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女人（一）

　　一、王的女儿

　　那一年黄蕙兰五岁，或者更大些，每到傍晚，她就站在府邸宽广的长廊上，等着看爸爸的马车飞驰过下面的山谷。据说爸爸在城里做着很大的生意。当进口的澳大利亚骏马拉着车跑过前门，一名马来仆人立即迎出去，捧着一只银盆，盆里放着一条花露水浸过的毛巾。女孩的爸爸穿着一条洁白的长裤和一件时髦西式白上衣，动作灵捷地跳下车来。他先用手巾擦擦脸和手，然后跳下马车，向女孩站着的长廊处走来。半个多世纪后出现在黄蕙兰记忆里的这些动作，显示着一个庞大的金钱帝国的男人才有的从容和淡定。

　　“我的父亲黄仲涵是东南亚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她说。

　　这个年轻的父亲是一个偷渡客的儿子。他的父亲，也就是女孩的祖父，曾是一个太平军士兵，太平天国失败后侥幸逃脱，在厦门的一个港口坐上一艘平底船，那艘船开往赤道以南一个叫爪哇的岛屿。他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后，在一个叫三宝垅的海边城市上岸并定居下来，娶了一个当地少女为妻，学会了抽水烟、嚼槟榔叶包的烟草。据说他带来了太平天国王府的金子，但谁也没见过这些金子。他先在港口做苦力，也做过走街串巷的小货郎，然后货栈越开越大，到1901年黄蕙兰出生时，他已经挣下了将近700万美元的庞大资产。

　　也许是早年参加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这个发了财的老头变得特别惧怕死亡，渴望来生。给子女们的印像，他在世时好像一直在思考死亡的问题。光是建在市郊丘陵上的那个巨大的坟墓，就修修停停耗去了他二十五年时间。他还坚持多年的一件事是，每年除夕，他穿着完全中国式样的长袍马褂和长统靴，戴着带绒结的帽子，和他的爪哇老婆一起坐在红漆宝座上，接受子孙们的跪拜。这时候孙辈们总是能得到期待已久的礼物。女孩和她的姐姐特别喜欢祖父送的从中国买来的绣花的绸衣服，还有色彩艳丽的百褶裙。她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祖父把她抱到膝上，用马来语和她说话。他用筷子夹给她一口豆腐，她吐了出来，他又给她夹了一块猪肉，她吃了，老头摇摇头，对女孩的父亲说：“她长大后，一定要嫁给一个能养得起她的丈夫，这样奢侈！”

　　老头死之前已常常出现幻觉，分不清死人和活人。他会这样吩咐儿子：“给你母亲打开门，你有没有听到门外她的木屐声？她要和我说话。”他的儿子按他的指示，在他的床边放一把椅子。老头会对着空椅子谈很久。谈累了，他就让儿子们再开门把他们的母亲送出去。儿子们试图用人参延长他的寿命。他严肃地说：“没有用，你们母亲不耐烦了，我必须走了。”他最后留给儿子们的一句话是：“我已准备好了，你们的母亲就在门外，让她进来吧。”

　　他的大儿子、也就是黄蕙兰的爸爸黄仲涵继承了祖业，年纪轻轻就成了爪哇华侨首富。做儿子的以前很怕老子，老头一死，他第一时间就剪掉了父亲强要他留的长辫，并组织全家进行了一次欧洲旅行。

　　他投资经营糖业，成了全岛闻名的“糖王”，爪哇岛是荷兰殖民地，华人只能集中居住在中国城内，他竟然出高价雇佣一荷兰男爵做他的律师，并与荷兰总督、威廉女王驻爪哇的代表过从甚密，最后成为第一个在欧洲人居住区购置产业的中国人。他用花岗石建造了自己的别墅。他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手大脚花钱，平生所爱，也就吃、喝、结交黑社会和娶姨太太。据他的儿辈说他捐钱支持了辛亥革命，又支持了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战争，不知确否。

　　黄蕙兰在回忆她这位混世魔王般的父亲时说，“他一生都对女人和性有很大兴趣，他有十八个得到正式承认的姨太太，她们为他共生了四十二个孩子。”

　　这样的男人简直是一架性交机器！他皮肤黑黑的，喜欢穿白色衣服，深色的头发微带红色，就像一匹南方的种马，到处散发他的荷尔蒙。最荒唐的是他娶过一门三个女人，最先他娶的是一个姓江的寡妇，嫁过来时带着一个年约十岁的妹妹和三岁的女儿，到那个妹妹十五六岁，他娶了她，后来生下九个孩子，让那个江夫人做了管家婆之类的角色，后来，他又娶了江夫人带来的那个女儿，生下两个孩子。更喜剧性的事还在后头（那时糖王已去世多年），他最后一任姨太太的儿子在美国爱上了另一个姨太太的孙女儿。这两个年轻人虽不是一母所生，但男孩的父亲却是女孩的祖父。这样奇怪的一种关系到民政厅去登记，就是美国人也不能不吐血，最后这对年轻人跑到荷兰才把婚事给办了。

　　与他上过床的女人实在太多了，他都记不清有几位数了，有时不免会有一些女人带着面貌可疑的孩子，冒充是他的种，来诳他的钱。这时候，糖王就会蹲下身，仔细地察看带来的孩子的小拇指。他那个家族有小拇指弯曲的遗传，凡是小拇指不弯者，糖王就概不承认。

　　年轻时候，黄蕙兰经常会为父亲的杂交带来亲属关系混乱感到苦恼。她回忆自己婚后不久，有一次和丈夫一起从伦敦回北京，途中在槟城下船。忽然有两位姑娘拍她的肩膀，微笑着对她说：“我们是你妹妹哦。”她从没见过那两个姑娘，伸手一看，她们的小拇指果然是弯曲的。

　　奇怪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黄蕙兰的小拇指是不弯的，但糖王却认定，这女孩必是他自己亲生的。因为他坚信，他的大太太是绝对不会红杏出墙的。

　　黄蕙兰的母亲魏明娘，是爪哇中国城内第一号大美女，有着一双水灵灵的黑眼睛和细腻如白磁的皮肤，十五岁那年就嫁给了糖王。她是糖王那十八个女人之外惟一明媒正娶的女人，是坐着红漆描金的轿子抬进他家门的，而那些女人却是像货品一样买来的。这决定了她们的地位和级别的天然不同。黄蕙兰记忆里的母亲，时常穿着绣花长袖红上衣和红缎裤子，再在外面罩上平金百褶裙，她的一头乌黑的长发总是在脑后梳着华丽的髻，插上镶有钻石和祖母绿的金簪子，看上去就像画中人一样美。

　　但她却是一个冰美人。她把性视作肮脏的事，认为那不过是坏女人引诱男人的伎俩。她没有为丈夫生下小拇指弯曲的儿子，生下了两个女儿——大女儿琮兰、小女儿蕙兰。而且在生下小女儿后与丈夫再也没有了性事。没有生下儿子的事实，使她不得不容忍丈夫到处寻花问柳，娶一个个姨太太。但她不允许她们住到家里来，以致城里到处都是糖王的行宫。当她带着一对女儿坐胶轮马车上街时，最恼怒的情形是看到丈夫和新娶的姨太太们坐在新买的黄铜车身的马车上，招摇过市。那时候她一口又细又白的牙齿都快要咬碎了，不消说，她恨死那个男人啦。有时候，丈夫会偷偷带宝贝小女儿去那些女人的住处，女人们给女孩做各种吃食，什么火腿汤面、白木耳汤、龙眼汤，回家途中父亲总是叮嘱女儿不可泄密。但有一次还是露了马脚，小女孩问她妈妈，为什么家里从来没有吃过火腿汤面和龙眼汤这么好吃的东西，她妈妈的眼里突然冒出了怒火，她指责丈夫，竟然下流到把她的孩子带给他那些下流女人看。

　　在黄蕙兰五六岁时的记忆中，她刚过三十岁的母亲有时穿着淡蓝色高领的绸衣服，带有精致花边的披肩，有时是一袭薄腊染纱笼，上面是紧身软纱短上衣，不管什么样的装束，这个孤独的女人总是戴着手镯，颈上围着钻石，发钗上也镶着红绿宝石。这个失去了性爱滋润的年轻女子对珠宝有了一种依赖，似乎不戴珠宝就没有安全感。

　　他钟爱正妻所出的这两个女孩，经常会过来和她们一起吃饭。他们家的厨房备有中欧两式，欧式厨房的总管曾经是荷兰总督的大厨。一家子围在一起吃饭时，管家和六名穿着腊染纱笼、头上缠着三角形头巾的赤脚仆人站在一边侍候。这个饕餮者有着惊人的好胃口，是个标准的肉食者，最爱带血的澳洲生牛排和蜷曲在酱油姜汁里的小墨鱼，他大口咀嚼着，脸上的咬肌若隐若现，但在喂给小女儿吃时，他会细心地剥去上面的皮和刺。他平时不怎么管女儿，但有一年黄蕙兰生日时，他送给她项链上的钻石竟然重达80克拉，还给她请了一位英国马术教练，给她买了两匹赛马和一辆轻便马车。

　　女孩的姐姐琮兰结婚后，和丈夫简崇涵一起住到了伦敦，自那以后，他们一家经常往返欧洲。每一次去都是佣人、秘书、翻译一大帮人，再加成百件打包的行李，几乎要一个车队来装。那样子总归是有些乡气的，就像一个庞大的马戏团。当然更多时候是女孩和她母亲一道。她母亲那时候已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了，她与糖王的夫妻感情已经很淡漠了。她一直在暗中计划离开这个男人，当然不是离婚。1918年初，终于女人狠下心来作出了决定，带着黄蕙兰离开爪哇远走伦敦，把这个花心男人永远丢给了他的姨太太们。几年后糖王猝死，她也不肯回来见最后一面。黄蕙兰在晚年回忆她父母之间的关系，说他们生肖相克，一个属虎，一个属龙，龙虎相斗几乎是命中注定。

　　可以想像这个十八岁的东方少女在伦敦社交场会受到何等追捧。她剪掉拖到足踝的长发，狂热地迷上了交际舞。那时的她，浑身珠光宝气，穿着出自名设计师之手的衣服，外披雪鼦或紫鼦长大衣。她奔走在伦敦、巴黎、华盛顿和纽约之间，能说法、英、荷等6种语言，深谙欧洲社交的习俗，年轻风流的伯爵们如狂蜂乱蝶追随左右。从她父亲那里源源而来的金钱就像舞会上的香槟酒一样绵绵不绝。“如果你能想象一位中国摩登女郎的模样，那就是我！”她这样说。

　　为了跑到更远的地方去跳舞，她买了一辆双重戴姆勒汽车，所幸1918年的伦敦交通还不拥挤，她很快就能歪歪斜斜地开着独自上路了。她经常开着车去100英里外参加周末舞会，通宵舞会后，再在晨曦中开车回家。她玩得太嗨，几乎来不及想恋爱的事，一些年轻人为讨她欢心，送她大盒的花、胸针、粉盒、鼻烟壶等玩意儿，她收下来，丝毫不理会这些礼物可能很不菲的价值。她有时会半真半假地对妈妈说，将来要和一个公爵结婚，这样就可以在信纸上公爵冠冕，并且戴上公爵夫人的宝冠。她妈妈对她总是放任的，可是别看她表面上的确够疯，实际上还是一个处女。她不喜欢肉体的亲热行为，而且她爸爸早就让她知道，男人开始一段婚姻，要的都是处女。

　　能说她情窦晚开吗？还是像她母亲明娘一样天然排斥性爱？不是的，她7岁那年有过一段初恋了。那是她和父母第一次乘轮船去欧洲途中，她狂热地爱上了同船的一个德国青年军官。那军官打扮十分漂亮，穿着白裤子和锃亮的马靴，戴着单眼镜，正符合一个小女孩对男性世界的想像。她常常在甲板上偷窥他，却从不敢让他看到自己。到这趟旅行结束，她都没有和这位帅气的军官说上一句话，但这场伟大的爱情在她幼小的心里保存了七年之久。

　　在她十五岁那年去新加坡旅行时，她再度陷入了爱情粉红色的迷雾。她狂热地爱上了赛马时结识的一个十九岁的男孩，一个姓邝的广东银行家的儿子，发誓非他不嫁。当妈妈暗示她还太小时，处于青春逆反期的女孩马上反唇相讥，你嫁给爸爸不也才十五岁么。蕙兰父亲雇佣的密探像影子一般追随着她。当父亲调查到小邝已婚并有了孩子时，立即警告女儿中止这种草率行为。一向如同仇寇的父母这回联手行动，关闭了她在外自租的房子，把她的马车和马运回爪哇，并给她预订了返程船票。邝公子的信函也被截获。女孩伤心了许久，随着一战的炮声响起，这段感情才戛然而止。

　　1919年春天，黄蕙兰陪同母亲去威尼斯旅行。她们白天坐着贡多拉游艇游览这座著名的水城，晚上出席上流社会的各种宴请和舞会。不消说，她又落入了当地年轻人疯狂的追逐中。她一边客气地拒绝，一边又沾沾自喜地享受着男友们的追逐，欲拒还迎。消磨了一段无聊的日子，一天，母亲突然跟她说要去巴黎了。黄蕙兰表示反对，说意大利还有好多地方没玩呢。她母亲只得说出了这么急着赶去巴黎的原因：巴黎有位先生在等她。

　　她好奇地问母亲，那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母亲说，是你姐姐写信来催的，不知那先生姓甚名谁，只知道是中国政府派往巴黎参加一战后和谈的代表团成员，是一个年轻的鳏夫。

　　她姐姐的信中是这样说的：“马上来！因为代表团很快就要走了。整个晚上，他不停地去看蕙兰的照片，我深信他爱上她了。如果他能娶她，那是多么好的机会啊！”

　　那个在巴黎急于与黄蕙兰见面的男人正是顾维钧，由驻美大使任上赴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五个全权代表之一。目下32岁，单身，他的妻子唐宝玥，去年十月因流感新亡。

　　很快弄明白了事情原委。五人代表团在巴黎的几个月间，整天忙于会议和谈判，陪同他们前往的妻子们不会法语，深感寂寞，琮兰那时带着刚生下不久的女儿住在巴黎布尔多奈大街，就自告奋勇陪着夫人们观光购物。六月下旬，冗长的和会即将结束，代表团也准备启程回国，琮兰和丈夫简崇涵邀请代表团到家中做客。家宴间隙，顾维钧见主人家钢琴上有一帧黄蕙兰的照片，一见之下，颇觉惊艳，直露了愿意结交的想法。故此有了琮兰给母亲写信这一节。

　　二十岁的黄蕙兰对一个鳏夫怎会有兴趣，但碍于母亲和姐姐如此热心从中作伐，自己又对刚刚召开的巴黎和会有点好奇，就收拾行装，同意去跟这个男人见一面。

　　这是一场开端异常乏味的见面。地点是在黄蕙兰姐姐在巴黎的家中。出席的除了魏明娘和琮兰夫妇，还有陪着顾维钧来的代表团的一位官员。黄蕙兰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并无什么颖异的印象，只是觉得他32岁的年纪能当上驻美的中国公使，实在是够年轻。不过与追求自己的英国人和在威尼斯遇见的那些爱献殷勤的意大利小伙子比起来，他也没什么夺目之处。她记得他理着老式平头，衣着随便（后来才知道是在美国买的现成服装），跟追她的男朋友们常穿的那种料作和式样都十分考究的英式服饰相去甚远。女孩不懂政治为何物，对一战、和会、国际联盟统统一无所知，她只知道面前的这个男人不会跳舞，不会骑马，甚至连汽车也不会开，如此无趣的一个人，不免让她失望。

　　但她马上感受到了这个男人非等闲之辈，因为她开始觉着了被关爱。一个细微的动作，甚至只消一个眼神，都让她觉得自己是晚宴的主角。这是一个男人的教养，也说明他心里有她。宴会进行一半，黄蕙兰便有点陶醉了。他们适时地溜号到他住处附近一条名为钟情路的马路上散步。当言及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时，这个男人马上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

　　黄蕙兰的妈妈有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轿车，她自己也有一辆小号的戴姆勒车，但次日早晨顾维钧来接她的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并配有专职司机，这让女孩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再加上她听说就在他们见面前不久，他代表他的国家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发表了一场措辞强硬的演说，她开始对这个男人高看一眼，觉得他是个要人。还有一次，他陪她去看歌剧，享用的是国事包厢。这让她寻思，她那个在爪哇的爸爸即使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这样的包厢和席位，这不免让她飘飘欲飞。

　　包扎漂亮的糖果礼盒和鲜花，不时从这个男人那儿飞来。有时他亲自送来，有时差人送来。最多的一天里，他会分几次登门造访，天晓得这个年轻的外交家哪里会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有一次她在美容院修指甲，他竟然追到美容院门口来等她。随着和谈接近尾声，他也快要回美国去了，他的不露声色之下，却已经让人看出了他的焦急：他想马上娶她，越快越好。

　　年轻的外交家最后发动的爱情攻势，是许诺带她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那个世界里有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没有一个女孩奢望过会被邀请去那些金光闪闪的地方，即使她是一个公主。

　　“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是啊，而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

　　黄蕙兰凝视着他：“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

　　顾维钧严肃地答道：“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让黄蕙兰在以后的日子里感到迷惑的是，他没有说爱她，一句也没有。而她被那些金光闪闪的皇宫和地名搞晕了，也没有一句问他爱不爱自己。她好像中了迷魂术似的，什么都不问个清楚就稀里胡涂答应了他。这让她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对自己生着闷气。倒是她母亲坚定地认为，顾维钧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女婿，而且与她女儿生肖也相合。这个与丈夫拧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一直相信生肖八字真的会决定一个女人的婚后是不是幸福。还有她姐姐也来劝：“蕙兰，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别像我这样，找一个凡庸之辈做丈夫。”好像他们都认定了这个人是人中之龙。

　　惟一提出反对的是远在新加坡的孤独的父亲。他接到妻子发去的电报告知这门婚事，回电给女儿：“你无须结婚，回来和我同住。”老头子总是这样，随着女儿们长大，他总是想牢牢地看管住她们不让那些可能出现的骗子得手。从前琮兰还没结婚时，他们一家去欧洲旅行，那时候未满十八岁的琮兰已经是一个引起冒险家们注意的美人儿了，每到一处总少不了情书、花束在等着她，每次就寝前，他总要察看女儿的床下或衣橱，察看有没有过于热情的追求者藏身里面。气得他妻子一个劲地要推他出去，说那都是你的下流想法。

　　母亲警告女儿，你如果回去，老头子那些恶毒的姨太太们就会把你毒死。用不着她这么吓唬，女儿也是不会答应父亲的无理要求的。老头子收到女儿表示拒绝的电报后，再次出动侦探，决心查明那个要把他的宝贝女儿带走的男人的一切。

　　侦探们从西方跑到东方，花去不少钱后终于查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姓顾的男子曾在上海和一个女子结婚又离婚了，而他刚刚死去的女人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先生的千金。老头子再次打来电报，责问他名义上的妻子：你在干傻事！如果把女儿嫁给顾维钧，她永远不能成为他的正室，因为他在中国已经有一房活着的妻子，你怎能如此对待蕙兰？！

　　但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个热心的准丈母娘兴兴头头地置办女儿的嫁妆，即使她丈夫威胁不来参加小女儿的婚礼，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她为女儿订购来一盒盒的亚麻布枕头罩，每一副都钉上玫瑰花形的金扣绊，每朵花的正中心都镶一粒钻石。她订购了六六三十六套银制餐桌器皿，全是沿口镶金的。水晶玻璃的香槟转酒瓶上装着金盖子，刀叉餐具也是金的。她托人从中国内地订做了金制的座位名片架，錾雕着中文的“顾”字，一面花纹是龙，代表男人，一面花纹是凤，代表她的宝贝女儿。新郎的大礼服早就量下尺寸让英国裁缝去定做了。最后，她还为小夫妻俩特订了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轿车，因为她觉得公使夫人坐这样的车才合身份。反正这些账单都会送到她丈夫那儿去，她尽可以大手大脚去花。

　　按照最初的计划，婚礼将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婚前几天，顾维钧因忙于使馆事务没有出现，这让黄蕙兰深感委屈，觉得自己好像是闭着眼和一个男人结婚。“我并非真正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她说。

　　婚礼如期在1920年10月2日举行，许多外交使节都来助兴，可说十分隆重。婚礼结束，他们来到新房，那是旅馆的一间大套房。黄蕙兰挑选了一件漂亮的晚装走进套房起居室，希望得到新郎的称赞。可是顾大使连头都没抬一下。他正在口述一份备忘录，四个秘书围着他在做记录。他新婚的妻子搬了一把椅子气鼓鼓地坐下，等到秘书们出去，他才看到新娘都委屈得要掉下泪了。

　　黄蕙兰这才知道，他们要连夜坐火车去日内瓦。国联有个大会第二天要在那儿召开，而她新婚的夫婿是中国代表团团长。或许他告诉过她这样的安排，是她忘记了，或许是他太忙了，都顾不上告诉她，一想到新婚之夜竟然要在火车上度过，这天的婚宴她也索然无味起来，都没吃多少。

　　妈妈和随身的马来女仆陪他们一起去了日内瓦。还有携带打字机、公文箱和大堆行李的使馆工作人员。他们夫妻俩乘的是一节用蓝色和金色装饰的专用卧车。她对新婚之夜的惟一记忆就是两人都非常疲倦，没说几句话就睡着了。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火车已开到日内瓦近郊。她的丈夫已经穿戴整齐吃好早餐。他催她快一点收拾打扮，因为此时代表团的人都已经齐集在车站等候他们了。她赶紧穿好衣服，躲在不知谁递给她的一大捧玫瑰花后面下了车。

　　他们住在靠近日内瓦湖的一家旅馆里。秘书们簇拥着新婚夫婿出去开会了，只留下她的妈妈在这家旅馆里。“我们一起吃午饭，一起逛街买东西，就像根本没有结婚一样。”

　　妈妈和女儿一样不懂政治，但同样热爱大场面。每当她注视着她的新女婿气宇轩昂走在代表们中间，或乘坐插着中国国旗的轿车在日内瓦大街上驰过，她脸上的神情是如此兴奋而满足。在一些特殊场合为代表们的夫人备有专车时，蕙兰说——妈妈总是坐在她旁边，向大街上的人群点头弯腰致意，“那神情活像一个王后”。

　　二、没有不散的筵席

　　他正式名片和请帖上的名字是顾维钧，英文名里最接近的是惠灵顿（Willington），他和他年轻貌美的夫人在正式场合通常被这样介绍：维钧·惠灵顿·顾。

　　作为年轻的驻英大使的夫人（此时顾已与原驻英大使施肇基对调，驻节伦敦），她神话般光彩耀眼的生活展开了。她真的走进了这个男人曾许诺要带她进入的白金汉宫，她作为大使夫人陪同丈夫向英王乔治五世呈递国书。

　　顾在皇宫的一个房间谒见英王，她则是在另一个房间分别向爱丽斯王妃和玛丽王后请安。王妃教给她如何请安的礼仪，并建议她买一副白羊羔手套。与玛丽王后的对话明显拘束了许多。王妃曾警告过她，王后问你，你再答话。这让她微感紧张。不过后来她丈夫和英王结束会见过来一起用茶了，谈话气氛就自如多了，他们还谈到了一些艺术品收藏方面的话题。她倒退着离开房间时还向王后行了三次刚学的请安礼。

　　走出皇宫，丈夫夸奖地说：我们是配合得多好的一对儿呀！

　　很多年后回忆起当时无心的一句话，她想的是，即使他们的婚姻在粉饰的外表下开始走向破裂时，他们还维持着配合了好多年。

　　最初的裂缝是不经意间的，只是事后看去，不安和危险早就潜伏在了那里。一次晚宴后，她在镜前卸装，他盯着她。那不是一个丈夫对新婚妻子欣赏的目光，他好像在想着别的什么。当她摘下钻石耳环不经意地扔在梳妆台上，他起身走过去，他不是去拥抱她，而是拿起那对耳环。

　　他看着耳环而不是看着她，说：“我曾送给你我仅有的力所能及的首饰，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珠宝首饰一看就不是我送得起的，我希望你除了戴我送你的，别的什么都不要戴。”

　　她目瞪口呆。丈夫要她只戴他送得起的首饰，这种说法剌痛了她。她愣愣的，一时不知如何回话。

　　他还在说，希望她把妈妈订购的那辆豪车也退回去，因为以他目前的经济能力，他买不起一辆罗尔斯·罗伊司轿车。他的前任施肇基公使就要离开伦敦去美国，他准备买下前任的那辆英国汽车，价格不贵，以他的收入足以购置。施公使还答应附送一套司机制服。

　　她瞪着他：“一辆旧车？还有一套旧司机制服？你别指望我去坐那辆破车。”

　　他依然不生气，说，“那你去坐那辆罗伊司吧，我要买下施公使的车来代步。”

　　她叫了起来：“我和你结婚以前从来不懂政治，可是我并不傻。为什么我们不能坐爸爸花得起钱买给我们的好车？为什么别国的外交官可以在盛大集会中尽情装扮自己而我却要把我的珍宝弃置一边？”

　　她的丈夫不再说话。或许他像托尔斯泰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正在逐步承认他娶了一个有个性的女人的事实。

　　还有一次小冲突，发生在他们刚到日内瓦不久，是由一次午宴时的礼仪而引发。顾让她把餐桌装饰一下。她很高兴丈夫终于有事情让自己去做。她特意穿上一袭紫色的长裙，还在餐桌中间放上一大束紫罗兰。当她看桌牌的时候，发现安排在自己身边的是两个不喜欢的客人，于是自作主张把他们调开了。当她安排好这一切准备换妆时，丈夫敲门了，接下来给她上了一堂外交礼仪课：“蕙兰，这不是你的私人宴会，你是为中国国家款待客人，要按照他们的品级安排座次，这才符合礼仪，不致让我和客人都有失体面。”

　　但有时候他也默认了妻子大手大脚花钱。位于波特兰广场上的那家中国公使馆实在够寒碜，这幢曾经囚禁过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的老房子都破败得成文物了，做妻子的提出进行一次装修，购置一些英式老家俱。他没有反对，只是提醒妻子，所有为使馆所做的一切都要归于国家，因为他供职的中国政府是不能偿还所花的费用的，以后离开时，为使馆买的新家俱也不能带走。

　　她天真地说：“这没关系。我爸爸不会在意的，他永远不会缺这几千镑的。”

　　做丈夫的后来也承认，这一切花的都是她自己的钱。“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最喜欢与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三日一大宴，四日一小宴招待他们。”

　　她爱跳舞，爱开高速车，在牌桌前坐一整夜下大赌注。她陪他出席各种宴会，不无虚荣地享受着远东最美珍珠的恭维。她最受不了的，是回到家后丈夫对自己的漠视。他的目光好像从来没有落到过她曼妙的身段上。他的时间被大大小小各种会填满了，一到家，又马上进入工作室，向秘书们口授演讲稿或起草向北京汇报的电稿。赴宴前她花了半天时间精心打扮好，满心想得到他的一句赞美，可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看她一眼而已。

　　一次外交活动后，一个素以花言巧语著称的法国佬钻到他们的车子里，坐在她与顾维钧的中间，伸手摸她膝盖，一面小声说着亲昵的话。她又怕又窘，用法语说，你住口，请不要这样，一边把求助的眼光投向坐在另一边的丈夫。可顾维钧只在考虑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车厢里发生了什么。那一刻失望的潮水把她淹灭了。

　　她从来没有否认过丈夫的才华，他在人群中的亲和力，还有对国家的忠诚。但她是一个女人呀，女人最受不了身边人的漠视。半个多世纪后，她已经是一位老祖母了，还会跟来访者这样谈到曾经是她丈夫的那个男人：“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讨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关心的是事件，不是个人。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他娶妻子把她当做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做家中的一把安乐椅。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这位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角就会感到厌烦和气愤了。”

　　1922年秋天，她带着两岁的儿子、跟随丈夫第一次踏上去中国之路。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后接到了出任外交总长的任命。虽说遥远的中国对她来说是一个谜，但她有一种直觉，她的丈夫必将在其中担当一个重要角色。这是一次漫长的航行，他们乘坐的凯尔伯号在新加坡有过一次短暂的停留。她的父亲接到电报一大早就穿着白色服装在码头迎接他的宝贝女儿。

　　她第一眼的感觉是父亲老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糖王，因荷兰政府的重税，生意已大幅缩水，姨太太们的盘剥也使他的气色看上去有点憔悴。父亲这一生自己的孩子都多得数不过来，对她儿子没有表露出更多的兴趣，倒是对她带上船解闷的一对哈巴狗更感兴趣。终于她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男人碰面了，他们一个给了她金钱，一个给了她令人羡慕的地位，但看起来他们谁也不喜欢谁。父女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提醒父亲不要把女色和事业混合在一起。父亲羞涩地告诉她，这很难，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烟的时候，那些女人就脱了衣裳上他身边来了。尽管父亲的钱现在都让他宠信的一个姨太太管起来了，送她上船的时候还是悄悄往她手提包里塞了一包零花钱，船开了后，她数了数，有五万美元之多。

　　在上海，她见到了婆婆，一个和蔼、古板的老太太。见到了大姑和两位妯娌。她被客气地称作“三太太”。她的法式连衣裙、烫得弯弯的发卷、踢得死狗的高跟鞋，引发了她们叽叽喳喳的议论。而她的丈夫，这时候已完全放松地坐上了麻将桌。到了晚上，临就寝了，她发现租下的这套房子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连床也是老式硬板的，一听到顾去北京期间，这里将是她临时的家。她不答应了。

　　“我很抱歉，我没法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我连一个晚上也不想住，我要带孩子出去找一家旅馆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