光标的消息自然就中断了。杨光标自己和我没联系，我只能通过顾维军这个中介来了解他。我心里牵挂这个发小，他胆子太小了，老受人欺负。有时候我想，对他的牵挂，是不是意味着我俩有某些相似的地方？虽然没有人当众殴打我，但是我在报社和他在马坊街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不是也有人在以各种方式羞辱我吗？在蒙受羞辱这方面我跟杨光标遥相呼应，旗鼓相当。这也是我不停从顾维军那儿打探他消息的原因，我心里这么想，却从没有告诉顾维军。杨光标卑微死了，在麻将馆给赌客们做厨工，可是好歹他的生活有了着落。我也比较放心他了，管他卑微不卑微，管他做的事情体面不体面，能生活下去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要怎样！

　　顾维军倒是越过越风光，这样一个时代好像就是为顾维军这种人准备的。他太能扯了，太知道棋局的各种路数了。刚下到白龙镇他就知道，如果不出大的岔子，多久之后他就能做上书记，多久之后回到县上做某个大局局长。这些都在他掌控中，或者早在下去的时候就有人给过他承诺。“我不能再跟你说杨光标的事情了，”他说，“因为以后我也不知道，再说，跟你说实话吧，我对他这个人根本没兴趣。以前跟你说的那些，也是我跟别人打听的。”顾维军踌躇满志，对杨光标那种角色当然不会有兴趣。要跟我聊到他，他才会打听他，每次说到他都含着讥讽。顾维军对杨光标不可能不讥讽，他下去前一夜给我打电话，说到了杨光标最后一个笑话。麻将馆里有时候班子凑不起来，主人就得临时凑个数，先把班子搭起来。没人来一直顶下去，一旦来人就得马上下来。干这活的是罗娇娇，可是她牌艺不精，一顶就输。罗娇娇烦得要命，一天挣的钱还不够输。那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了，罗娇娇真他妈的不想顶，杨光标当时正蹲在地上择菜。罗娇娇看到他就烦，恨不得踢他几脚，脑子里却突然灵光一现，老古话不是说换手如换刀嘛，何不让他上去试试。这样想着就让他上了，杨光标对罗娇娇一向言听计从，哪敢不上。望着她的眼神，杨光标上是上了，牌却打得战战兢兢。他不敢输啊，他那个难受劲，外人看着比他更难受。可能是恐惧在起作用吧，杨光标不仅没输，他甚至还赢了一笔钱。

　　赢钱本是好事，外面却有人议论，说麻将机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装了程序啊？要不然的话杨光标的手气怎么会那么好，他傻里傻气一点也不精明，怎么能要风有风要雨是雨。麻将馆客人三教九流，嚼舌根子的人一向就多。这话若是传到罗娇娇耳中，她肯定有办法对付。“机子能有什么问题，既然装了程序我怎么老输呢？”罗娇娇呛别人的话是现成的，想都不用想。可是传言罗娇娇没听到，偏偏让杨光标听到了。杨光标确实胆子小，他听到传言不是理直气壮地去辟谣，而是分别给另外三个人打电话。他向他们保证麻将机没问题，没问题也就罢了，他偏又向他们道歉，委婉地表示他作为麻将馆的主人不应该赢钱。道完歉，他又把赢下的钱如数退还给他们。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全都笑掉了大牙，就只瞒着罗娇娇一个人。妈的，世上还有这样软蛋的男人吗？顾维军下去时把这事当笑话讲给我听，他分析了其中关键性的逻辑错误，说是麻将机没问题，为何要退钱给别人？既把钱退给别人了，又怎么能洗刷掉有问题的嫌疑？退钱是否确实有把柄在谁手上？杨光标这事弄得——真他妈拎不清。

　　顾维军问我，“你说，是不是脑子有病？”

　　但是，随着顾维军离去，杨光标也就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没了顾维军，杨光标的消息来源切断了。我没必要操他那份闲心，管不了他，事实上我自己这一生也过得很不好。有多么不好，我都懒得去说。顾维军一路风光往前走，他做了两年镇长，如愿当上白龙镇书记。然后回到县里做财政局长，那可真是人人眼红的大局呢。财政局长做了八年，再到政协去做副主席。以顾维军那么低微的基础，能做到副县级也真是难为他了，不容易啊。政协相对比较清闲，顾维军在武汉买了房子，周末和假期过来住上几天。他跟我聊天时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软着陆，力争不出事，不被揭发不被处理，平安度过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那几年光阴。他很知足，坦率地说他所得到的远远大于他应得到的。顾维军说的是真话，他没必要对我撒谎。我发现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他必须每过半个月去染一次头发。尽管他非常注意养生，对食物要求很高，很挑剔，特别注意选择，但他的身体状况仍然不好。我怀疑顾维军一直在假面里生活，高调和装腔作势都是外在，内里他其实很虚弱，每一天顾维军都过得忧心忡忡。有一把无形的剑悬在头顶，他长期睡眠不好，夜夜吃药才能入睡。只有跟我闲聊时，顾维军才像是能稍稍喘息一下。他坚决否认他有抑郁症，他只是睡眠不好。他离退休只剩下两年零七个半月时间，如果能让他提前退休——即使为此卸下他所有的职务和级别，他也会感激涕零。顾维军和从前完全不一样，几十年过去，我亲眼见到一个人性情大变，就像过去的杨光标，顾维军的日子过得心惊胆战。

　　我父亲还住在县城，快八十岁了，身体有病但脑子清楚。我经常抽空回去看他，我这一生都被父亲瞧不起。他有他的标准，按他的标准我刚好被他瞧不起。现在他不计较这些了，在他看来，儿子早就木已成舟。对木已成舟的东西指桑骂槐没必要，也不够道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了。父亲年轻时做过教师，自然明白这些道理，但他依然推崇那些能够获得成功的人。这几年他一直在颂扬光头良，他认为光头良才是幸福县的青年典范。县里最大的商城是光头良的，最气派的地产楼盘也是他的。据说光头良拥有十几台豪车，出席不同场合开着不同的车。没人知道光头良有多少钱，仿佛全县的财富都集中在他那儿。他有一家企业集团，建有全县最好的敬老院。他资助选美、老干部诗词朗诵会，资助幸福县好声音大奖赛。他是纳税大户，书记县长的座上宾。回到老家，人人都跟我说光头良。这县里就没有哪件大事能和他不扯上一星半点关系，修路也罢，建广场也罢，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这些都是比较鲜亮的一面，光头良还有另一面。人人都知道光头良是提着脑袋砍砍杀杀混出来的，像他这样在刀尖上滚来滚去居然混成了正果，确实令人刮目相看。“英雄莫问出处，”我父亲说，“他愿意也有能力为社会做点好事，管他从前搞过什么勾当。”持我父亲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管他干过什么，他这会儿成了人尖就行了。

　　光头良身上背负有人命案，而且还不止一条两条。有一回光头良和几个朋友正在喝酒，喝到中间他接了一个电话，他一边跟人频频举杯，一边对着手机嗯嗯啊啊。电话讲完了，他对着大家拱了拱手，“你们先喝着，我出去办点事马上回来。”不大一会儿光头良就回来了，他端起酒杯继续和大伙喝。事后人们才明白，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把约见的一个对手干掉了。光头良办事心狠手辣，绝不拖泥带水。他不动声色地喝完酒，这才跑路。传说光头良在喝酒间歇杀了一个人，既没耽误喝酒，也没耽误杀人。都知道人是光头良杀的，但是他在外面跑了三年路之后居然把这桩案子洗白了。他花了多少钱不重要，动了多少脑子移花接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又能在幸福县现身了。

　　“他脑子好使。”

　　“若是脑子不好使，光会砍人也混不出名堂。”

　　随后，光头良声名大噪。许多事人们不再去找派出所，暗地里跑来找他。他的手下曾经在会所门口挑断了一个人的脚筋，因为他赖账，债主讨不着债，便告到光头良这里。那人脚筋挑断了，回去想办法偿还了债务。从此，光头良在幸福县能够裁判一些事情，有人把他称作影子派出所。他所做出的裁定往往是最后裁定，明眼人都清楚这也是光头良敛财的手段。他明码实价，帮人办什么事就收多少钱。不要以为光头良只有黑吃黑的办法，他也可以到正式的派出所去通融，他有这个能力。光头良的名望就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财富也随之积累膨胀。

　　每个人都能讲述一长串光头良的传奇故事，我都听得厌倦了。我父亲这么老了，还像追星族一样仰慕光头良，仔细想想也有原因。我大哥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也就是我父亲的孙子，这么说终于说清楚了。我侄子游手好闲，我父亲就像瞧不起我一样瞧不起他。“等你老了，你将发现，你会像你叔叔那样一事无成。”我父亲经常这样骂他，尖酸刻薄，就像是在念着某种咒语，他所说到的“你叔叔”就是我。可是忽然有一天我侄子也发达了，他摇身一变也成了开发商。我父亲大跌眼镜，不知道他如何交上了好运。我侄子告诉他，天上能掉馅饼吗？事实证明能掉，他的好运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听起来很神秘，其实很简单。原来光头良在僻静处遭人围砍，身中数十刀。我侄子刚好从那儿路过，凶汉们本以为做掉了光头良，于是扬长而去。我侄子本不认识光头良，但他抱起他，他已经软得不行，却还有一口气。他问我侄子，“你会开车吗？”我侄子说，“会开。”他指了指路边一辆车说，“快送我去武汉。”说着，光头良便昏迷过去了。我侄子二话不说，把他平放在车后座上，开着那辆车向着武汉飞奔。我侄子不认识他，但这个濒死者的气度震慑了他。也是光头良运气好，那天没堵车。我侄子开得飞快，九十分钟车程他只花了七十二分钟就到了。武汉同济医院的医生说，如果晚来十分钟，这个人的命就算是神仙也救不回来。

　　我侄子后来就跟着光头良混，混得有头有脸。我父亲开始主动找他孙子也就是我侄子搭讪，他这么做实在匪夷所思，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去巴结自己的孙子干什么？他其实在物质上并不额外需要什么，我母亲不在了他那份退休金足够他生活。他和孙子搭讪在我看来主要是精神上的需求，他一定认为他才是我们家庭的希望，能给我们带来某种荣耀。我不觉得我的父亲有多么势利，他只是像平常人那样对所谓的成功保持着天生的奴性。他教书的时候拼命向每个学生灌输这种奴性，鼓励所有人像苍蝇那样去追逐成功。对此我只能苦笑，我父亲自认他这一生最成功的时期就是他教书的那段时光，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是我们那所学校教书教得最好的老师。”

　　光头良是我侄子的贵人，我侄子自此搭上了顺风顺水的快船。这样也好，他对我父亲的晚年是个安慰。但是光头良并不安全，我从我侄子搭救他这件事里看到了某种缝隙。光头良那么聪明，我都能看出的缝隙他不会看不到。我侄子说他不仅小心防范堵塞漏洞，还时时刻刻带着枪。我不太相信他有这么大胆子，我侄子为此嘲笑我，“叔叔你太老土了，土得掉渣。”他身上带着枪，在他家里，就连院子里的菜地里也埋着枪。随便从他菜地里扯起一棵白菜，下面就有可能埋着一把油布包着的枪。

　　我父亲和我侄子都在嘲笑我，就是这么个情况。尽管光头良是幸福县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我却不认识他，也没见过。我们真正见上面，是在快过年的一次团拜会上。

　　幸福县在武汉设有驻汉办事处，简称汉办。每年过年的时候，汉办都要举办盛大的团拜会。把幸福籍在汉人士集中在一起，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邀请，比如那些小商小贩谁会去邀请他们。请来的人要么是做官做到一定级别，要么是经商很有实力，教授，医生，或者有一定名气的文化人。这类场合跟同学会呀老乡会呀很相似，都是那些有成就的人唱主角，他们风光无限，享受着被膜拜或被人惊叫的快乐。我一向很怯这些地方，能躲就躲，能不出席尽量不出席。看来就连我家人也瞧不上我，真不是没理由。汉办刚开始搞这类活动还很热情地邀请我，毕竟我也是省报记者嘛。可是我确实没给家乡出什么力，没给他们干什么活。他们指望我发的稿子，我觉得没多大意思或者不太真实就不发。到了灭火的时候，需要撤掉某篇负面文章我也使不上劲。时间长了，老家的人都知道指不上我。后来幸福县还有另外的人进了报社，人家虽然比我年纪小，进去晚，但是比我顶事，但凡有什么麻烦，老家的人就去找他们了。事实上人家比我进步得更快，渐渐都有了职位，有了职位就好称呼，好打桌牌，都好弄。我呢没职位，人家只能尊称我为老师。我父亲就曾鄙视我，“你一天也没在学校待过，课也没上过，可是走到哪里都有人叫你老师。”他那不是不服气，是变着法子在骂我。团拜会往下办，我实际上给他们出了道难题。对主办方而言我就是块鸡肋，扔掉吧有些不好意思，不扔吧又委实让他们厌烦。我怀疑他们坚持每年仍然给我寄来一张邀请函，是对我的施舍，是碍于情面。因此我也比较自觉，去或不去都很随意。连续几年我都没去参加，可是今年我想去一下，因为再过一两年我就要退休了，去一下也就是告个别的意思。

　　团拜会上有许多新面孔，我只能坐在角落里。没人搭理我，我也落得清闲，正是在这个会上我见到了光头良。光头良不是光头，也没有长着电影里黑帮人物的那种粗鲁模样。他有满头茂密的黑发，看上去温文尔雅。县长满面春风，带着一帮头面人物到每个桌上轮流敬酒。那帮头面人物中有发改局长、公安局长和财政局长，也有企业家代表光头良。光头良这时候名叫杨子良，正给我们桌子端菜的女服务员跟另一个女服务员说，“看，那就是光头良！”另一个服务员可能是新来的，也想认识光头良。那个提示她的人声音有点大，我因此也听到了。

　　敬酒的人到了我们这张桌子。县长的眼风扫了我一下，很快就滑过去了，他并不认识我。是啊，他怎么可能认识我！他们和桌上几个比较重要的人单独敬了，剩下的人集体碰杯。这也是惯例，接着他们又闹哄哄地走向下一桌。这时，我看到杨子良又回来了。他走到我面前，跟我敬酒。

　　杨子良说：“叔叔，我敬你一个。”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人都看向我们。我喝了杯中的酒，但是我说，“我不明白。”

　　杨子良和气地搂着我的肩，他在我耳边轻声说，“叔叔，我是杨光标的儿子。”外人只能看到杨子良温暖的笑容，却听不到他说什么，有人在给我们拍照。我推开杨子良，惊讶地盯着他。“我小时候名叫杨富贵，杨子良是我后来自己改的名字，光头良则是我的外号。”他在我耳朵边补充道。

　　“真是啊。”我从杨子良的面相里看到了杨光标的痕迹，那一刻我差点哽咽。

　　“有时间去找我爸玩啊。”他捏了捏我的手就走开了。

　　那次见面让我重又记起了杨光标，我有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在漫长的时光里，我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过得怎么样。过完年我回到老家，一下子就找到他了，杨光标住的地方很好找，他就住在凤凰湖杨家公馆。我约了顾维军，和他一起去见杨光标。杨家公馆实在是气派得不行，里面有花圃，还有假山假湖。院内有保安牵着狼狗巡游。杨光标在书房里接待我们，他从不念书，却有一间奢华的书房。挨着墙壁的书柜里摆放着各类书籍和古玩器物。“在书房里说话比客厅有意思，”杨光标说，他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神情里有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我说：“你的书房让很多读书人羡慕。”

　　顾维军说：“岂止是羡慕，简直要愤怒。”

　　杨光标朗声笑着：“那是，都是用钱垒起来的啊。”

　　“你现在读书吗？”我问。

　　“不读，”杨光标坚决地说，“读书没用。”

　　“你值了。”顾维军说。

　　杨光标瞪着我们，一字一顿地说，“我这辈子什么也没干，就只是培养了我儿子。”

　　没法把杨光标和他儿子联系到一起。一个胆小怯懦，一个强悍跋扈，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内在逻辑。我问道，“他真是你培养的吗？”

　　“是的。”

　　我突然想起了杨子良小时候险些溺毙的事，那时候他叫杨富贵。“可是，”我说，“你差点把他扔到府河里淹死了。”

　　“我对儿子的培养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目瞪口呆，光头良是这样子培养出来的吗？天啦，我一直认为杨光标胆小如鼠，没想到他把棋下得这么险。

　　这时，远处的公路上响起了警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可能是警察出警，从公路的一边过来，往另一边去。杨光标怎么了？听到警笛声，他的脸变得通红。就像小时候我们突然说谁丢了东西一样，杨光标从前的症状又出现了。接着，通红的脸又变得苍白。他的手颤抖着，我担心他会从太师椅滑到地上，他的反应如此强烈，令人叹息。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侍应生模样的小伙子从外面进来了。他贴着杨光标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什么，小伙子出去后，杨光标马上恢复正常。

　　他说，“刚刚又有救护车叫唤着开过去，我们这里生重病的人真是多啊，每天都有。”

　　我还记得刚才那个小伙子的模样，看着不像是个撒谎的人。可是他为什么要把警笛声硬说成是救护车的声音呢？但是那声音也已经消失了，我知道，如果要印证也只能凭借回忆，问题是，回忆恰恰又是顶不可靠的东西。我们三个老家伙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仍然坐着闲聊。我可以肯定我已经开始恍惚，至于他们有没有恍惚，我并不知道。

　　曹军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