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女人（二）

　　丈夫顾自躺下不理她了。他认为妻子是无理取闹，让他在老家人面前很没有面子。她带着儿子、保姆和女管家搬了出去，到老华懋饭店租了一个贵宾套房住下。她用不着伸手向丈夫要钱，父亲给她的五万美元足够付得起这笔房费。

　　大概七八个星期后，丈夫已在北京政府站稳脚跟，并找好了房子，派一位秘书来接她了。在上海的这些日子她是闷坏了，她嫌这里的建筑乡气，俚俗，但一到北京，进入城廓围绕着的景色壮丽的国都，看着雕饰华美的城门和高高耸立的箭楼，她完全被迷住了。相比之下，她住过的这些城市里，她觉得威尼斯是浪漫的，纽约是令人惊奇的，上海是丑陋的，而北京和巴黎则是无与伦比的。

　　她丈夫在北京找的是一座老宅，据说是吴三桂为他宠爱的女人陈圆圆所建的府邸，民初时是一位官员的私产，后来这位前政府高官失势下台，为了不被没收充公，把房子租借给了顾维钧。她一看到优雅的厅堂院落，长长的回廊，花园里的池塘花树、山石飞泉，喜欢得不得了。她对自己说，我的梦想实现了。她想把这座府邸买下来，原主人出价十万元。远在新加坡的父亲帮她付清了这笔款项，她在房契上只写了丈夫的名字。她按着自己的设想进行了翻修改造，大小客厅、书房、装有冷热水的浴室，还有一个大跳舞厅，搬进了新买的精致家俱，还新装了一套暖气系统，花去的钱比买房子的钱还要多。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占领北平，把一个指挥部设在她家，在漂亮的庭园里养马喂驴，搞得污浊不堪，让她一想起来就心头恨恨，这已经是后话了。

　　这座房子让她在北京的生活很是适意。她开始喜欢精美的丝绸面料，穿着飘逸的绸夹衫和老式绣花的裙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在家里组织一场场盛大的舞会，应邀而来的都是各国政要和京城名媛，男宾们打着白领结，佩戴着勋章，女宾们戴着贵重的首饰。她开着从英国运来的外号水晶宫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跑出去通宵达旦打牌。常常她回家时，疲惫不堪的丈夫早就鼾声连连了。这个女人真是被宠坏了，她是如此任性，不论她去哪里，四射的光芒总是让人不敢仰视，更不必说去阻拦她了。“我本身就是法律”，她说。她最夸耀的一件事是，曾短暂出任总统一职的曹锟被软禁在家的时候，她泰然自若地走进曹府，帮助他的夫人——她的一个牌友——偷偷运出首饰和私房钱。

　　她说她认识绰号满洲虎的张作霖。那是一个上唇留着浓密胡髭的矮胖男人，喜欢吓唬女人，作派像旧日的皇帝一样。还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总是穿着皱巴巴军服的冯玉祥。一个从黑龙江来的军阀打听到她喜欢赛马，送了八十匹矮种的军马来讨好她。还有那个来自山东的恶名昭彰的军阀张宗昌，在她面前竟然如同一只温顺的狮子，每次请她去作客，总要让厨房烹制鱼翅、燕窝，还要摆出一套价值数万美元的比利时造的水晶玻璃餐具，来显示他不俗的品位。后来张宗昌在火车站被刺杀，她还暗自伤心了一阵。

　　有时她也陪着张学良的年轻夫人乘坐大型福特飞机去上海购物，顺便在上海的夜总会寻欢作乐。上海的时髦女人们总是把她和少帅夫人当成是火星下凡的仙女，处处模仿她们的衣着打扮。在上海她们遇见过富可敌国的大亨维克多·沙逊爵士，此人身体已经垮了，却还假装拥翠偎红。还遇见过《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亨利·卢斯，她邀请他去北京的宅邸游玩。说来惊奇的是，她在上海最好的朋友居然是前总理唐绍仪的几个女儿，她丈夫前妻的几个妹妹。她对她们的印象很好，认为她们很有教养，聪颖活泼，虽然喜欢社交，但眼界很高，颇有所选择。

　　但她与丈夫之间越来越隔膜了，有时情形竟如陌人。顾对打牌、舞会这些东西统统不感兴趣，更不会主动问她去哪儿了。她也懒得说起。有时候他们两人都在上海，却我行我素，他和他家人住在老宅，她和女友们住在外面。有一次她听说他生病住院了，跑到医院去看他，他似乎很感激的样子，但过了两天再去医院看他，他住过的那间病房已经空了，他连通知她一声都嫌麻烦就顾自出院了。她不知道丈夫是不是还在跟别的女人悄悄来往。有时她从外地回来，似乎在起居室里发现了别的女人来过的蛛丝马迹，发丝啦，首饰啦，用过的化妆品啦，她也懒得去深究。有年长的妇女暗示说，这样抛下丈夫一出门就是数月实在不够聪明，她听过了照样我行我素。

　　夫妻情分寡淡如此，她只有把满怀付不出去的爱施放到小动物身上，在北京的几年，她最得意的事业是繁殖品种名贵的哈巴狗，多时达五十只，并专门雇佣两名仆人照料。她侍候它们真要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她最宠爱的一只小狗，每次睡觉都要伴着一块石头，有一次那块石头不见了，小狗一夜不眠。她打发家中六位仆人屋里屋外找那块石头，遍寻不见。几天后，那块石头在地毯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她以为是“精灵”再现。那只小狗死后，她把那块石头做了陪葬。她这么高调、奢侈的生活，有段时间遭到了报纸的谴责。当这个女人知道用这么多钱养狗，可以养活三个村的老百姓时，她真的害怕了，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她卖掉了所有宠物狗，只留了三只，用卖狗的费用在家附近办起一间施粥厂。她对小动物的热爱持续了终生，一直到晚年，她住在纽约，有一次歹徒入室抢走她五万美金的首饰，在歹徒捆绑封她的嘴时，她挣扎着哀求说：“请别伤害我的狗！”

　　但在丈夫最危险的时候，她还是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打到北京，暂摄内阁总理的顾遭国民政府通缉，她搞来一套蓝布的农民服装和布鞋，掩护丈夫坐三等舱去了威海卫，再转船至加拿大，她自己带着孩子转道巴黎再与他会合。那一次，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真正感到了害怕。

　　他们一起走过了战争。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他们的婚姻已摇摇欲坠。战争反而挽救了婚姻，至少使之又延长了许多年。德军占领巴黎的时候，身为大使的顾维钧跟随贝当元帅去了维希。她一个人住在巴黎，读小说，听法语广播。战时的分离使他们格外想念对方。她常常买了罐头，从巴黎坐火车或开那辆小型双排座别克车去给丈夫送吃的，因为维希的物资非常匮乏，那儿连茶叶、咖啡和肥皂都成了紧缺商品。她开车去的时候，别克车的后座上要放置足够往返的汽油，因此总是孤身上路。一年后，她丈夫调任驻英大使，他们到伦敦时，正逢德军对伦敦实施轰炸，每次袭击过后，整条街道都是飞扬的羽毛，都是从床垫子和鸭绒被里掉出来散落的。这个连鞋带都系不好的女人，申请加入了救护队，每天都去给医疗器械消毒，而她的丈夫正频繁地飞行于伦敦与重庆之间……

　　他们的缘分在1956年走到了尽头。自新婚之夜起，她就觉得这个男人不只是属于她的，当在离婚证书上签下自己名字时，她长舒了一口气。以往的日子里，她穿梭于一场场舞会、开派对、豪赌、长途旅行、开快车、养小动物、在酒会上大笑调情，原来都是为了掩饰不能完全拥有他内心里的空洞。那一天起她用不着刻意伪装了。她想起很多年前一个叫郑天锡的朋友对她说的话：“有一位很有学问的英国人曾经问过我，世界上最冷酷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想了一下，告诉他，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回想起和这个男人共同生活的三十余年，她想这句话是够冷酷的。

　　当她晚年在纽约的寓所里回忆自己绚烂之后归于沉寂的一生，她一下想到了这个题目：《没有不散的筵席》。那时候，她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神话般光彩夺目的世界已经消失了。爸爸早几年去世了，他一手打造的庞大的财商帝国随之瓦解。她母亲留给她的那所在巴黎的房子先是被德国占据，又来又被法国人接管了。她在北京的豪华府邸和在上海投资的九栋房产被新中国接管了。她生活舞台上的大多数主要角色都已逝去，除了父亲母亲，还包括姐姐和她最喜爱的两个异母兄弟。还有当大使夫人时结交的一些亲密女友，好多也死了。还有父亲的姨太太们。这些女人总是在和她争夺父亲的爱，对她百般妒忌，以致她总以为是她们中的一个毒死了爸爸。而她还活着。她觉得，每一天都是恩赐，太珍贵了，不能浪费在争吵和仇恨上。中国方面曾邀请她回去住。她不感兴趣。她倒是很想有一天能够回北京去看看那栋她和丈夫共同生活了许多年的旧居，但她不喜欢他们穿的单调的棉布衣服。不用化妆品和香水，没有酒会和盛馔，不让她享受女人喜爱的这些东西，她觉得回去就是折磨。

　　她老了。看书读信要戴老花眼。患了关节滑囊炎，曾经柔软的身段不再利索。东西放错地方就再也找不到。但夜深人静时，回想在巴黎与这个男人初见时的情形、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婚礼的场景，却在记忆中越来越鲜亮。那时她多年轻啊，十九岁，正是天天晚上抱着蓓蕾睡的年龄，戴着钻石花冠，轻盈得像一只鸟儿。那时的他也多么英挺，穿着西式常服或者外交官的礼服，腰挂佩剑，胸前挂着勋章，把她的手轻轻放在臂弯上……她和这个曾经是丈夫的男人的最后一面，是在姐姐琮兰的葬礼上。他看上去身体还不错，但老了很多。她知道那时候他已经有新的女人了。她很感谢他顾及自己的体面，没有带那个女人来。

　　她还是对这个男人充满了感恩，感激他带给自己地位，带给她一个女人梦寐以求的幻境般的人生体验。尽管夫妻生活到了后半场，他的一些举动，尤其是与其他女性的交往，曾经使她蒙羞，甚至愤怒，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她心里头惟有他的好。她对来访者，对儿辈们，提到曾是自己丈夫的这个男人的语气是平和的，有怨气，而无恶语。她赞赏他的教养，说他温文尔雅又无比耐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着自我牺牲精神。她说自己这一生都是顾维钧夫人，是他的孩子的母亲。而对那个半途杀出夺走她丈夫的那个女人，她连名字都没有提起。

　　三、“爱的花”

　　黄蕙兰至死都不愿提及的那个女人叫严幼韵，复旦大学商科毕业，上海时尚新女性，南京路上著名绸缎庄“老九章”之后人。二十多年前，她们曾经是朋友。

　　咸丰初年，一个表字筱舫的年轻人从慈溪费市乡下来到宁波城，在鼓楼前恒兴钱铺当学徒。他的父亲是一个功力深厚的乡村诗人兼画家，尤善一手芦雁画。小严来到府城，做学徒之余，也常吟几句诗，画几笔画。不久，他供职的钱庄倒闭，杭州信源银楼来宁波催款，办事的看他机灵，就把他带到了杭州。这家银楼的真正老板，乃是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相中了这个后生厚道又勤快，委他出任银楼文书。小严受此知遇之恩，尽展家传本事，画了一幅芦雁扇诗赠与胡雪岩，且在上面题写了一首抒发志向的七言诗歌。一个学徒出身的年轻人竟有如此本领，胡雪岩又惊又喜，对之着意栽培，几年后一纸荐书把他推到了李鸿章跟前。

　　此人即严幼韵的祖父、日后东南沿海最富有的大商人之一严信厚。

　　关于严信厚刚入李鸿章幕下时的行迹，《上海县志》有载：“严信厚……由贡生入李鸿章幕，随苏军攻复湖州，鸿章督师‘剿捻’委驻沪襄办，转运饷械。晋豫荐饥，又檄令往来津沪筹办赈抚。”

　　严氏家族的发迹，与帝国晚期的一宗特殊商品——盐——大有干系。按照历史学家马克·科尔兰斯基的说法，盐业经销在中国一向是政府垄断的，但中国幅员辽阔，政府无法控制所有的生产、交易和运输环节，因此政府会授权一些商界精英将盐从产地运出，然后对运输和销售环节进行征税，以达到国家垄断的目的。这些商界精英由此积聚起了大量财富，而且他们多是家族企业。严信厚入李鸿章幕下时，正值同治中兴开局，曾、左、李等一班地方大僚兴兴头头办洋务，对他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自然要委以重任。李中堂亲委其为长芦盐业督销，署理天津盐务帮办。后来他又在天津东门里自设盐号，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后，即在上海、宁波及内地多个城市投资创办了大量实业，还创办了连锁钱庄“源丰润”票号。1897年，他得到最显赫的官商盛宣怀之助，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首任总董。同时在他名下，还有一家药厂，一家保险公司、一家陶瓷厂，天津最大的金店“物华楼”、上海南京路上的高档绸缎庄“老九章”也都是他的产业。

　　严幼韵的父亲是独子，承续了其父的生意，格局虽小了许多，但在上海还是有两家票号和一些不动产的收入，还担任多个公司的董事。他刚继承家业时，正逢辛亥前的骚动岁月，连锁钱庄接连倒闭，为了保住家族财产，他一个白净福态的公子哥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清癯的中年人。到他快四十岁时，家业又重新发达了，最鼎盛时，严家在上海宅邸的院墙绵延静安寺一带的半个街区和地丰路的整个街区，还有一个印度门房和一个警察站岗。

　　20岁前严幼韵基本上生活在北方，1925年南迁上海前，她已经在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了六年书。那所学校留给她的记忆只有冰冷冷的校规，当然还有Juliana这个英文名。20岁，她回到上海，成了沪江大学的一名新生。大三时她转到了复旦大学商科，理由竟然是舍监的管理太严厉了。即入复旦大学念商科，这样一个富家女，又正当好年华，相貌姣好，自然很受男生瞩目。她从静安寺的家中来校上课，都有自家轿车接送，车牌号84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的“爱的花”。严幼韵学会了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自己驾着车一路开过来。据说很多男生守在校门口，就为一睹“爱的花”芳容。

　　顾维钧六百万字的口述回忆录，唐德刚是最早的访谈记录人，他认为，顾维钧这样的留美派，大多都不过是技术官僚——“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他的另一感觉没有明说，即顾在日常生活中的严肃有余、生趣不足。这部可称是中国最长的回忆录里，顾氏所述，大抵都是政治家的事，个人生活隐而不彰，反倒是他第三、第四任夫人的回忆录里，保存了一些鲜活的生活印记。

　　黄蕙兰说她经常会做一些很灵验的梦。她说她曾经梦见坐在一个漂亮花园的门口，突然一个火球从楼梯上滚下，火球没有烫着她，径直向着几条大狗卧着的花园滚去。第二天一早她刚和丈夫说起这个梦，顾告诉她，他要奉召回台湾了。这是1956年的事，顾维钧还在驻美国大使任上。果然不久顾被召回台湾，结束了大使任职。黄蕙兰后来说，她梦见那个火球其实是个预兆，顾在劫难逃，而她自己，因为花园里卧着的几条大狗——她认为那代表着她善良忠诚的朋友们，终于免遭不测。这一年，他们36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这个数字，恰好与其母当年给她陪嫁的三十六套镶金餐具等同，在她这个灵异爱好者看来，也是命数。

　　“爱的花”最初嫁的是杨光泩，一个来自湖州吴兴丝绸商人的后代，也是一名外交官。杨的祖父是十九世纪末到上海开丝行的，家境颇殷实，1920年，杨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庚款资助赴美留学，正是顾维钧和黄蕙兰结婚那一年。四年后，他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法和政治学博士学位，旋即归国，短暂受聘于母校清华后进入外交界，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一职。

　　据严幼韵回忆，杨与她结识是有一次她在路上驾车，杨一路尾随，然后在大华饭店的一次舞会上他们得以正式认识。后来她才知道，杨是为了追求她才在上海最时髦的大华饭店安排了这场下午茶舞会。到底是搞情报的，能把马路上追女孩子也安排得如此滴水不漏。在这之前，她一直受着一个足球运动员的狂热追求而不为所动。随后，她迅速陷入了与杨的热恋，年轻的外交官瘦而笔挺的身材，再加西式绅士般温文尔雅的追求，让一个小女生毫无招架之力。1929年他们的婚礼在时常去跳舞的大华饭店举行，主婚人是时任外交部长王正廷。据说几个月前，蒋介石先生和宋美龄小姐大婚的典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在他们短暂的蜜月旅行后，杨光泩接到了驻欧洲特派员的新任命，级别相当于外交部一秘。他有时候在伦敦领事馆工作，有时候在日内瓦，担任联大的中国新闻官。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日内瓦出生的。顾维钧来日内瓦出席联大会议，顾、杨两家就是在那时候开始了交往。据严幼韵回忆，顾经常和其他两个中国代表一起来她家打麻将，“我怀疑这些资深牌友是被我们家的晚餐吸引来的，因为我总能请到厨艺精湛的厨师。”

　　他们还一起去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海滩度假。一大群人分乘几辆车，严和家人一辆，“顾博士”——她那时这样叫他——和上海结识的一位姓张的先生的太太共乘一辆，“我现在还记得驾车跟在顾博士的豪华轿车后面，看见张太太的大帽子在微风中摇曳，顾太太和她的京巴狗后来赶去与我们会合。”

　　顾维钧任驻法国大使期间，杨光泩一家也到了巴黎。杨的新职务是驻欧洲新闻局负责人，直接受顾的领导。即将爆发的大战让男人们忧心忡忡，女人们的目光还留连在香榭里舍大街的香水和手包上。“我每周去伊丽莎白·雅顿做一次头发，每两周去做一次石蜡浴。我经常在那里看到温莎公爵在等公爵夫人。”

　　1938年，杨光泩得到了一个升职的机会，本来是提名他去东欧某个小国当领事的，但财政部长孔祥熙坚请让他改任菲律宾。因为那边有许多有钱的华裔，他希望杨到了那里以后，能够为国内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战募集款项。这年11月，杨以驻菲律宾总领事的身份前往马尼拉。她的妻子带着三个女儿（蕾孟、雪兰和茜恩）从巴黎赶去与他会合。

　　高大的凤凰树上怒放的花朵，棕榈树上绽出的蝴蝶兰嫩芽，还有刚刚结果的香蕉树，东南亚新异的这一切，让女人一下子感觉进入了一个花的海洋。尽管高达46摄氏度的高温简直要让人窒息，但社交生活还是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杨光泩的不凡的组织才干体现了出来，几年间他为国民政府募集到了1200万比索（约合600万美元）的捐款，他的妻子则和当地妇女们一起制作医疗包和士兵的冬衣。如果不是日本人把战火烧向南洋，他们一家子的生活会很幸福。

　　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日军就开始轰炸马尼拉。尽管这座城市作出了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的保证，轰炸并没有停止。满大街都是飞驰的车辆和撤退的士兵。美军还炸掉了大片汽油库，一时间浓烟蔽日。丈夫在后院挖了一个防空洞，放进去许多罐头食品和药品。他和领事馆同事一起，开始有计划地销毁文件、银行账户和捐款人的名单。杨光泩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关系甚好，两人常在一起打高尔夫球，麦克阿瑟撤离前，曾问杨光泩愿否和美军一起撤退，杨以护侨有责拒绝了美国佬的好意。

　　日军占领马尼拉的次日，杨光泩和领馆的七位外交官遭到逮捕。他的二女儿如是回忆他被日本人带走的那个早晨：“日本人来逮捕爸爸的时候我们正在吃早饭。酒店的舞厅正对着马尼拉海湾，被改造成了餐厅，我记得士兵腿上都缠着帆布绑腿，就像我因为得了脓疱病而缠上的绷带一样。我还想他们是不是得了脓疱病。士兵们很有礼貌，整个过程平静、迅速。爸爸跟士兵们上楼拿了一小包衣服。他肯定已经做好了准备。”

　　杨光泩被拘之初，关在市中心的医院，后来被转到城外的度假地洛思巴菲奥斯，接着又被送往爱特诺学院关押。他年轻的妻子带着三个女儿去探视过几次。到后来，日方再也不让见了，她多次交涉也无用。几个月后，她辗转拿到了丈夫的眼镜、手表和一绺头发，尽管意识到丈夫可能不在人世了，她还是盼望着奇迹出现。因为不断有传言说有人在这个或那个地方见过他们。

　　她的大女儿如是回忆最后一次去见父亲：“爸爸被抓走之后我们被允许看了他几次，妈妈给他送去了衣服和食物。有一次他想要跟我严肃地谈一谈，告诉我必须要快快长大，照顾好妈妈。我无法忍受这些话，挣脱他跑回妈妈身边。他肯定知道将要发生些什么，我明白他在跟我诀别。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一直很后悔自己当时的行为。”

　　丈夫们失踪后，其他中国外交官的家眷陆续投奔而来，女人孩子加起来二十六人，在一座破败的三层楼房里度过了战时的四年。她们在大楼内部建造了一个个迷宫般的藏身之处以躲开日本兵的搜捕，尤其是屋顶之下、天花板之上那个可以沿着绳梯上下的空间更见巧心。她们都学会了听到防空警报后卧倒在远离窗子的地方，学会在花园里挖防空洞并在里面度过了许多时光。半个多世纪后，年逾百岁的严幼韵在自传《My Story》中如是回顾这段日子：“现在回头想想，我们当时的确非常勇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又很担忧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完全茫然不可知。但我们做到了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1945年春，现在是美军轰炸马尼拉了。日本人疯狂抵抗了一阵，枪击任何移动的目标，然后顺着大路悄悄撤退了。美军进入菲律宾，逃跑的麦克阿瑟将军又回来了。麦克阿瑟夫人和刚刚被解放的国民政府顾问端纳先生亲自安排了船只送她去美国。抵达旧金山后，严幼韵才从接待她的美国务院官员口中，正式获知丈夫已被日军杀害的消息。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她还是感到了绝望和愤怒。那可是有《日内瓦公约》保护的外交官啊。至此，早年名动上海滩的“爱的花”，已被战争摧残得憔悴满面。

　　轮船停靠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她在落杉矶短暂停留后坐火车前往旧金山。在这里，宋子文和顾维钧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正和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一起庆祝欧战胜利。有一个晚上，她的二女儿得了急病，她只得打电话给顾维钧，顾和他的朋友们马上赶到，把孩子送到医院，实施了阑尾切除手术。严幼韵护照到期，顾还以大使身份亲自为她向外交部申请延长。

　　严幼韵来到纽约，经老友介绍进入联合国做了一名礼宾官，其时顾维钧任驻美“大使”，且与黄蕙兰正处于冷战状态，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严交往渐频，顾大使不时驱车前去约会。妻子知悉内情，嫉妒且恨，却又无可奈何：

　　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呆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相会。他带着她去波多黎各。有一回他被召回台湾也带上她。有人寄给我一幅他下飞机时的报纸照片。照片上，他独自走在前面，他那位女朋友挽着他私人秘书的胳膊跟在后面。

　　照黄蕙兰不无醋意的说法，三十年代杨光泩在巴黎使馆任职时，顾维钧就已经与他部下的漂亮妻子眉目传情，她甚至说杨那时候就已经被戴了绿帽（cuckold）。那时候，丈夫的风流韵事伤透了她的心，她曾在日记上这样吐露：“这位风流大使又像个夜行人一样溜出去会他的女相好了。”

　　在她看来，严改嫁顾维钧，不过是昔日巴黎旧情死灰复燃。然而对严幼韵来说，三十年代在欧洲被正式引见给她丈夫的顶头上司，并不是她第一次见到顾维钧，早在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她就见过他，那时候她还在天津中西女中读书，在一次被同学强拉去的派对上，远远看见过他。那时的顾，刚刚回国升任外交总长，尽管光彩逼人，但在一个小女生的眼里，毕竟已经是大叔范了，她对之不感兴趣，更不会想到，这个被人群包围着的男人会成为和她共同生活最长的男人。

　　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同年内与黄蕙兰仳离。三年后，他与严幼韵在墨西哥城正式登记结婚。此前，顾已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了两年。严幼韵的自传《My Story》中抄录了那时候婚前顾写给她的情诗：“夜夜深情思爱人，朝朝无缄独自闷。千种缘由莫能解，万里聊航一日程。”

　　这一年，新郎梅开四度，71岁。新娘54岁。

　　严的女儿们还记得刚结婚时继父的模样，瘦，而且严肃，一望令人生畏，在家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仆人专门站在身后服侍，随时递上一块餐布。她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找这么无趣的一个人来作伴。但不久后，七十多岁的继父竟然跟着她们去学滑雪了。

　　顾的前妻在美国听到了他结婚的消息，那时她正带着两只形影不离的宠物狗住在纽约的寓所里：

　　顾维钧把另一个女人带到墨西哥，并在当地中国使馆做了介绍，以后居然在众人面前把她当作夫人。但我认为这个女人是冒牌货。我才是顾维钧夫人，他孩子的母亲。

　　第二年，顾维钧继已故的徐谟被选为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大法官。第四任太太对他说，若黄蕙兰知道你会荣膺国际大法官，肯定不会和你离婚的，因为黄蕙兰除了想当顾大使夫人外，自是也想当顾大法官夫人的。顾笑笑，不说什么。有些话真与女人说不清的，一说即错。

　　从海牙返回纽约，他们住到了公园大道1185号的一栋公寓里。至此，职业生涯带来的漂泊无定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们生活的世界里那些曾经重要的人和事都已随风逝去，现在留下他们相依为命。眼前还有好长的路要走，他们不知道哪一天谁先撒手，但无论命运之神要先带走谁，他们都认为自己会毫不犹豫地跟上去。

　　尤其对顾维钧而言，这半个多世纪来，命运的传送带上，他先后经过四个女子：张小姐与他有名无实，唐小姐福祚浅薄，第三个女人黄蕙兰给他带来了金钱却又个性张扬，临老到来的第四个女人，给了他大河入海时的开阔、恬淡和终将到来的宁静。他就像命运之海上的一条船，停靠的各个码头都给了他想要的东西。作为公众眼里一个成功的男人，女人们塑造了他。而他也给这些女人们以短暂的地位与荣耀。大时代里人与人的遇合，就像乱流奔涌中的小船，爱过了，挥挥手，又是一程，尘世间的爱，大抵如此。

　　感谢上帝，他们又一起生活了26年。

　　四、余绪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上海寓所被一个上门谈价的古董商人用斧头劈中脑袋身亡。据闻此古董商系军统人员乔装，这场暗杀行动由戴笠直接指挥。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他的第四任妻子如是记述他的离世：“维钧平静地离去了。那是深夜，维钧边在我的浴缸里洗澡，边和我讨论第二天邀请哪些客人来打麻将。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没有听到回答，走进浴室发现他蜷缩在浴垫上，好像睡熟了。”

　　之前，顾维钧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完成现代中国最长的一部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历史学家唐德刚曾部分参与此项口述史计划。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元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

　　2015年5月，109岁的严幼韵在中国内地出版了口述自传《My story》的简体中文版《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