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逻辑和管理逻辑不是矛盾体

　　历史逻辑关注宏观统计规律，管理逻辑注重微观实际操作，按说这两种路数并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但偏偏有人能在其中如鱼得水，论宏观视野开阔纵横千年，论微观纤毫毕现当机立断。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大历史》及其“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由我创用”，但读过法国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人估计不会同意，但布罗代尔倒是明确承认他的大历史观渊源有列维·斯特劳斯和卡尔·马克思。在更大的历史观或历史的大逻辑方面，国人最熟知的，也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类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流水线一样的“历史规律”。炒股票的朋友也许认为他们都不过在分析和归纳历史K线，只不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看日线、《中国大历史》看月线，而布罗代尔则是看年线、马克思则是看百年线而已。

　　经济学对历史逻辑的归纳分析是所谓经济周期理论，说的是统计规律，这方面论述更是不胜枚举，但迄今为止最富有现实解释能力的，则是熊彼特基于企业家创新的经济周期理论。熊大师进而考察归纳出18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完整的K线图，其长中短周期K线周期，分别以创始人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eatief Circle)、朱格拉周期(Juglar Circle)和基钦周期(Kitchin Circle)，其时间长度大致分别为60年、10年和40个月。而管理学泰斗德鲁克的经济学思想渊源，其实也可以归结到这位长辈兼同乡身上，这两位大师的出身与归宿，同样惊人地相似——早年生于维也纳，晚年定居美利坚，更何况德鲁克父亲居然是熊彼特早年的老师，按中国文化攀个表亲也许不成问题，但欧美却不兴这套路。但凡搞管理咨询的，只要揣上这两把火枪，虽不敢说能平天下，但顺风顺水应付裕如应无大碍。

　　月光下看美女据说别有情趣，但如果光天化日把美女脸蛋放大一万倍，也就难免“烟火连天弹痕遍地”，微观上自然要感叹“历史不忍细看”，可偏偏管理学就得干这个活儿，德鲁克大师就是在熊彼特前辈创新K线图的基础上，成功地拓展并深化了传统管理学的疆域。历史逻辑关注宏观统计规律，管理逻辑注重微观实际操作，按说这两种路数并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但偏偏有人能在其中如鱼得水，论宏观视野开阔纵横千年，论微观纤毫毕现当机立断。如果说马克斯·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成功对接，重新赋予商业精神以宗教价值和神圣感的话，那么，约瑟夫·熊彼特则上承资本主义精神，为企业家精神加冕授勋，把无所不在的企业家创新提升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原动力的高度，而彼得·德鲁克则把管理哲学和理论扩展到更广阔宽泛的领域，使得企业管理的具体实践具备了更有效的广谱适应性。

　　关注宏观统计意义上的历史逻辑，在于描述和发现超越个体经验并带有趋势性与总体性的所谓宏观规律；注重微观操作基础上的管理逻辑，在于发掘和创造适应个体行为并带有组织共通性与个性化的所谓组织原理。

　　仅仅30多年，中国已猝然来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网络文明的三岔路口，这个经济社会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此前从未出现在任何国家，与此同时，与计算机和智能设备天生亲密的年轻一代也愈来愈成为全社会和微观企业层面的人力资源主流，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及其需求消费特征，也从未有哪个国家有过历史经验。为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提供了线性工业化历史逻辑和管理逻辑的欧美发达国家，在上演了200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大危机之后，早已自顾不暇，似乎再也无法为这个人口众多并迅速分化的巨大国家和巨大市场提供明确清晰的路线借鉴。面对未来的历史逻辑因为时代背景的复杂纽合而难以辨识，相应的管理逻辑因为对象的多重生活经验而难以捉摸。宏观层面上新常态语焉不详，微观层面上互联网思维又使得不少人惶惑莫名。30多年的中国奇迹，已耗竭了所有的“技术性后发优势”。

　　欧美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奉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实用主义，以所谓“华盛顿共识”为意识形态背景，促成了战后近30年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史称“新经济奇迹”；中国则从1979年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以来，奉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威权实用主义，以所谓“北京共识”为意识形态背景，促成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史称“中国奇迹”。这两个奇迹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共同成就了近30年全球性经济繁荣，进而被欧美和中国各自的社会体制与政治理念不断强化乃至神化，形成各自的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并不断复制和延续下来。但就更长时段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多年改革开放，其实与“改进经济效率”的里根·撒切尔新供给主义异曲同工，二者都以改进经济效率为目标，以鼓励创新致富为手段。只是前者以集权体制自上而下地大规模放松资源控制和私有化，刺激经济致富行为来对冲僵化的原教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导致的低效贫穷和平均主义，后者以民主体制自上而下地推进大规模减税提供制度支持和私有化，刺激经济创新和创富行为来对冲慵懒的福利主义思潮所导致的创新枯竭与经济滞涨。中国和美英意识形态表面上似乎差异巨大，实际上却款曲暗通、殊途同归，阶段性价值观琴瑟和谐、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30多年全球经济的黄金增长。但2008年危机标志着这个黄金时代的终结，无可奈何的新常态似乎预示着一个遵循不同逻辑的新时代将要不可避免的来临，只是还无人清楚这个新时代的历史逻辑。

　　人生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面对不可知未来的诸多不确定必然要确定展开的生活，人生最无奈的事情也在于具体的生命无一例外不得不在诸多不确定中展开，而且没有彩排只有直播。因此，面对未来的管理逻辑也就不得不在历史逻辑无法确定之前展开具体操作，这跟股票投资一样，K线图总是事后清晰画出，而有效的投资动作却必须在K线图没有描出、情况尚未全部明朗之前做出。

　　以此来看，无论事后的历史逻辑多么清晰明确，对于必须事前做出的管理逻辑和操作，时间上完全不对称，这难免使我们的操作性管理，不可避免地带上赌博的意味，但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杨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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