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居民自己的展览

　　5月是伦敦一年中少有的阳光明媚的好季节，周六中午一点正是英国的用餐时间。前往位于西伦敦的秀空间（the Showroom）参加影像展览，绕过爱德华路（Edgwave Road）还未看见机构的正门，就已经看见大批人群，听见熙攘扑面而来的人声。从这些人的穿着和谈论的话题来看，他们并不像是以往画廊开幕式中常来捧场的打扮超凡靓丽的伦敦艺界中人。身边的黑人老爹骄傲地告诉我：“我们大多数都是教堂街社区（Church Street Neighbourhood）附近的居民，今天放映的影像作品，是我们自己的作品与展览。”

　　展览放映的现场，座无虚席，很多人更是席地而坐。这次影像展览的名字叫“秀空间和其社区的一场影像对话”，时长两小时，其间无人离开。影像放映结束后，观者们展开了自发的讨论，场面不亦乐乎。根据秀空间总监艾米丽·裴瑟克（Emily Pethick）的讲述，这是他们机构自2010年起创办的“知识共享（Communal Knowledge）”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加强社区居民和观者与自身机构的联系，相互学习；以机构为媒介，将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以艺术的方式好玩和实践性地反映出来，产生反思。

　　而在中国，一些公立美术机构为争取运转资金，出租场地展出付了房租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却对周边人文环境、艺术史和当代艺术知识基础的普及漠不关心；私人美术馆虽然财大气粗，但更多是为彰显收藏者的品位与格调，与广义“美术馆”和“艺术机构”这样的头衔所代表的教育普及性和亲和力不符。这就导致在广泛的非专业客群和参观者中间，存在着“当代艺术看不懂”和“没有兴趣了解”的普遍现象。

　　正如批评家卡特瑞纳·斯腾碧柯（Katarina Stenbeck）在她的理论中提到的：“现在，‘艺术’这一词的意思已经可以开始描述人类在社会学中产生的实验、问求和探索，这些都是从前宗教、科学和哲学所涉及的领域。艺术创作渐渐从被动的观察变得主动、积极和富有社会性。因此，当代艺术机构也被它促进而成了一种半交流、半实验和半学术的中心，而与之相对的艺术作品本身被展示的需求却变少了。”简而言之，斯腾碧柯认为当代艺术机构如果要在现今的本地地域内或社区内产生广泛的影响，需要重新定位和思考“艺术”的新角色：在社会人文领域中所进行的积极探索、求问和实验。所以她认为艺术机构不应该只是收藏和展示的空间，它们需要更好地执行教育职责，并成为地域内的社会文化和交流中心，成为拥有社会公共艺术项目的社区化的艺术机构体制。在这些方面，欧洲的很多艺术机构确实做到了，并且成为将抽象理论变为实践的良好典范。

　　秀空间就是一个例子。成立于1983年的秀空间曾坐落于东伦敦的邦纳街（Bonner Road site），由大卫·卓普（David Thorp）、金·史伟德（Kim Sweet）和科斯蒂·奥格（Kirsty Ogg）3位创始人联合创办。在20余年间相继推出了山姆·泰勒伍德（SamTaylor-Wood）、西蒙·史达林（Simon Starling）与伊丽莎白·怀特（Elizabeth Wright）等现今著名的英国年轻艺术家。由于房屋合同到期于2009年，被迫搬迁至西伦敦3000平方英尺（约278.7平方米）的教堂街区，在由柏林建筑师改建的老街铺面里。不得不提的是，这时的教堂街地区是全伦敦民族结构最复杂、混乱和经济贫困的地区之一。艾米丽，这位于2009年年底挂帅的机构总监道出了机构的艰难发展历程。“我坦言，我们开始创建‘知识共享’计划是为了尽快融入教堂街社区，一座艺术机构在那时的社区里实在是有些突兀。这个过程是极度痛苦和有压力的。”艾米丽说，“我们每月不停地与当地居委会、房东和社区项目经理尼古拉斯·罗杰斯瓦德（NicholasLogsdaid）开会，争取给本土社区创造一些联系通道，做一些与社会和当地情况有关联的艺术，这是秀空间发展成为社区性艺术机构的初衷。”艾米丽告诉我，她愿意把秀空间比作法国艺术家米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在拉里路（rue Larrey）11号的作品《门》：一扇连接着工作室、卧室和洗手间3个空间的门，不但表现了二维到三维空间的转换，更创造了多种通道和可能性的交集。

　　秀空间这所社区性艺术机构的运转得益于英格兰艺术基金会（Art Council England）为主的国家基金会，保罗·汉姆雷恩基金会（Paul Hamlyn Foundation）、奥赛特基金会（Outset）和伊斯梅·费巴尔基金会（Esmée FairbairnFoundation）为主的私营基金会以及艺术家、各大画廊与各界朋友的赞助资金支持。它的运营框架由艺术家作品邀请订制、知识共享计划、公共场所活动计划、学术研究和离题项目组成。在艺术家作品邀请订制这一块，秀空间主要邀请和支持还未成名的年轻艺术家，请她/他针对该社区的关注点和认识进行艺术创作。知识共享计划在之前已经提到，是由社区的居民和艺术机构共同完成的艺术展览。比较著名的例子是2011年举办的展览“听觉接触（Aural Contract）”，这次展览邀请了社区内一组14～16岁的少女们，通过朗读诗歌和艺术表演，使年幼的她们明白自己所拥有的声音和话语权与女性自由之间的联系与力量。“听觉接触”也延伸了秀空间2012年一系列展览计划的发展，比如它的分支影像展览、行为艺术、出版物和工作坊等，用声音影像的方式向教堂街的居民普及了外籍移民等弱势群体在英国享有的公民权利。另外一个例子是2011～2013年由西尼诺娃志愿者组织的系列展览“西尼诺娃：繁殖劳动（Cinenova： Reproductive Labour）”，历时两年的展览计划在实践、经济、政治的方向上为秀空间发展许多维持机构运作的新方法：选出500部与现今公民生活相关的当代艺术影视作品在展览期间轮流放映，同时在空间内展示这些电影的图片、影评与相关资料，开启讨论会，分析讨论与解决观者对于这些作品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反馈与疑问等。

　　秀空间运营框架的另一个部分公共场所活动计划，是通过与社区居民交流并收到反馈后，在社区公共场所找艺术家创作和订制公共艺术，这使得社区的居民能更好地在户外或集体活动区域享受艺术，提升生活审美情趣。而框架中的最后两项学术研究和离题项目，则是由机构邀请专业的社会学、人类学专家，策展人和作家一起参加展览计划的研发并实施完成的。这些专业学者和研究员为整个机构的专业、展览的质量和严肃性提供了保证，也为机构的运转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和目标。以上这些运营框架使得秀空间举办的活动极大地激发了社区内乃至相邻社区和城市内人们的参与激情，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解决了当代艺术融入社区和得到非专业群体喜爱的难题。

　　当然，欧洲还有很多像伦敦秀空间一样的例子，比如2009年成立的伦敦“公共实践（Common Practice）”—一间极小型的视觉艺术机构，以通过与各大机构合作的方式实践参与性艺术，或是在西班牙巴斯的冰堡市，以专业调研和转化理论为社区实践的“布勒格阿z/b（Bulegoaz/b）”，再或遍布欧洲的荷兰、法国、西班牙、伦敦、斯洛文尼亚等主要8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区艺术网络机构“克鲁斯特（Cluster）”等，都在本地区域内或是社区中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它们不仅仅从事广义上的当代艺术展览，还在社会文化艺术实践和教育意义的基础上打动了非专业群体，构建了机构的亲和力和良好口碑。

　　艺术机构不再单单展示空间和白立方，更是社区文化、人文和交流的中心。任何艺术作品和展览都是基于社会，主观或者客观地反映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脱离社会背景而单独存在的。纵观历史，相对于西方，“博物馆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缺失的，更需要中国当代艺术机构跟上世界艺术发展的脚步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发展。再者，由于中国的政府基金会对于艺术的支持方面与欧洲有很多不同，导致中国艺术机构的资金来源也更广泛，而中国的艺术机构和商业有了许多斩不断的联系。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机构，我们应该思考以下问题：如何才能在公平、健康而不被商业过分牵制的同时，维持这种联系？在了解了西方社区性艺术机构进程的同时，我们该如何去借鉴和采纳？如何与艺术家、专业人士和参与者合作研究并深度发展稳定关系，同时在所在区域和社区与社会发生联系和造成影响，从而吸引更多的非专业观者？

　　文/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