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时刻——对话艾伟

　　对话时间：2016年1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叶果

　　一、写作是我想象中的生涯

　　叶果：艾老师好，首先请问下，您家里有谁是做文字工作的吗？

　　艾伟：我家以前没有做文字工作的人，是我自己喜欢。但要说同艺术有关的话，那也有关系。我爷爷解放前在上海越剧团工会干过，我奶奶年轻时唱过戏，也算和艺术有点关系吧。我父亲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画画比较好，文革时画了许多毛主席画像和宣传画。他擅长用炭精条画素描，在我和我妹妹小的时候，他就经常给我们画头像。他应该是自学的，有一次我听他说，他在上海的时候在教会学校学习过一些。

　　叶果：在您的文学路上，有没有受到过重要的事情或者人物的影响？

　　艾伟：我是个乡下孩子，小学和初中都在乡下读，在那期间几乎就是看看连环画，长篇看过一本叫做《林海雪原》的书，读到主人公少剑波和白茹的恋爱片断，觉得非常美好。读高中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我遇到一个同学，他热爱文学，我们很要好，他给我推荐了一些外国文学，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福克纳这个名字。那段日子看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书。我上的春晖中学是非常好的学校，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包括李叔同都在那里教过书。唱的校歌是李叔同作词作曲的，教室陈列馆中有很多他们的手稿、遗物，他们的旧居都还保留着。后来有个很有名的电视剧，钱钟书的《围城》，三闾大学那一段就是在借我们学校的仰山楼和望湖楼拍摄的。在这样一个学校里，当时就觉得艺术是非常美好的，这么多大名鼎鼎的人都在这个学校呆过，虽然斯人已逝，但空气中仿佛还留着他们的气息。那个时候初步就有这种想法，在未来的自我想象中觉得应该做一些与艺术有关的事情。

　　叶果：您早年是建筑工程师，后来成为作家，您觉得这是宿命，还是人为转变？

　　艾伟：从事写作与我的想象有关系，在我想象中我觉得自己应该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大学时玩吉它，我写过一些词曲，风格同后来的校园民谣有点类似，有两首歌在班上传唱度还是很高的。那时候有创造冲动的时候就会写曲子，这些东西现在都还留着，没有拿出来过。后来走向了叙事的道路，一门心思写小说了，很少玩乐器玩音乐了，基本上把时间投入到写作上去了。我受父亲的影响，爱画画，高考想报建筑学专业。这个专业是要考美术的。我父亲当时特别反对，觉得我太冒险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我不管，自己跑去绍兴考美术去了，后来落选了。没有学建筑学，是我当时非常大的遗憾，后来在大学学的是同城市建设有关的专业，这与我对自己的未来想象完全不符。所以当年我读着这个专业，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以后会戴着一个工程帽出现在工地上，成为一个工程师。所以大学里基本也没有好好学专业，大多数时间在看专业之外的杂书。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包分配的，只要能毕业，就业用不着担心，所以就按照自己的兴趣来，看各种书，听各种讲座。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热烈拥抱西方人文思想的年代，学校经常会请来一些专家介绍西方学术思潮。

　　叶果：在您大学时代，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艾伟：在大学时代，是什么热就读什么，比如弗洛伊德啊，荣格啊，存在主义啊，他人是地狱啊，都会去读，去了解。当时主要对心理学感兴趣，比如格式塔“完形意识”，读了很受启发。这个兴趣自然对我日后的小说写作是有影响的，有批评家说我写小说像心理学家。几乎同时，也开始看外国文学。最震惊我的小说当然是《百年孤独》，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当时阅读的感受，叫《1985年的植物小说》。它让我感觉文学可以如此自由地表达，而自由也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最渴望的东西。我当时想，如果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力去写自己想要的东西，简直太诱人了。那时候我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学期刊，我们的寻根文学显然受到《百年孤独》深刻影响。可以说《百年孤独》打开了中国文学的经验世界，改变了中国作家的书写方式。那个时候上海有两个批评家，程德培和吴亮，在上海文汇读书报有个叫“文学角”的版面上，经常写短小的评论文章，对中国文学中出现的新的流派、新的书写方式进行了即时的点评和梳理，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文学的学徒，开始尝试着写小说。

　　叶果：您真正的写作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吗？当时您有明确目标吗？

　　艾伟：前面讲了，我在大学期间有过一些训练，但那时候没有完成过一个故事，真正写作应是进入社会以后。人的成长是个非常奇怪的过程，刚开始写作时往往是狂妄和自卑交织的，狂妄的时候就觉得谁谁谁都不在话下，自卑的时候觉得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出名堂来。不过我始终知道写作这件事是我喜欢的，符合我对自己未来生涯的想象的，我必须好好写。我觉得年轻气盛是好的，每一代写作者都差不多吧，现在我看到年青一代写作者，都或多或少会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叶果：您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叫什么名字？可以说说那时候的故事吗？

　　艾伟：我的第一篇小说是1996年在《花城》第六期上发的《少年杨淇配着刀》，第二部就是1997年在《收获》上发的《敞开的门》，总的来说我的写作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些小说其实是更早时期写的作品，比如《少年杨淇配着刀》是1994年写的，《敞开的门》是1992年就完成的。90年代文学已经开始边缘化，我当时在宁波，与整个文学界没有任何交往，我所发表的作品都是自由投稿。比如说《少年杨淇配着刀》我应该是投过很多的杂志，和一般作者不同的是，我是先投市级刊物，不中，再投省级刊物，不中，再投名刊。90年代已没有退稿了，一般是等三个月，如果没通知我录用，我再转投。我因此非常感激林宋瑜，她当年是在自由来稿当中发现《少年杨淇配着刀》这部作品。后来我的长篇处女作《越野赛跑》也是林宋瑜编发的，刊于1999年的《花城》上。从《花城》发了第一部作品之后，就开始有约稿了。当时《江南》杂志谢鲁渤先生特意来宁波，向我约稿。他说看了《少年杨淇配着刀》很喜欢，觉得我应该是南方人。后来他打听到了我以后，就来宁波和我约稿了。

　　二、小说需要逻辑力量

　　叶果：您曾说过，《南方》不是我原本想要的轻松的作品，它已变成一部探讨人性及其边界的小说，一部关于命运的沉重和惨烈的小说。对于这部作品，您为何会有如此感概？

　　艾伟：如果你熟悉我的写作，你可以发现，我的兴趣其实一直没有变，那就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求，特别是对人潜意识领域的探求。我觉得我是个对人满怀好奇的作家。《南方》这个小说重心当然在罗忆苦身上。罗忆苦生命力旺盛、欲望蓬勃、自私任性，我想通过她写出人性中那混乱的一面、本能的一面，我们常说，比宇宙更复杂的是人的内心，我想写一个内心的宇宙。罗忆苦一生中命运多舛，做了无数的错事，有良心发现的时刻，也有很纠结的时刻，总的来说她代表的是人性的黑暗，我通过她探讨的是人性的边界，欲望、贪婪和生命的边界。而肖长春正好相反，故事中的这个老公安，在我的想象里，代表着人类比较理性的一面，是一个反思的、内疚、忏悔的角色，在多年之后，他作为一个老者，在缓慢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自己的行为弥补他曾经犯下的过错。人的内心有善有恶，这是人内心的基本的结构。杜天宝这个人物，他展示了人身上良善的一面，只有他在这部小说中穿越了革命年代和经济年代，或者说是禁欲年代和欲望时代，他是善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小说说的就是人本身，这三个人可以归结成为一个人，他们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人。

　　叶果：您在写作之前，会把人物线索和故事大纲都确定好吗？还是顺其发展？

　　艾伟：我不会在写之前构思得非常详细，但大致会有一个方向。长篇写作是个漫长的过程，我把这个叫做“养小说”，小说人物一定是要慢慢地养，慢慢地成长，慢慢地丰满，写作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就像我在《南方》中写的，“用尽所有力气把过去找回来”。现实生活泥沙俱下，没有结构，但小说是必须有自己的结构的，小说的结构一旦形成，人物和事件就会自动找上门来。所以对于小说来说，寻找一个结构非常重要。我想谈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相遇”问题，这世间有无数的小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经意之间就和先辈作家“相遇”了，我年轻时曾经想写一个侏儒，因为生病而不能再长大，本来想根据这个写一个漫长的故事，已经构思得很详细了，但就在那时我读到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我发现我的设计和他几乎是差不多的。我还有一些构思，也是这样，与某个大师的小说相遇了，在我没有看到他们作品之前就构思了类似的小说，这类小说我自己称之为“消失的小说”。我在看《树上的伯爵》之前构思过一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父亲在水灾的时候爬到了树上，等到洪水退去整个村庄的人都回来了，但是这位父亲从此不肯再从树上下来，子女们只好每天把吃的送到树上去，直到有一天，这位父亲在那棵树上消失了，像一只鸟儿一样飞走了。我一直想写一遍文章，叫《消失的小说》，想谈谈我曾经想写的这些故事。

　　叶果：如今我们的时代现实，有人说比小说还要精彩，这些会让写作变得容易吗？

　　艾伟：小说和现实是两回事。小说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越出现实常规的产物，所以，我曾说，小说起源于一次现实的“事故”。这关涉小说的起点。有一部小说，讲的是母子俩的故事，儿子吸毒，母亲要他戒，他说戒不掉，母亲说，我也染上毒瘾，再和你一起戒毒，如果我戒得掉，你也要戒掉。结果出乎意料，儿子戒毒成功，母亲却永远戒不掉，儿子轻蔑地抛弃母亲，离家远走。小说的“事故”就是一次越出现实常规的产物，母亲用染上毒瘾的方式，劝儿子戒毒，母亲的方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不常见的，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所以，不要把现实和小说比，小说有它自己展开的方式。小说家有一个特质非常可贵，小说家往往对人性非常的了解，所以他们对周围人的行为会非常宽容，允许人犯错、有缺点，写作会让人变得宽容。因为小说家写作的时候，总是站在个人的立场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而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很难用对错来衡量。小说家要面对的问题是，世上的观念是很容易固化的，写作的时候不能用固化观念书写，要写出难以驯服的人。小说的魅力就在于最后它能颠覆掉所有固化的秩序和观念，小说家要告诉人们，在你们固化的知识体系之外，作为人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更自由的天地。

　　叶果：我曾经看过一篇您的访谈，您说在创作中逻辑不是束缚，而是解放。在我们常人的理解中，创作应该是抛开逻辑的条条框框，天马行空的，您为何会那样认为？

　　艾伟：逻辑有时候不但不会束缚人，反而会打开人的想象力。在创作中，尤其是小说创作中，是需要有逻辑力量的。比如拉什迪的《午夜之子》，故事一开头是叙述者的外公作为一个医生去给富家女儿看病，因为是穆斯林，姑娘是不能让陌生人看到相貌的，主人公的外公就隔着床单一个器官一个器官地检查，这样时日一长，医生看遍了姑娘所有的器官，他浮想联翩，在想象中把这些器官拼接起来，拼接成一个姑娘赤裸的身体。这样，他爱上了这个姑娘。后来床单揭开，他们结婚了。到了小说的中间，叙述者的母亲也就是外公的女儿爱上了一个诗人。诗人因为穆斯林革命跑掉了，她和那个诗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后来母亲嫁给了一个商人。作为一个穆斯林，叙述者的母亲觉得自己应该全心全意爱自己的丈夫，但是她心属诗人，所有她只能一个器官一个器官地去爱，最后她爱上了丈夫的每一个器官，唯独没有爱上的就是丈夫的生殖器。所以你看，拉什迪对逻辑力量的运用是多么巧妙，他做到了在严密的逻辑下，使自己的小说世界更蓬勃。但小说中的逻辑如果用得不好，会使人物变得单一和生硬。从小说的技术来说，必须警惕单一逻辑。遇到这种情况，宁可把逻辑链打断，这样反而可能使小说人物更丰富更自然。人的行为是很复杂的，很难用逻辑来归纳的。从小说来讲，A到B需要一个逻辑，但现实生活中，从A到B其实是混沌的，没有逻辑的。小说的逻辑是门学问，很微妙，关系到小说艺术的处理方式。

　　叶果：据我所知，您比较喜欢哲学，可以说说您的哲学观点吗？

　　艾伟：我觉得我是做文学的，和哲学其实是分道扬镳的。作家需要一定的精神背景，在这个精神背景下展开叙事，因为任何世界其实都是散沙一盘嘛，要把这个世界聚集起来。如果没有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根本不可能也写不好小说的。但小说肯定不是哲学，只是它们的功能有相似之处。哲学某种程度上是用来安慰人的，我们处于这个世界上，需要各种各样的借口让自己生活下去，那么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比如，我们中国的哲学，儒家道家都是安身立命之道。但是哲学不能解决人类或者个人所有的问题，在某一个时刻它安慰了你，但人是很复杂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完全有信仰的人，也不可能被他的信仰笼罩整个内心世界，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有巨大的与本能有关的困惑，而这个本能是不能被信仰驯服的。再比如，我们有很多道德规范，但每个人的道德尺度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时候，就有文学存在的意义了，文学关乎的其实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其个人立场。

　　叶果：您觉得什么性格的人适合写作？什么性格的人又是您最喜欢的呢？

　　艾伟：只要对人感兴趣，并且对写作有着持续兴趣和热情，这样的人就可以写作。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吸引的，就看气场是不是吻合，不存在喜欢某种性格或者是不喜欢。

　　叶果：您的作品风格变化较大，《越野赛跑》是飞扬而夸张的，而《爱人同志》是朴素写实的，您如何定义自己的写作风格？目前为止，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艾伟：小说家最终都会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但我个人喜欢比较庞杂的作家，不刻意风格化的作家，风格是一把两面刃，它可以迅速让一个作家醒目，但也会局限住一个作家。所以，我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作家不用担心自己没有风格，一定会有的，谁都逃不了所谓的风格，就像你的孩子，一定有着你的基因。对我来说，最喜爱的作品永远是最近完成的作品，就像父母总是疼爱最小的那一个。

　　三、文学就像上帝一样

　　叶果：您的家庭，对您的写作是支持的吗？

　　艾伟：家庭是人生的重要部分，是人生在世的根基。在我保守的观念里，因为有了家庭，生活开始变得踏实。我记得很清楚，我写《乡村电影》时，我女儿刚出生，我一边摇着女儿的摇篮，一边在电脑上写作。《乡村电影》可以称得上我的成名作，是我早年的代表作，发表在1998年的《人民文学》上。这个记忆非常美好，我的写作因此似乎和我女儿有某种隐秘的关系，可以说是和我女儿一起成长的。所以，对我来说，没有所谓家庭支持与反对这样的事，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某种程度上，艺术家的确相对比较自私，在孩子养育等问题上，我太太付出的比我要多得多。

　　叶果：如果将来您的女儿选择写作，您会支持她吗？

　　艾伟：我女儿在国外读大学，经济学院学了半年，人文学院学了半年，似乎一直在选择中，她说，她接下来有可能会去学电影。我的态度基本上是随她心愿啦。按理说，国外的经济学院蛮好的，但是她对枯燥的数字不是太感兴趣。如果她在文学方面有兴趣，我当然会支持。写作有它的乐趣，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有不期而至的惊喜，虽然也会碰到困难，但当写作的困难被克服以后，身心是非常满足的，也是非常宁静的。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安静的事业，女孩子能从事这个行当也是不错的事情。有时候我和她说起童年经历，说起我在村子见到的一些人一些事情，她会觉得非常奇怪，她说“怪不得爸爸你可以成为作家，我没有见识过像你那样的生活，所有的大门都向我关闭的。”我对她说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构成每个人独特的经验世界，关键是如何去利用自己的经验，从自身经验出发去理解这个世界并有所发现。

　　叶果：到杭州后事务及应酬会相对多一些，需要您经常在人群中，这与您以前宅在家里写作的状态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感觉如何？

　　艾伟：参加一些文学类的活动，我还是欣然接受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其实人还是很能适应环境的，我刚从宁波到杭州来的时候，有很多杂事需要处理，刚开始会觉得有点不适应，觉得之前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但慢慢就好了。有时候，当一个人需要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可能某种程度上精神状态会更好些。专业作家不常出门，你不用想怎么打理自己，穿着睡衣进进出出就可以了。所以，总的来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这些都不成问题。

　　叶果：你如何看待年青一代的写作，你觉得现在文学青年成长的方式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吗？

　　艾伟：文学这个行当是相对平等的。有一次我遇到李洱，他爱人是个音乐家。李洱说，她们音乐界的师徒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文学界不是这样。今天可能叫你老师，明天混熟以后就直接叫你名字了。这大概是文学界的传统。从内心来说，遇到有才华的人，我会发自内心喜欢。我本人是很反感那些没有才华，却利用各种手段博取名利的人。我内心希望文学是有秩序的，是有才华的人的世界。所以，不论是在专业作家的时候还是现在，我都愿意去推荐一些好的作品。同时我也相信，有才华的人，他们的成功都是迟早的事情。我帮过一些作家，有些作家出名了，不是因为我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从文学青年的成长方式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作者在发表作品之前，可能在朋友圈里就已经在奔走相告了，大家都很期待，那时候没有人计较个人的得失，都希望对文学做出贡献。到了90年代，文学比较边缘化，自由投稿被选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大家都通过约稿或者靠别人推荐发表作品。到了如今网络时代，情况又有点不一样，交流变得很迅捷，网络确实很神奇，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去聚集一帮人，我记得二〇〇几年的时候，作家黄立宇弄了个新小说论坛，当时新小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青年。我当时和鬼子等人挂在论坛上当所谓的斑竹。当年的这批文学青年后来都成了年青一代当中最好的小说家，比如盛可以、曹寇、张楚、斯继东、杨怡芬、鬼金等等。当时论坛上有像《收获》叶开等编辑在，相对来说，网络时代年青一代的写作者更容易进入编辑的视野。那时我在《文学港》做编辑，我刊发过其中几位的小说专辑。

　　叶果：问您个形而上的问题，在您看来，文学是什么呢？

　　艾伟：人活在世上，其实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我们的内心无法向所有人敞开，即使亲如家人，我们能敞开的只是想敞开的那部分。文学是容纳及拓展人类经验的一个容器，我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们是如此相似，他的情感，他不为人知的困惑，包括他的遭遇，让我们共鸣，就这样，文学在那一刻让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世上不是孤独的人，我称这样的相遇为文学的时刻。所以文学可以安慰我们的人生，我觉得这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也是文学存在的一个根本理由。从这个意思上来说，文学的功能就像上帝一样，是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叶果：对当下的文学爱好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艾伟：我成为作家以后，常常会有文学青年问我关于写作的经验，我就会说，首先必须要有兴趣，然后要有一定的艺术准备和能力，再然后是持续不断地训练，这样就一定可以成为作家。但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起码要有几十万字的练习，才有可能完成一个作品。我常常同文学爱好者说，只要慢慢写，慢慢训练，就有可能成为作家。人只要有兴趣，在才华的基础上，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成功。对于小说家来说，这个才华就是对人性的了解，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心态。这么多年来，我见证了一些作者。有些作者一开始我认为是毫无才华的，但是多年以后他们成为了很成功的作家。有些人我认为很有才华，但他们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写作的成功是长期过程，需要时间来证明的，我更看重持续写作能力的作家。

　　叶果：谢谢您跟我聊了这么多，未来几年，您在创作上有何打算？

　　艾伟：接下来我可能会写些中短篇小说吧，不过我的写作从来没有什么计划。

　　〉〉访谈补记

　　“不走寻常路”原来不仅是说新世纪的年轻人，在这位60年代出生，80年代开始写作，90年代成名的作家身上，这种描述再合适不过了。逻辑与发散思维、结构力学与浪漫文字、建筑师与作家，这几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特质，竟然集合在了艾伟老师的身上。

　　我带着好奇，早早来到约见的咖啡馆，准备好纸笔，静候艾伟老师。他移居杭州不久，对城市路况也不一定了解，我做好了久等的准备。不料，一到约定时间，他就出现在了门口。艾伟老师短发利落，戴着黑框眼镜，系着针织围巾，气质很“南方”，联想到他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名字就叫《南方》，让我这个生长在南方也尤爱南方的女子平添了几分亲近，少了一些生分。

　　不得不说，那副黑框眼镜让他多出一些严谨的气质。不过一条灰白相间的围巾，被艾伟老师随意绕了一圈，一长一短地搭着，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那副理性的眼镜，尽显浪漫谦和，完全吻合我对作家的想象。聊了一会，我与艾伟老师渐渐熟络起来，他双手插进裤子口袋，斜靠在沙发上，像是在与一位老友闲扯。这举动让我觉得可爱，丝毫没有名人大家的架子。最后我们聊起了小说创作，很显然，这是艾伟老师最喜欢的话题，他直起身来，望着远方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尤其说到他近期的长篇《南方》时，他笑着说“对于作品，我永远爱的是最小的‘儿子’，最近的作品。”

　　说起现在有志于小说写作的文学青年，艾伟老师说，“小说属于有才华的人，对人充满好奇、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只要坚持写作，一定会写出好作品。”在这个寒冬，艾伟老师身上散发的文学温暖，让我内心如沐春风。

　　叶果：英美语言文学硕士，现居杭州。

　　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