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人--乡村留守妇女生存境遇（二）

　　说到这里，她愣一愣，泪水下来，失声，纸巾塞到嘴里咀嚼，咬住嘴唇，流出血来。中国农村对于生理需求、两性生活总是讳莫如深，谈及都是羞耻，不能放到桌面上，只能在私底下说，甚至被踩在脚底。

　　婆婆推门进来放下一把芥菜，小梅用手背擦泪，婆婆叽里呱啦说了一些什么，听不懂，但感觉出责备。小梅告诉我，婆婆怪她在别人面前哭。

　　年近七旬的老人，经年创痛，摸爬滚打中学会了隐忍，沉默，已然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之前去浏阳，晓玲说，国外乡村有教堂，牧师，居民可以告解，倾诉，而我们没有--无处诉说。日复一日地活着，千锤百炼，心门早已习惯上锁，锈迹斑斑，不影响保存一生的秘密。因此，“他们都不太愿意说，我们很难走进他们内心。”一位妇女主任这么跟我说。

　　去年深秋，堂哥到文成办事，家里让捎点土货过来，堂哥坐下不久，婆婆过来，正对面椅子上坐着剥豆角。过一会儿小姑过来，小姑看着堂哥，用普通话问堂哥，小梅家稻子收了没，堂哥答：收了。小姑问门口的枣子也熟了吧。

　　堂哥摇摇头说，家门口没有枣树。

　　看似拉家常，其实在试探堂哥，小姑认为这个不速之客是小梅老家的相好，或者有更暧昧的关系，她跟婆婆一样有权利义务理清小梅家的家庭关系。

　　原定了让堂哥住隔壁阿财家，小姑打量堂哥，猜忌，不信任。堂哥没吃饭就要走，小梅挽留不住，想送堂哥出门，小姑拿眼神剜小梅。当晚家里电灯故障，小梅去村口小店买蜡烛，却见

　　桥墩边有火星亮着，有人蹲在矮木丛里，见到小梅匆忙离开，小梅从背影里看出是堂哥。堂哥说，家里都好，别惦记。

　　抽泣着不知如何解释，堂哥加一句，要是觉着难，回家住几天。家何曾是疗伤之处，小梅心下黯然，等我死了就让他们送我回家，让堂哥别跟家里爸妈说此种境况。

　　剖腹产下孩子，小梅的下腹有一条横卧着的疤痕。“他嫌弃我，这刀疤难看死了。”刀疤像腐烂的百足虫，蔓延在她的小腹。

　　小梅告诉我，老公厌弃她的身子，她认为是这条刀疤干扰了他的兴致，“男人喜欢看外表”。这种理论导致她不停地抠挤刀疤，把所有的怨恨转移到小腹，又抓又挠，渐渐地瘙痒，继而发炎，“就算回家，他也不碰我”。小梅有时会“厚着脸皮爬到他身上”，却从他眼里看到厌恶，让她觉得在乞讨。

　　想过很多次离开他，走出山坳，却又害怕--对城市的恐惧让她举足不前，眼底的荒凉落寞深入骨髓。

　　“要是没有儿子，十个我也都死了。”7岁的儿子成为小梅活着的理由，有时死不需要理由，活着却需要，像大多数留守在家的女子，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便觉得本来就该如此。

　　“他怪我不旺夫，说我命相不好。”

　　小梅丈夫在温州闯荡江湖十年，并不走运，债务缠身。爱美的小梅常被其他留守女子质疑，被邻居认为不会持家，公婆对于儿子的不着家，把错归结到媳妇身上，认为她不称职。小梅身着黑色裙装，黑色高跟凉皮鞋，黑色厚丝袜--这种色调像极了暮年妇女。也许正因此，她在这个安置区不招人待见，邻里间的疏离让她觉得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丈夫是唯一的救命稻草、通向彼岸的渡船，可这艘船也许因为风高浪急，自身难保，总是无法给予她最安全的停靠。

　　小梅说，她有时会有恶毒的想法，宁愿老公生病了，不得不回来，那么，就算穷一点，至少可以把这个人留住，“我宁愿端茶送饭伺候他，只要他在我身边”。

　　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女子，在家带孩子伺候老人等待十多年，丈夫终于回家，捧回十万元赔偿金。丈夫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从高空坠落，左侧肾脏严重坏损，右侧肾脏摘除，因丈夫违规操作，没有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建筑公司出于人道赔偿一部分医药费。丈夫把病历藏在床底旧鞋子里，妻子不识字，拿给邻居看，邻居费力辨认诊断：因伤残严重，丧失性功能，患者不能行房事，建议进一步治疗。

　　未满三十就已经认命，完全是自我丢弃。我没有找到小梅颓废如此境地的背景，即便一个人带着儿子，只要有一双手，总能改变。而小梅的手白天用来缝鞋帮，晚上安慰自身。屋子里找不到女人的气息，空荡荡的墙壁，除了一张过时的明星照， 疏于耕作的田野自然就有荒草。雨露阳光，一样眷顾，为何小小年纪，就把心给锁上？对世道的恐惧还是对乡村冗长生活的妥协，才让小梅变得放弃抗争，甚至也不愿憧憬？

　　有一度，小梅的精神出现幻觉，或者说确有其事，每逢夜晚，她都以为有人要从窗口爬进来，来侵犯她，来结果她的命。丈夫寄回的钱小梅用来装防盗窗，夫妻俩由此不快，丈夫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乡里乡亲，谁会这么做”。对于妻子的不安，丈夫不理解。

　　“老公不相信我，他以为我在家里有别的男人。”

　　丈夫不知从哪听到小梅在村里有男人，打过一个电话给小梅，让她管住自己的心，别给我装清白--彼此不再信赖。

　　有没有人暗中帮助过你？“没有。就算有，我也不会接受，没有白吃的午餐”--小梅觉得那些试图帮助她的人都不怀好意。倒时时想起那个写诗的男人，要是当初自己愿意跟着他去广东，也许命运都改变了，可是，改变后的命运就比现在好？她找到理由搪塞自己。

　　除了适度抱怨，抱怨命运不公，抱怨男人薄情，小梅从未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她的放任自流使她不到30岁就步入老年期。挨到四十岁--她接受这种被动的等待，要是自己到了四十岁老公还不回心转意，她就回到老家，死在家里，死之前，她会“跟那个写诗的见最后一面”。

　　虽说鼓励不合时宜，还扯到自强不息，甚至谈到电视剧《晚秋》，剧中女主人公被丈夫抛弃，抚养儿子考上重点大学，我想用这个俗常的故事告诉小梅未来的多种可能性，被她打断，说，那都是瞎编，我不信。就算是真的，结局也不好，那个女的后来得病死了。

　　我在想象她或许有一天会打碎自己的惯常，就像刷新电脑屏幕，重组感情，理想，未来，即便失败，也乐意。

　　走出屋门，阳光迅速掉落下来，棉花一般，笼住我。在屋里太久，寒气侵袭全身，连续打了七八个喷嚏，屋子不远处，两个同行者，一个闭着眼睛享受阳光，另一个拿着苹果手机玩游戏，闯关。我的喷嚏惊醒了他俩，惊讶地看着我，冷吗？

　　回头看小梅的家，门楣上方贴着横批，“尊贵人生”，暗红色打底，金边楷体，轻捷有力，门檐之下，站着依然年轻的小梅……我没有理由责备她不抗争--抗争背后是漫天的碎瓦砾，必须赤脚踩在上面，每一步都将鲜血淋漓。

　　小记

　　2013年3月27日 春日暖阳 温州某小镇

　　出了小梅的家，我们沿着一条安静的小路，来到一排被规划过的房子前，妇联主任指指前面，说，到了。

　　新建的房子，中等装修，空旷，毫无人气。十一年前，李大姐的丈夫通过某种途径，去了国外，“为了赚钱嘛”。李大姐家原来在半山腰，政府动员他们从山上搬下来，“我们不太习惯，你看下了山，没有田没有地，整天待在家也没事。”对此，李大姐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这十一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就这么过？

　　当问及隐秘问题时，她的脸红起来，看了看妇联主任。欲言又止，我很快打断了她的话头，我忽然意识到我在一件件剥她的衣服。她有姣好的面庞，只是，像一株植物，缺乏灌溉。

　　丈夫在意大利，为了赚钱，赚回来的钱，使家里造了新房子，新房子里只住着这个49岁的女子。11年来，她服侍公婆，孝顺有加，她跟邻里和睦相处，她跟丈夫互相惦记，不离不弃，成为当地妇联和睦家庭的典范--一个没有男人的和睦家庭。

　　49岁的她干枯，像霜打过后的荒草。

　　想他了怎么办？

　　这种事，就不要说了。

　　对于李大姐来说，十一年没有肌肤之亲，除了无奈，尚可忍耐，最难的是，家里灯管坏了，不敢喊别人来修，只请亲戚来帮忙，出门时不敢穿得太好，人家会说老公不在家，你穿那么好给谁看。丈夫漂洋过海11年，李大姐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很容易醒来，不知怎么回事”。

　　电话常常打，一只手机随时带在身边，“不带钱包出门心里不怕，不带手机出门，心里发慌”。手机里有老公的身影，有老公从意大利发回来的照片。夜晚睡不着，大部分时间用看电视打发，“有时看着看着就睡了，睡了不知多少时间又醒了，再看。”不敢夜晚给老公打电话，“怕他知道我睡不着。”他在外面赚钱不容易，不能再让他担心。

　　三年前，儿子也去了意大利，跟他父亲在一起，女儿在温州上班。李大姐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算时间，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意大利就是清晨五点。到了晚上十二点，意大利就是傍晚五点。偶尔，李大姐跟人聊天时，也会不小心说出她的时间表来，惹得人家笑她想老公了，说的都是意大利时间。“怎么会不想，怎么会不想。可是没有办法。”

　　问起这样的情形还会维持多久，李大姐算了一笔账，造房子欠了钱，还了这几年，还剩9万块钱，今年可以还清。儿子要结婚需要钱，“现在娶媳妇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只讲感情，现在谈的都是房子，车子。”这笔账算下来，没有七八十万拿不下，好在儿子也在赚钱了，负担稍微轻一点。

　　“我们这个年纪了，总得为自己留点钱靠老。”只要不生病，光是吃穿什么的，老人不费钱。李大姐算了一笔账，要是按照60岁开始算起，活到八十岁，算是长寿了，还有二十年，每年两万块钱，也得有个四十来万--这还不算嫁女儿要准备的嫁妆。

　　“有时候这样算来算去，就觉得没有意思，好像做人就是为了赚钱养老，可是想想，又没有别的事了。”对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李大姐没有过多抱怨，唯一让她不敢面对的，就是夜晚，“最怕天黑下来”。

　　说话间，李大姐一直在安抚身边一个女孩，四五岁的样子，女孩显然已经厌烦了成人世界的交流，她从轻声嘟囔，到高声哭闹，苹果和糖果也不能安抚她。以为是邻居家的孩子，问起，原来孩子的父母也去了国外很多年，生了四个孩子，负担太重，两岁时就把孩子送回国内来了。之前跟着女孩的姑姑，可是，姑姑没有足够的耐心来伺候这样一个孤儿一样的孩子，加上姑姑有自己的事业要做。

　　“就跟了我，她爸妈也都在意大利。”因为这层关系，李大姐几乎把女孩当作自己的女儿在抚养，不让她受丝毫委屈，“因为我们两个都一样，不知道哪一年才能跟家人团聚，所以特别亲”。

　　“我们互相做个伴，要不然太冷清了。”

　　陈一娟：那条蛇是我老公，他放心不下家里

　　电话里，小秦一个劲地邀请，你来吧，我们这边留守妇女多着呢，你也给人家写写。小秦是我前年认识的，那时，县里想做一个电视剧，有关村里互助组方面的，有对村官的宣传，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影视作品反映留守妇女互相帮助自主生产的事迹。后来，我做过一个三万字的大纲，考虑到收视率，出资方还给我起了个剧名《说出你的秘密》。那一次去，我接触了部分留守妇女，除了辛劳、疲惫之外，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她们的精神状态，她们乐观，上进，加上县里镇上村里三级妇女组织的协助，除了家里没有男主人，我很难看出她们的生活与其他妇女有什么不同。我接受小秦的邀请去了贵州山里，与其说是去调查采访，不如说无法拒绝小秦的热忱邀请--要知道，那一年，我是答应了小秦一定会再去看她的。

　　事实上，这个乡外出务工人员的数据一直很模糊，占的比例数也显得不确定，对于我来说，这些数据都不重要，我需要了解的是个体，那些落实到一家一户的日常和非日常。在我游荡在这些村庄的时间里，总看到一些身影，地里，掰玉米，她们叫收苞谷。村口拐角的旧屋子门上，用毛笔写着：收购苞谷、稻子，再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我在田里看到一个妇女正在播种，后来她告诉我，她叫陈一娟。一片黝黑的土地被翻耕过了，长长的田垄，刨出小孔，陈一娟手里端着一个盆子，盆子里是一些细泥灰，似乎还掺和着烧过的煤渣。

　　我的到来让陈一娟有些疑惑。这个海拔一

　　千多米的山村，阳光热烈。前几日刚刚下过雨，山风吹来，在树林间过滤之后，不像在山下那么灼热，可她的脸还是被晒得红红的。她已经下了两长条田垄，这会儿，儿子戴着凉帽颤颤巍巍地从田那边过来，大约四五岁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哭喊着妈妈。陈一娟回身说了句，别过来，妈妈马上就好了。可是儿子不依，哭喊得更厉害--他已经失去了耐心，从早上八点，到此刻，我看看手机，正午十二点半，这个小男孩又热又累又想睡，他索性坐在田垄上哭喊起来。

　　我跨过几道田垄，歪歪斜斜地走着，鞋上粘了一些泥巴，走路很不稳，我走到小男孩跟前，从摄影包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他。他依旧哭着，眼睛看着苹果，又朝陈一娟尖叫几声，陈一娟看看我，对儿子说，拿着，阿姨奶奶给的苹果，拿着。

　　小男孩接住了，很珍视的样子，看着红红的苹果，我一手抱起他，试图朝陈一娟方向去，谁知刚跨两步，就摔倒在田垄上了。我有些无奈地看着陈一娟，陈一娟嘴里念叨着让孩子听话，手不停地抓一把泥灰往小坑里撒。为了稳住孩子，我只得跟他一样，坐在田垄上，小男孩见妈妈没有过来抱他，又开始哭闹起来，我看着有些怨怒，说，妈妈干活，小孩子要听话，来，阿姨给你拍照。

　　对于拍照，男孩显然很拘谨，也很害怕，我为了安抚他，迅速按下快门，小男孩的，他妈妈陈一娟的，刚巧一列火车从不远处开过，我也按了几张。坐在田垄上，我回翻照片给男孩看，看，这是你，这是妈妈，这是火车……我又回放了很多之前拍下的照片，一一翻给男孩看。慢慢地男孩没了声音，我自己也沉浸到照片的情景里，待我回过神来看男孩时，却见他已经歪歪地在一边打瞌睡--四个多小时的田间折腾，他累了。我回头跟陈一娟说，他睡着了。陈一娟一听，有点着急，放下盆子，匆忙过来，抱起男孩，走出田垄到一边的树底下，我跟着过去帮忙。树底下有一小片树荫，比在田间要凉快一些，一辆小三轮车上，放着一捆黑色的防晒网。阳光下，这捆用来遮阳的塑料制品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陈一娟一手抱着男孩，一手扯开捆着的绳子，把防晒网垫在三轮车斗里，又抓过一块塑料布铺上去，停当之后，陈一娟试图把男孩往车斗里放。可是车斗太窄，横竖都不落位，我说，我抱着他吧，你去干活。

　　陈一娟犹豫一下，有些不好意思，说，小孩很沉的，又热……我扯过塑料布，铺在地上，一屁股坐下来，卸下相机，张开双臂，陈一娟把孩子递给我--确实很沉。我笑笑说，你去吧。

　　陈一娟感激地看看我，赶紧往田里走，走几步，回头问我吃饭了没。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事实上，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的作息时间从来没有准时过，我随身带着干粮，饼干，苹果，一瓶矿泉水。为了让陈一娟安心地接受我的帮助，我笑笑说，起得晚，才吃了就过来的。陈一娟便放心地往田间走，忽又回身，从一边的布袋子里掏出两个煮熟的苞谷递给我，我推辞不要，陈一娟塞回去一个，拿起另一个苞谷，边走边啃着，我看到她的手上还粘着泥灰。

　　真是闷热啊，我的手酸胀起来，男孩窝在我臂弯里显然不是很舒服，他有时突然跳动一下身子，嘴里哭喊一声，又恢复平静。睡熟之后，手里的苹果便脱落，我没有接住，骨碌碌地往田埂下滚去，刚好落在田里。待陈一娟撒种子过来时，我轻声告诉她苹果掉了，她客气一句说，累了吧，累了就放下，让躺在地上，没事。

　　我抱着孩子，百无聊赖地看着陈一娟侧着身子播种的样子，她的身子壮实，看得出是劳动的行家里手，一件灰白相间的短袖衬衫，后背被汗水湿透过，积了盐渍，在后背处形成一个向下的弧形。新的汗水又渗透出来，陈一娟时不时用手臂擦汗，有时看她停下来在擦眼睛，汗水流到眼睛里去了。手臂不管用时撩起衣角，身子稍微弯曲，就着衣角擦去汗水。盆里的泥灰渐渐浅了，我担心这样的状况要持续很久--跟男孩一样，我也已经失去了耐心，甚至，我都想，这样的情景大约是广大留守妇女的日常，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而我放弃几乎一天时间只是待在田里，是不是太不划算了。我问陈一娟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播种完毕，在我有限的农业生产经历中，在地里播种之后，应该还得把种子用泥土浅浅地覆盖。陈一娟告诉我，种子事先已经跟药水搅拌在一起，现在跟泥灰混合着撒到田里，就可以省去了覆盖泥土。我数了数，整片田里，有十三条凸出来的田垄，在陈一娟的前方，还有五条等着播种。

　　心不在焉地抱着男孩，虽然铺着塑料布，地气还是热腾腾地冒上来，我疑心自己要中暑了，这个酷热的下午，一切都昏昏欲睡。没有风，不远处，一只鸟在叫，发出突兀的声音，更显得午后的燥热。我有些懊悔，不知道耐着性子席地而坐为了什么。

　　从田塍看到远处，是一些搭建起来的大棚，似乎是某个蔬菜基地的产业，塑料薄膜在阳光下散发着无聊的光泽。一声沉重的轰鸣从远处传来，继而有火车的鸣笛，昂--昂--一列货车呼啸着过去。隔了一段时间，一列绿皮火车由远及近，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是这个村庄唯一跟外界联系的地方，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我呆呆地看着火车，远远地只剩下一个车尾，直到看不见。陈一娟过来了，她的手臂被晒得红红的，我忍不住苦笑一下，陈一娟不由分说把孩子抱起来，说，不能再睡了，要生病的。

　　孩子迷糊中被喊醒，来不及酝酿情绪跟妈妈撒娇，只是惊讶地看着陌生的我，陌生的苹果，然后躲到妈妈身后，怯怯地看着我。

　　我大约知道陈一娟喊醒孩子的意思，她不想让我一直这么待着，那可真够折磨的。她从布袋里掏出一个苞谷，硬塞给我，我一口咬下去，我真的饿了。

　　忽然之间的事，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留守妇女，没完没了的农活，无人照看的哭闹的小孩，无处诉说的漫长的时间。坦率说，这样的日子令人恐慌，为了打消我的古怪念头，我开始跟男孩玩耍，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对此，男孩的回答一直是模糊的，或许对他来说，一个名字真的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妈妈什么时候可以踩着三轮车带他回家。

　　待到下午三点多钟，我已经跟孩子混熟了，醒过来之后的男孩，似乎又有了充足的精力跟妈妈黏糊，一会儿要到田里去让妈妈抱，一会儿要撒尿，一会儿又要吃东西。这时，我才知道，陈一娟跟儿子其实都没有认真地吃过中饭，我劝说男孩吃了苹果，男孩一直舍不得。后来，我帮着陈一娟铺防晒网，这块田有六分五厘，看着着实宽阔，为了能够独自完成铺盖防晒网，陈一娟用刀把网隔成了几片，以便于一个人操作，对此，陈一娟很心疼。老公在家时，他们两夫妻一起，“干活就没这么累了”。

　　事实上，在傍晚回到陈一娟家之前，我一直没有问到她丈夫，在我想当然的理解里，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儿子在田间，必定是留守妇女，也就是我要采访的对象，我热衷于帮助她，似乎也藏了要采访的私心才表现出了对这片宽阔田野的好奇。待我坐在陈一娟的三轮车上，跟她一起回家时，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寡居的女子，两年前，丈夫已经去世了--因为没有看到丈夫的遗体，陈一娟一直觉得丈夫还活着，虽然她已经两年没有收到他打在卡上的钱了，“我总觉得他还在上海”。

　　收拾完田间的事，陈一娟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说实话，这个下午，我被晒蒙了，我想赶紧回到小秦家里，在她家后门辟出的小屋子里好好地冲个澡，我的皮肤上黏黏的。见我犹豫，陈一娟借着儿子的口吻，说，走吧阿姨奶奶，到宝宝家吃晚饭。

　　我坐上三轮车，车斗狭小，又因为里面堆放了杂物，一双脚没处放，我索性把身子朝外，招呼这个叫宝宝的男孩靠到我背上。男孩因为我要去他家，似乎有些高兴，居然很乖巧地站到我

　　身后，把身子靠到我的背上。陈一娟踩着三轮车，有些费力，路过那排塑料大棚时，我们几乎同时听见了鸟叫声是从这里传出的，棚子开了一个半弧形的出口，像一扇拱形门，没有合上门，也没有塑料布挡着。我看见一只鸟横冲直撞地在飞，塑料顶棚不时被撞响，原来这是一只误入歧途的鸟儿，它想飞出棚子，总是振翅往高处飞，却每每失败。塑料棚上，被尖利的鸟喙撞出了一个个凹槽，鸟儿却还是飞不出，它当然不知道出口在这一边，它只要俯冲一下，就能获得自由--它怎么会懂得这一点。

　　我心不在焉地握着男孩的手，想着是否要跟陈一娟说说鸟儿的事，却见她拉了下手刹，三轮车停下了。我说怎么了？陈一娟下车，跟男孩说，宝宝，有一只鸟被关进大棚了，我们去救它好吗？

　　男孩有些欣喜，张开双臂，陈一娟抱起男孩往一边走去，回头跟我说，经常会有鸟被关在里面。

　　正合我意，我简直有些感动，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念想里，即便我鼓起勇气告诉她那只鸟的处境，对于忙碌一天疲惫不堪的留守妇女来说，都是可笑的。我迅速跟在后面，跟陈一娟一起进了棚子。

　　简直透不过气来，塑料大棚除了一个出口，几乎全封闭，太阳暴晒过后，所有的热量聚集在

　　这里，一走进里面，几乎感觉到火就在你身边熊熊燃烧，闷得慌。陈一娟把孩子放在棚子的一侧，让他贴着棚子的铁架站立，说，宝宝站着别动。男孩显得很听话，手里的苹果被他捏着，表皮有些熟透的样子，估计不会像新买的时候那样脆甜了。我端起相机，朝陈一娟方向对焦，她往棚子那端走过去，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根细树枝，一只鸟儿正停在那端。一个下午的挣扎使它疲惫至极，我们进去显然使它惊慌，它振翅飞了起来。这一次我看清楚了，它似乎用尽全力往棚子上方冲去，嘭，它的整个身子碰到棚子，发出沉闷的声音，而后，鸟的身子被撞击产生的惯性反弹回去，它几乎是半摔着掉到地上。陈一娟此时迅速跑到鸟儿身边，试图去抓它，鸟儿拼尽力气又往上飞，这一次，陈一娟跟在鸟儿飞起的地方，待鸟儿撞击棚子之后，直愣愣地掉落下来，她一把接住了它--简直天衣无缝，不偏不倚。“是一只斑鸠”，陈一娟有些欣喜，“宝宝，来，看看，这是斑鸠。”

　　陈一娟双手捧着斑鸠走到男孩面前，男孩自然地伸出手来，摸了摸斑鸠的头，斑鸠有些惊恐地挣扎了一下，要飞的样子，陈一娟一手夹起男孩，走出棚子。陈一娟把斑鸠交给男孩，男孩摇摇头，陈一娟说，那妈妈放了？男孩没有说话。陈一娟问，告诉妈妈，它叫什么？

　　男孩奶声奶气地说，斑鸠。

　　陈一娟松开手，斑鸠扑闪一下翅膀，飞了出去。

　　远处，一列火车呼啸着过来，我莫名地有些激动，我大喊，等一下，我给你拍个照。没等我说完，陈一娟已经抱起男孩，回到三轮车边，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她踩着三轮车，往前去。

　　我忍不住问了一些细节，原来这样的事在陈一娟看来，很平常，那时老公还在家，夫妻俩来田里做农活，那时大棚刚刚搭建，就有鸟儿误入里面。村里有“黑良心的”人，抓了鸟回去吃，可老公总是说，算了，放了它，这些鸟都是精灵，以后会保佑我们的。

　　“他放生了总有十来只鸟，可也没见着保佑我们家。”陈一娟一路踩着，似乎有些抱怨，再说着便释然了，说，后来老公去外面之后，她常常想起跟老公在大棚里捉鸟儿的情景，因为老公抓到鸟儿就放生，一度被村里人讥讽，说一个男人像女人一样，没气魄。有老人就说，菩萨心肠的人有好运。老公去世之后，陈一娟虽然不相信这些话，每次看到鸟儿误入大棚，却总是忍不住要去救它们，仿佛只有这样，才又一次跟老公在一起了。

　　陈一娟的家在村子中间，进村是一条长长的斜坡，三轮车踩不上去，得下来推着往上走，男孩坐在车上很享受的样子，也一扫刚才的吵闹，因为快到家了，他有些欣喜。

　　“老公在家时，我们三个坐在车上不下来，他一个人就搞得赢。”陈一娟又说到老公，看得出他们夫妻感情深厚，等我们走完一条长长的机耕路之后，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陈一娟忽然大着嗓门说了一句什么，前面一个女孩便跑过来，是陈一娟的女儿，读小学五年级，头发披散着，额前的刘海剪成斜斜的往一边去。

　　原来，就在我们在棚子里抓鸟儿时，陈一娟的婆婆从台阶上摔了下来，自从老公变成盒子里的骨灰回来，陈一娟便再也不敢用手机。“老公的事是工地上的人打到我手机上告诉我的，后来，我不敢再拿手机，怕又有电话打过来，我怕听到什么。”陈一娟的地离家五里路，婆婆摔下台阶后，起不了身，一直躺在地上，直到孙女从学校回来。早已瘫痪在床的公公听得见老伴的呻吟，却起不了身--这一切待我们进屋之后，才一一听说。婆婆已经被邻居搬移到家里的躺椅上，婆婆身子消瘦，典型的老来瘦形象，本来想着去近边的地里摘点菜早早准备煮粥，一脚踩空了。陈一娟来不及洗手，便要去村里喊郎中来看，被婆婆制止了，说没什么大事，只是腰部有点酸痛，手脚都可以动动的。陈一娟开始着手做饭，中午吃剩下的饭倒进锅里，拿葫芦水瓢在一口大水缸里舀了两大瓢水，倒入锅里，走到灶门口生火。

　　“难为情的，要让你跟我们喝粥了。”陈一娟有些不好意思，我强调自己喜欢吃稀饭，看着灶台上凌乱的碗筷，我刚开始咕噜咕噜叫起来的肚子，忽地愣住了，我真的要在这个家里，跟他们一起吃饭么？即便我再想表现出亲密无间的样子，内心里还是障碍重重，没有来由地，我想到这些碗筷都是共用的，公公吃过，婆婆吃过，鼻涕流到嘴唇上的男孩吃过。我拿出相机，翻看照片，看着有些悠闲，其实我在想如何脱身。我站起来，走出厨房。

　　两开间的房子，中间一个厅堂，厅堂正中一张陈旧的搁几，搁几上散落着杂物，一截不明用途的电线，一本小孩读物没有了封面，几个搓了一半的苞谷，还有一只竹编筛子，筛子里搁着两三张草纸。白炽灯因为电压不稳，忽闪忽闪，晃得我眼花，几个虫子围着灯管在飞，不时撞到灯管上，发出不安定的声音。五年级女生跟在我后面，好奇地打量我的背包，我的背包里是一台单反，我还不太熟悉如何使用。

　　阿姨给你照个相好么？我跟女孩说，女孩有些羞涩，对于照相的好奇占了上风，她听从我的话，坐在一边的椅子上，可是，当我即将按下快门时，女孩忽然站起身跑掉了。我跟着出了厅堂，夜色清冷，左邻右舍发出家常的声音，有的人家电视机的声音很响，似乎是新闻联播，这个小山村，依然有人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远远地，火车的鸣笛声隐约传来。我决定离开。正当我打算进屋去跟陈一娟告别时，她却出来，很匆忙的样子，一边走一边解围裙。

　　“怎么了？”我问。

　　“我妈妈的腰痛得厉害，可能摔伤了，我就知道她刚才忍着的。”陈一娟决定去找村里的郎中来看。中国的农村，医疗服务已经普及到村子，有专业的百科门诊，头痛脑热伤风感冒一般都能解决，遇上急诊或者疑难杂症，一般都会推荐去镇上县里的大医院。

　　“郎中那边有伤药。”陈一娟匆匆走了，忽想起什么，跟我说，要是不嫌弃，等她一下，很快就吃晚饭了。我笑了笑跟在她后面，表示愿意跟着她去找郎中。

　　从陈一娟家到郎中家，要穿过大半个村子，我问是不是踩三轮车过去，陈一娟说，有小路。那是一条山路，拐过村道踏上山坡我便开始后悔，中午吃了一点饼干，后来虽然咬了一个苞谷，但现在我明显感到饥肠辘辘。我问陈一娟饿不饿，陈一娟说娃儿没睡时她就饿了，“没得办法，要干活。”的确如此，尽管陈一娟争分夺秒地播种，回家还是晚了，新闻联播都已经开始，她家却还没有做晚饭。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急促地掏出手机，塞到陈一娟手里，让她直接打电话给郎中，请郎中过来就是了。陈一娟把手机塞还给我，告诉我不是请他过来，而是去买草药--之前很多次，包括公公中风摔倒那次，也是去拿了伤药，外敷内服结合。

　　我们边走边说话，两个人都气喘吁吁，这才谈到她老公。夫妻俩结婚不到十天，双双去了上海，在一个工地上做活，搅拌水泥、挑砖头、在废墟里清理钢筋，都是重活，直到陈一娟怀孕。那时睡在工棚，工棚就在工地边上，绿铁皮搭建的二层，她跟丈夫不能睡在一起，一个宿舍有五六个工人。她跟工地上管升降机的女工睡一个房间，到这年年底回家，婆婆见陈一娟肚子没有起色，有些着急，待春节大家都出门了，婆婆硬是不让他们俩出门，理由很简单，得怀上了再出去。为此，他们还丢了那个工地的活儿，因为工程要赶进度，已经等了他们一个礼拜，他们还是被婆婆留着，直到发现陈一娟怀孕了，“其实不是在家怀上的。”陈一娟告诉我，之前怀上过一个，没了。管升降机的女工是湖北来的，四十多岁，见他们小夫妻没有地方团聚，有时特地让出来，到外面住一个晚上。这样的次数很少，陈一娟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老公让她赶紧回家养孩子，陈一娟觉得老公一个人在外面没人照顾，心疼他，说忍一忍到中秋就回去，却流产了，夫妻俩在医院走廊相拥着哭了一场。再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夫妻俩找机会又在一起了几次，“医生让我们半年后再怀孩子，我们也没算时间，就怕以后怀不上了。”

　　婆婆得知媳妇怀上了，喜极而泣，陈一娟决定留在家里好好养身子，老公一个人又去了上海，在另一个工地找了一份工。一直到陈一娟生下女儿，老公也没有时间回来，怕丢了工作。

　　“后来呢？”

　　“有了娃儿，家里负担重了很多，老公就一直在外面打工，春节的时候回来一趟，我生下男娃之后，家里更缺钱了，老公一个人要养活我们一家。”陈一娟稍事停顿，又开步往前走。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三年前，儿子两岁的时候，丈夫在工地上出了事，其实那几天放假，中国的建筑行业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碰巧建筑行业大检查，丈夫原计划要回家，算了算日子，总共加起来只有三天半，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划算。陈一娟让丈夫趁这几天好好休息。上海闷热的天气，工地更难以忍受，庞大的水泥钢筋结构，搅拌机，袒露的工地，像个火炉。夜晚，丈夫无法入睡，开了升降机，睡到了脚手架上，夜半时分，从脚手架摔了下来。因为工地不太有人，等发现时已经被热浪蒸熟了，放假期间擅自上了脚手架，不顾安全睡在半空之中，这种种，让人深感遗憾的同时，所有的一切无处诉说。“工地给赔了点钱，可钱还没拿到手，我爸听到这事，昏过去，栽在台阶下面，你看，他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年。”

　　丈夫拿命换来的钱，并没有给这个家带来更多的实惠，这笔钱陈一娟一直没有去动它--五万块钱，对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户，无疑是一笔不菲的收入。陈一娟说，“没见到他人，我总觉得他还在上海……”

　　骨灰托人带回家中，三两件换洗的衣服，几样零食，雪饼，上海小点心，还有一个小孩玩的拨浪鼓，这些都是丈夫打算买回家来的。女儿见到拨浪鼓抢着拿在手里，摇动手臂，拨浪拨浪地响起来，陈一娟心下恨自己的女儿不懂事，见到骨灰盒没有哭，却玩那个东西，她伸手给了女儿一个巴掌，女儿捂着耳朵哭了半夜。

　　丧事依旧要办，各种仪式繁复，陈一娟决定拿这笔钱给丈夫办丧事，在亲戚朋友的劝慰之下，丧事显得简单清冷，请了道士做了一场法事。因为悲切死者的不幸，出面相帮的人都没有拿必要的礼数。当晚，陈一娟呆坐厅堂，看着陌生的骨灰盒，镜框里熟悉的丈夫的遗像，时不时问婆婆，“会不会搞错了，幺儿还活着。”

　　法事还在继续，一儿一女因为困乏，陈一娟已经给安顿去里间安睡，门框上张贴着本次丧事的主事，道士，念的经文，哪家出的礼金，帮着张罗者的名字。陈一娟看着看着，忽地起了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要走到里面去，可能是老公在喊我……”

　　里间睡着一双儿女，陈一娟拉亮电灯，骤然发现儿女躺着的床上，一条蛇盘起来，就在女儿和儿子身子的中间。陈一娟素来怕蛇，惊叫起来，忽地想起丈夫的属相来--一定是丈夫放心不下儿女和这一家，“临走前来看看我们……”

　　婆婆听到惊叫，进了里间，看到这情景，拉着陈一娟就下跪，让她念经……陈一娟却忘记了所有之前念叨过的经文，只是不停地喊丈夫的名字，幺儿，幺儿啊……

　　陈一娟跟我叙述完这一切，我们已经来到了郎中家门口，陈旧的木门，门缝里透出灯光来。我从裤袋里掏出两百块钱，我知道钱不多，也知道无法代表什么，我只想让陈一娟知道，我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可是，这又能解决什么？她的公公躺在床上，婆婆的腰闪了，接下来的日子，陈一娟将伺候两个老人，家里的三亩水田，一亩多菜地，都得她去劳作，老公去世之后，家里已经没有活路钱，她必须种蔬菜，除了维持家里正常的伙食，还得挑着去集市卖。

　　“有太多后悔的事了，一时间说不清楚，总之这些都是我该受的，命中注定的。”让陈一娟悔恨的事有很多，工地放假，丈夫说想回来看看，她觉得来回费用太多，在家只能住两个晚上，还是等到过年回来。丈夫说已经给娃儿们买了吃的玩的，她说过年带回来也一样--要是那次陈一娟坚持让丈夫回家，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

　　打女儿的那个耳光，耳膜破了，等操办完丧事，陈一娟才发现，女儿的耳廓肿大，一边的眼睛也肿起来，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无法修复。女儿现在听人说话得侧着耳朵，从那时起，女儿见着陈一娟，多少有些惊恐，不知什么时候起，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起来。

　　这是陈一娟的痛，深入骨髓，三年来，陈一娟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收拾不尽的家务。我后来跟小秦说起陈一娟，小秦叹口气说，这一家，什么时候是个出头的日子哦。又说自从幺儿出事之后，陈一娟显得有些呆滞，有时一点点小事就跟人吵，有时又像很明事理的，跟人客客气气的样子，手头没钱去小店赊账，冷不丁会冒出一句，等我家幺儿回来就给你钱。

　　离开村子很久，我还在想着陈一娟的神情，在那个闷热的棚子里，她是如何抓住斑鸠，走到阳光下，松开双手，让斑鸠飞出去……那个时候，她就是一个32岁的有两个孩子的女人，有丈夫，有长辈，热爱劳动，有足够的爱心。

　　菊英妹妹：心烦的时候，恨不得掐死几个

　　午饭之后，小秦在家门口洗衣服，我端着相机无聊地东按一下西按一下，不远处的墙上，挂着大幅标语：深入开展党的基层建设年活动。一个徽章下，又来一句：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定是能成就辉煌人生的人。之前大约曾经有过另外一幅标语，被替代了，隐约可见四个字：降低人口--不知完整的是什么。

　　两大盆衣服洗完，小秦说，方姐，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看太阳烧得厉害，她肯定上不了坡，这会儿去她准在家。“

　　“谁？”

　　“我表妹，你不是要采访留守妇女吗？”

　　“那你不早带我去？”

　　小秦沉吟一下，有些犹豫，“方姐，你只写人家留在家里这个事，不写她家违反计划生育的事哦。”

　　我笑笑，“那我一写有几个孩子，人家不就都知道了么？”我试图跟她开玩笑。

　　小秦想了想，终于豁出去的样子，“管他呢，该受的罪他们也都受了，我也好久没回娘家了，顺便带你到我娘家瞧瞧去。”

　　七拐八弯之后，上了一个斜坡，小秦指指斜坡上一间房子，说，表妹家。

　　一个不甚宽阔的道地，零散晒着苞谷，有的是新鲜掰来才晒出来的，有一部分大约晒了几天。一把扫帚倒在地上，簸箕里是一些杂物，泥灰，一片树叶，干燥的苞谷衣，吃过的苞谷芯子。另一侧沿墙靠着锄头、耙子、斗笠、竹编簸箕，一双粘满泥灰的高帮雨鞋，还有一个铁丝编起来的背篓。一方台阶连着道地和街檐，街檐上，一个女孩三四岁的样子，在一辆破旧的童车里玩，屋里传出呵斥声，“你个臭娃儿哦，怎的又把地给搞脏了，看我揍你。”

　　小女孩像是没有听见，依旧在拉扯童车，童车上的商标已经剥落，小女孩在撕掉这些塑料粘膜。回头见到我们，有些惊愕，继而弃车而逃，进了屋子。斥骂声依旧，听不明白内容，先是见到一把扫帚，利落地打扫，再见到一双手出来，一手抱着一个男孩，另一只手在扫地，半弯着腰，有些费力，嘴里依旧在唠叨。是一个女子，头发蓬乱着，七分裤，一件混色短袖上衣，衣襟上粘满了什么东西，好像是鼻涕的痕迹，又像是粥汤干了的样子。忽然见到我跟小秦，她没认出来--小秦戴了副太阳镜。女子惊讶地看着我，我对她笑笑，不由自主地欠了欠身子，“你好，在忙呢。”

　　小秦喊她菊英，她像才醒悟过来，露出黄斑牙齿，“是表姐嘛，我都没认出来。”

　　一个空荡荡的厅堂，堆着化肥袋子，另有一些杂物，木头，竹杠，不明用途的几个水缸，两块腊肉吊在门框上。厅堂两侧有两扇对开着的门，左边那间是卧房，右边里间是卧房，外间连着厨房兼客厅。

　　“楼上太热了，睡不了人。”

　　我们在右边吃饭那间坐下来，就着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摆放着一个塑料筐子，几个搓了一半的苞谷躺着。我跟小秦帮着搓苞谷粒子，问为什么要搓下来，因为这些都是嫩苞谷，菊英说搓下来后，放到冰箱，要吃的时候，直接拿来煮--在贵州很多乡村，都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饮食习惯，茄子、豇豆、苞谷、南瓜切成块，加清水，不放任何调料，在锅里煮熟了，凉在一边，待吃饭时端上来，蘸着辣椒水下饭。那汤干净，清淡，小秦问菊英是否要上坡，菊英的头偏了偏门外，“这太阳毒着，这会儿怎么上坡，晚点要去。”问大概几点过去，现在是不是要睡觉，菊英说她中午从来不睡午觉，因为家里有做不完的活儿。

　　说话间，女儿又在街檐上玩童车了，菊英看到我的相机，跟女儿说，让阿姨奶奶给照个相，我赶紧出去，端着相机想给女孩照相。结果，无论我如何努力，小女孩就是避开我的镜头，左右横竖我都看不到她的正面，她的眼睛隐藏在童花头的刘海下面，她不是低下头，就是侧过身子。我放弃了给她照相的念头，索性走到左边那间屋子里，小秦跟菊英两表姐妹在右边屋子里拉起了家常。

　　左侧屋子里，摆放着一张陈旧的沙发，上面覆盖着花布，看不出沙发本来的面目。一边是两张靠背椅子，两张椅子被面对面合在一起，椅子中间又接了一张方凳子，一床薄被子凌乱地堆放着，一眼看起来，像是睡过人的临时搭建的床铺。这间屋子被一面木板隔成了两间，外间除了沙发和椅子，还有一张陈旧的搁几，搁几上方摆放着一个纸折起来的装饰品，足有一个普通菜盘那么大，层层叠叠的，像是一个微缩的宝塔。我小心翼翼地拿下来，是用旧课本折叠起来的，手工精巧，每一个都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也不知怎么能叠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放回这个宝塔，进入里间，里间是一张床，大约一米二左右，盖被，垫被，看不出是夏天的床铺，倒像是春秋两季的床。想起来，贵州大山里夜晚的温度不高，很适宜。一边的一个橱柜上，堆满了零碎的物品，衣服，袜子，作业本子，铅笔，一床待洗的床单，三两件换下来的衣服，还有几件洗干净晒干了的夏衣。

　　除了厅堂，左右两边屋子都用报纸和试卷课本纸给糊上了，看起来满屋子的花花绿绿，内里有陈旧的报纸和课本纸露出来。菊英说在她打算回来带孩子之前，公公婆婆就糊了一次，一回到家里，觉得家里花花绿绿的挺好看的。过了一年，那些糊过的墙壁都发黄了，到年底时，再糊一次，“没钱装修嘛，就糊一层纸，看起来干净一点。”

　　在我们坐着说话的当口，门口响起摩托车的声音，菊英抱着儿子站起来，儿子已经在臂弯里睡着了，她把儿子放到左侧卧房床上，到门口，她公婆回来了。

　　黧黑的脸蛋，扎实的身子，公公手里拿着一个头盔进来，见到我们，微微笑了笑。小秦忙喊舅舅，舅舅指指椅子，“坐，歇着，歇着。”婆婆瘦高个儿，身体很虚弱的样子，待到屋里坐下，便跟小秦叹气，说一家人都吃药。果然，菊英公公从抽屉拿出药来，就着凉茶吃药。公公高血压，四肢酸痛，一年到头要吃各种不同的药品。婆婆一个月前动了手术--婆婆费力地站起来，撩起衣衫，腰际处，一个刀疤触目惊心，婆婆

　　说是囊肿，现在还得休养，“怎么待得住哦，家里七七八八的事这么多，少一个劳力家里人就更累了。”婆婆说的家里人，指公公、菊英，还有在外打工的儿子。说到儿子，婆婆显然动了情，说一家十口人，现在都还是靠儿子一个人赚钱养活着。

　　菊英22岁那年跟丈夫结婚，不久生下女儿，“结婚前就商量过了，要是第一个生儿子，我们就再生个女儿了事，要是第一个是女儿，那就得出去。”

　　出去是因为山高路远可以躲避计划生育，大女儿不满三岁，菊英便跟丈夫开始了十五年漫长的打工生涯。十五年里，他们夫妻辗转七八个省，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最后在浙江稳定下来。十五年里，他们陆续生下五个孩子，等第六个孩子生下之后，他们结束了生育之旅，因为第六个是儿子，他们的目标达到了。“生一个孩子要花费一万多块钱，生了五个孩子，花掉我们七万多块钱，十五年里赚的钱，除了拿点给家里，基本都花在生孩子上了。”

　　儿子出生之后，菊英便回到了村里，她坦言，当初回来的时候，是带着小小的成就感回家的，觉得家里终于有个儿子了。可是等她回到村子里过了没多久，便觉得自家条件已经落伍。如果要排位，菊英家无疑是最后一名。没有新房子，一台十五年前买的电视机还在用，所有的家具都陈旧不堪。八十年代造的房子，到如今二楼都没钱装修，现在连装修的想法也没有了，因为整个房子不但落伍，而且屋顶总是漏水。

　　闲聊时，菊英的手机响起来，她嘀嘀咕咕跟电话里的人说着什么，挂了电话便跟我们说，四女儿肚子痛，老师让家长去接回来。公公拿起头盔说，我去接--前年家里添了一辆摩托车，因为庄稼地太远了，没有摩托车有时走路来回都得三四个小时，早上去地里，没干一会儿活便又得走回来。“狠了狠心借了点钱就买了，现在有这个车方便很多了。”

　　菊英递给公公一本病历，是四女儿的，说要是没有这个本子，很多费用不能报销。公公拿着本子出去，摩托车突突突地轰鸣着远去了。婆婆担心公公的身体，说现在才五十多岁就这病那病的，老了怎么办？又吩咐菊英煮苞谷给我们吃，万般推托不管用，菊英说，你们来我很高兴，我们家穷，别人看不起，没人上我家串门。这么一说，我们便觉得不好意思了，依了她。

　　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公公带着孙女回来了，女孩上二年级，刚在医疗站打了一针，菊英问现在肚子痛不痛了，女孩摇摇头，菊英让女孩写作业去。自己抓起很多衣服，说趁现在空当，洗掉一些，到晚上有时候实在累了，停停洗洗，有几个晚上都要到十二点才能上床睡觉。

　　很久我才理清楚菊英家的儿女一一对应关系，大女儿现在在浙江打工，已经外出三年了，当时出去的时候未满十八岁，村里睁只眼闭只眼给开了证明。二女儿十四岁在镇上读六年级，三女儿十二岁读三年级，四女儿十岁读二年级，五女儿四岁，就是在家玩童车的这个，最小的儿子两岁，胖胖的脑袋，一脸好奇地看着我们。

　　四十二岁的菊英谈到这一帮儿女，自有一番感叹，说这么多儿女中，还是四女儿--刚才因为肚子痛回家来那个，懂事听话，平时不多说话，自己的东西有固定的地方放。最淘气的是第二个女儿，在菊英满腹的埋怨中，我听到的大约是这么个情况。第二个女儿出生之后基本上在家让公婆带，他们忙于农活，除了给口饭吃，别的什么都教不来。现在这个女孩根本没有女孩的样，拆天拆地，“随便跟哪个姊妹碰在一起就打架，我火起来每人一顿棒子。”

　　菊英感叹她家的女儿都不懂得体贴她，她举了个事例来说明，有那么几次，她身体不舒服，加上家里长久没有吃水果了，抱着儿子去集市买回来苹果，挑最小的买。累得腰酸背疼回到家里，放下塑料袋子，还没把儿子安顿好，家里几个女儿就抢着来抓苹果，“喝都喝不住，等我回头想拿一个吃，只剩下一个空的塑料袋，风吹到地上。”每当这时，菊英总是万分恼火，可是看着她们“饿死鬼一样大口咬苹果时，我总是觉得嗓子口堵得难过”。

　　谈到远在浙江的大女儿，更是菊英的心头之痛，当时她是不赞成大女儿出去打工的，毕竟还小。可是她“小学毕业就不愿去上学了”。在家跟爷爷奶奶干点农活，过了两年，偷偷跑到村里去开了个证明，跟村里其他人一起去了浙江。“听说在工厂做电子产品，一年到头不太打电话回来，我打过去给她，她也冷冰冰地不愿跟我说话，也不跟她爸说话，只有跟她奶奶能说上几句。”在菊英看来，另外几个女儿不懂事还情有可原，毕竟还小，大女儿现在都这么大了（其实还不满二十岁），还跟他们怄气。“她主要怪我们丢下她出去了十五年，我们有什么办法，在村里做人，总得要个儿子嘛。”菊英说。

　　有时候菊英也会跟女儿说找对象的事，让她看清楚小伙子，不要随便找个外地人，以后吃亏吃苦家里也不知道。谁知道女儿的话“吃了石头一样硬，你们就生了我，小时候不管我，大了也不要来管我，你们哪有资格来管我们，你们只要管好你们的儿子就是了”。菊英说，大女儿责怪他们夫妻为了生个儿子把另外几个姐妹都撂家里了。

　　我问菊英，生这么多孩子，是她本人特别想要，还是老公要求，或者是公婆给的压力？菊英顿了顿，说，我自己也很想生一个儿子，“农村嘛，没个儿子怎么行？”另外，夫家也给了一定的压力，因为当初生下大女儿后，婆婆抱着大孙女让儿子媳妇放心，家里由她跟公公守着，趁小夫妻现在年轻，赶紧出去打工。“家里计划生育抓得紧，到外面没人知道。”

　　这一去便是十五年，菊英现在像老人一样回忆起跟丈夫在外漂泊的日子，依旧不后悔，“我们夫妻感情很好，不然我也不会生这么多孩子。”

　　现在，丈夫在浙江打工，有时寄回来两千，有时候三千多点，问起这样的状况要维持多久，菊英的眼睛朝远处看过去，拿手擦擦汗，“我也不知道，可能要到老吧。”

　　菊英拎了一袋子苞谷，非要表姐小秦带上，又很不好意思地说她要去坡上干活了，拔草，锄地，摘苞谷，地里多的是活儿。现在是下午四点，菊英会在地里做活到夜里七点，因为夏天太阳照着的时间太长，“两头摸黑才能做得了活。”大约七点二十来分，菊英到家开始收拾灶台烧晚饭，有时候没等她烧好饭，几个孩子已经各自睡过去。等她烧好饭，再一个个喊醒，吃过饭，她得张罗着给小的几个孩子洗澡，料理他们睡觉，她开始洗碗洗衣服，等收拾完家务，大约会在十二点左右睡觉。

　　因为二楼实在太闷热，孩子不能入睡，有几个晚上，菊英会听到孩子在吵闹着哭，她在疲惫中吼一声，女儿们安静片刻，就听到下楼梯的声音。第二天醒来，菊英会看到几个孩子分散睡在一楼，沙发上窝着一个，两个椅子拼接起来一个，公婆的床上一个。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太热，把被子铺在地上睡着了，因为地气太凉，感冒了，菊英怪女儿不懂事，狠命地抽打了她一次，“打了她，我自己心痛得要命，没有办法。”

　　菊英告诉我，她现在觉得压力很大，以前以为有儿子了一切都会改变，其实不然。“你也看到了，我家十口人挤在这个屋子里，甩不开膀子。”她很想凑点钱去批个地基，起一幢新楼，因为儿女们个个都要大起来，“总不能再让他们睡在沙发上、椅子上。”可是，家里根本没有余钱，曾经想过抵押贷款，可是国家不承认农村房子可以抵押，再申请农业生产方面的贷款。“他们不会同意，我们家罚款还没交全。”--当菊英夫妻把第五个孩子带回来托付给公婆带时，“政府把我们家的家具都搬走了，家里交不起罚款，现在还欠一万多块钱。”菊英家里，除了几件陈旧的家具，没有别的家什了，再仔细看头顶，右边吃饭间的楼板也被拆了一些，看起来狰狞无比又凄凉无比。

　　对于一家十口人什么时候能够团团圆圆地

　　坐在一起吃饭、看电视，菊英显得很沮丧，“总难说，不是老公没空回来，就是女儿不想回家。”说着说着，菊英的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跟汗水夹杂在一起。十岁的女儿不谙世事，过来跟母亲要铅笔，她的铅笔又不见了。菊英忍不住骂一句，“你的铅笔是用来吃的么？”女儿对母亲的不理解很难过，在得到一支铅笔后，坐到沙发上继续写字。我看到她的泪水滴在作业本上，滴在翻开的二年级语文课本上，上面有一篇课文，字迹清晰。

　　离开菊英的家，小秦忧虑重重地告诉我，总有一天，菊英要疯掉。我也担心生活的重担会压垮这个四十二岁生下六个儿女的女子，上小秦的电瓶车前，她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你知道她刚才用土话跟我说什么，她说，心烦的时候，恨不得掐死几个。”

　　回到老家，我抽空去买了一些铅笔橡皮还有本子，跟别的一些东西一起，快递给小秦，让小秦转交给菊英。小秦来电话说，方姐，以后别再寄东西咯，人家心里过意不去，觉得还不起这个人情哪。你要真想对人好，就给政府说说，给她家批个地基起个新房子，贷个款，让人家日子过踏实咯。

　　我听闻，不觉脸唰唰地红起来。

　　小记

　　2013年7月8日 酷暑 妇幼保健医院

　　体检表上三个指标不符合正常范围，医生打来三次电话，在感谢她们负责任的同时，也想有意忽略，希望自己不被仪器测出来的数据给控制。鉴于医生热烈的建议，决定去妇保医院接受再一次检查。

　　遵医嘱化验一二三，去大厅重新排队付账，看着大厅里稀少下来的就诊者，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如果再让我看到那个女子，我会让保安出面--就在刚才，我目睹了一个医托，把一个贵州来的女子骗出医院，而我除了说几句看起来表示正义的话，无能为力。对此，我心绪烦闷，四楼体检中心的吕医生告诉我，现在医托的事很少了，因为保安一直在盯着。

　　这件事最让我不可忍受之处是，这个医托是四川女子，看着样子，一定也是出来谋生的，如果真像她自己说的，“都是出来打工的”。打工者总被冠以“底层人”，悲哀的是，同样是“底层人”，瞄准目标伤害的，恰恰是“底层人”。我长吁一口气。

　　正当我胡乱想着这件事的时候，忽然听到嘈杂的声音，伴随着声音，一个光着上身精干巴瘦的男子冲进来，“医生，医生，快，救命啊！”

　　话音刚落，便有几个护士冲出去，人群发出啧啧的感叹声，我循声往外看，却见四个护士，正抬着一个光着下身的人进来，因为距离我排队的地方有点远，加上人群涌动着，我只能从人群的缝隙间看到，那是一个女子，双腿被分开着，私处一个血肉模糊的东西挂着--她正在生产，这个女子即将成为母亲，而她等不到进入产房，孩子的头便钻出了母体。产妇的下身裸露着，上身一件衣服被捋起来，露出一对乳房。这样一个正在生产中的女子，毫无尊严地被抬进了医院的绿色通道。

　　惊讶之余再看刚才那个光着上身的男子，背上手臂上都是刺青，手臂上是龙的图案，背上好像是人像，又好像一座山，看不清。我看到他正手足无措地在大厅打转，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我付了化验费用拿了单子直奔二楼，需要再抽一次血，抽了血，交了单子，我准备离开。走到门边，想想又回到绿色通道前的值班护士吧台边，跟值班护士打听刚才那个产妇的事，护士职业性地告诉我，医生正在抢救。我又打听刚才那个光着上身的男子是否也进去了，护士又职业性地告诉我，去办住院手续了。我在门诊大厅扫视一番，却见刚才我排队的地方，这个光着上身的男子正在排队。

　　我慢慢地走过去，轻声问男子，其实他还是个孩子，果然，他才18岁，刚才生产的那个女孩才19岁，他们从贵州来--我忽然想到菊英妹妹，生了六个孩子的妈妈，她跟我哭诉，她的大女儿恨她，16岁就出去打工了，三年来，从没有回家一次，偶尔打回家一个电话，便是责怪父母当年丢下她去外地。贵州妈妈哭着说，“她才19岁。我心疼她，她不理解我。”我问男子怎么不早点到医院来，男子说，堵车了。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张病历卡，病历卡外面是一张一百元面额的钞票--在医院生个孩子，100元钱怎么够呢？我歉意地掏出一百元钱，歉意地塞给他。他的眼里有惊讶，说了句话，叫我脸红，“阿姨，不要，不要……”在我坚持着要塞给他时，他又说了一句，这一句，使我后来回想起来，都觉得是厚颜无耻的，他说，“可是阿姨，我伸不出手来要。”

　　我很难过，这个时候，我很希望跟他是亲戚关系，那样，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拿着这可笑的一百元。可是，我们素昧平生，只是我刚从贵州回来，我一厢情愿地把刚才那个正在痛苦挣扎的女孩想象成悲愤离家的大女儿了--你拿着，给你老婆买点吃的。

　　我把一百元塞到他牛仔裤袋子里，转身想走，过来一个男子，看起来像是退休赋闲在家的，他走过来了，他看了看男孩，忽然说，“你怎么随便跟人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