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人--乡村留守妇女生存境遇（五）

　　张春梅宽容地笑笑，说，就是心里的事跟主说说。

　　临走，张春梅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去做客，又挽留我在教会吃中饭，我问在教会吃饭是否需要付钱。张春梅说，“这看你愿意，你愿意奉献就奉献一点，不奉献也可以在这里吃的。你大老远从浙江过来，就在这里吃饭吧，兄弟姊妹都是一家人嘛。”

　　我点点头，内心感动。在门口跟她坐下来，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张春梅看出了我的犹豫，说，只要不软弱，信主，就不会有烦恼了。

　　这大约就是她相信主的全部理由，或者，她根本不用理由，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觉得信主好么？

　　“当然好，你想想，我们的心事跟谁说，我们的困难谁来帮，我有病痛谁知道？这一切都可以告诉主，主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我跟你说姊妹，自从我信了主，这里……”她摸摸胸口，“这里就是满的，不空，不慌张。”

　　小女孩拿着乒乓球，定定地看着，她已经没有了胆怯，只是厌烦。是的，我看出了五岁孩子的厌烦。我拉拉她的手表示友好，女孩忽然间对我笑了，我接过乒乓球，在地上打了十来下，女孩显然很开心，也要挣脱张春梅的怀抱，下了地，在地上玩乒乓，学着我的样子。自始至终，女孩没有真正开口说一句话，她发出的都是声音词。看着女孩蹲下来捡乒乓球，我问张春梅，你以后会让孩子信主吗？

　　张春梅笃定地点头，说，一定会让孩子信主，我们只有主了，没有别人。

　　可是，在我油然而生的复杂情绪里，上午四个小时左右的祷告不如一个乒乓球来得更实际，孩子还那么小，她如何懂得安宁是什么？

　　讲道已经结束，诗歌也已唱完，大约要开始吃中饭了。张春梅还在挽留我吃饭。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问她老公是否信耶稣，张春梅摇摇头，说，他不信，他软弱--在我跟张春梅断断续续的闲聊中，我听她反复说起这个表示情感的词，软弱。

　　张春梅的丈夫不信主，他在遥远的山东，在2013年盛夏火热的太阳底下做工，以维持远在豫东的家人生存、生活，他不信主。“但是他不反对我，他知道我需要依靠主。”张春梅表示她不想念丈夫，“我有主，主能帮我。”

　　张春梅穿一件黑色薄纱短袖，一条黑色泛着暗光的裤子，辨不清料子，左右两侧裤沿上，镶了一些亮片，一双黑色坡跟凉鞋，她的脚趾粗大，皮肤粗糙，看得出在田地浸泡的痕迹。她的头发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像是刚从水里洗净了在太阳底下晾干。因为她有在富阳打工的经历，我们之间似乎有更多的亲近，教会的兄弟姊妹问她，这个人是谁？张春梅看了看我，笑着告诉他们说，姊妹，从浙江来。

　　大叔开着电瓶三轮车来接我吃饭，临走时，两个女孩追出来，茜茜明显哭过了，眼红红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用手背抹泪，又有新的泪水流出来。孙娇燕用胳膊碰碰茜茜，说，别哭了。然后她告诉我，就在刚才，茜茜的弟弟摔了一跤，膝盖破了，姥姥一生气，拿圣经在她头上打了一记，茜茜想躲避，圣经打到她的眼角了，这时我才发现，茜茜的眼角红红的。

　　我跟两个女孩挥手说再见，她们问我明天会不会再过来，我想了想，说，不一定。她们似乎很喜欢我，说明天后天两天都有讲道的，希望我再过去。茜茜甚至说，她明天带东西给我吃。

　　人群慢慢地散落起来，开始吃饭了，一大筐碗从外面抬进去，一辆车停在门口，从车上抬下一个大钢筋锅，里面是豆腐汤。又有一辆小皮卡开来，抬下来一筐包面馍馍，陆续地，信徒们手拿馍馍出来，又端了豆腐汤在喝。

　　回到大叔家里，说到教会，我问大叔信不信主，大叔摇头，不信。问阿姨信不信主，阿姨说，原来信，后来因为农活太多，没有时间，“我太软弱。”阿姨说。我们就着南瓜面汤吃馍馍，沉默着完成了一顿中餐。时不时地，我的心灵总回放着张春梅站在白铁皮桶边上祷告的情形来，大叔告诉我，村里大部分人家都信了主，“农闲时，没事干，就去教会看看，听听。反正信有信的好，不信有不信的好。”大叔总结道。又说到谁家的羊子被偷了，夜晚，窃贼先下了什么迷药，主人酣睡不醒，窃贼翻进院子，先把屋门给锁了，然后再动手牵羊--大叔家也被偷过一次，六只羊子。大叔算是警惕，迷糊中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想开门出去瞧瞧，屋门被反锁，借着手电筒，看到院子里两个窃贼“像在自家院子一样，牵出一只，再牵出一只，牵光了羊圈里的六只，出了院门，还给关上”。

　　问大叔是否报警，“不报，没人报，报了也不管用。”怎么会没用？也许抓住窃贼了可以赔偿。“没得赔，抓到了也没得赔。”说以前是报警的，运气好的话，窃贼被抓后，交代在哪个庄大约哪户人家牵过几只羊子，警察便来证实，一一记下数量后便走了--他们从没把从小偷那罚来的钱补偿给我们，大叔的村邻凑过来说。

　　尽管教会很多人，祷告也每天可以进行，但是在很多村民的内心，这些夜晚，依然是信仰的光芒不能抵达之处。顶多在羊子、耕牛被偷之后，翻翻《圣经》，看看其中是否有可安慰的力量。或者默默地跪倒在十字架前，祷告一番，祷告内容除了心疼家中财物损失之外，也会替那些乖巧的羊子多说一些，以使这些弱小的灵魂早日抵达天堂。

　　小记

　　2013年6月9日 晴朗的夜 潜山乡村

　　从河南回来不久，我便到了这个山村。我之所以特别记录这些文字，是因为，在这个山村，我见到了皈依的山村居民，他们身处偏远的山间，也许物质贫乏，也许他们都在寻找出路，这跟我在夏邑看到的教会一样，都在寻求精神的家园，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山村的夜寂静，偶有落寞的狗叫声，也是全然不上心的意思，因为在这个山村，很少有陌生人过来，它们在月色朗朗之下犬吠，无非告诉主人它是尽职的。在我小姐妹的婆婆方老太家入住，“我们也不太吃肉，我们不杀猪，我们都信佛的”--小有意外，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自然村，六百多口人，有近四百人在外打工，留下的一百多个人，老人大约占到六七十，另外的就是儿童。“我们村里有一半人皈依的。”方老太如此告诉我。

　　在之前的几次走访中，小林陪同我一起在湖南、江西等乡村，那些孤独的、绝望的、忧伤的人们，总是看不到希望，“我们有话也没处说。”在这里，听到“皈依”这个词，似乎有些突兀。想着这个山村的人们，如何在清晨、夜半时分，燃上一炷香，默默地诉说心事。“国外乡村小镇有教堂，居民可以告解，中国没有--即便有，中国人也不信这个”。小林说。

　　吃饭，闲谈，理所当然从山上的小寺庙谈起。

　　“我们都皈依了。”方老太淡淡地说，“你信佛吗？”

　　我敬畏。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明确地表明，只是笑了笑，“能意会已经很好。”不置可否，因为确实内心有疑惑，我只得捋起袖管，让看腕上的佛珠，小有炫耀地说它的来历、说法，又有些示好地说自己曾经吃过一年素食，只是为了让自己做到一年不杀生。想借此拉近跟他们的距离。

　　事实是，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我极度矛盾，我外祖母、我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在迷茫之际总是跟着母亲去教堂转转，母亲1996年抑郁而终，我也脱离了那境地。去教堂，我不祷告，我需要的只是到那里去坐一坐，听听福音。

　　“我敬畏世间神秘之事，我绝不是唯物主义者，但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事物让我信服甘愿膜拜。”

　　陪我同去的小凤说，“因为我确实做不到这一点，比如，人家打了我的右脸，我转过左脸去让他打。”

　　被问到这次行程的目的，我似乎很难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我只是浅表性地告诉他们，我想了解留守家庭的生活，我想关注留守妇女的生存境遇，还有养老、教育的问题。

　　“留守妇女？她们的日子不太好过。”被称为堂伯的老人叹气地表示。

　　“写她们有用吗？”方老太比较直接，抛出这个最实际的问题。

　　“写出来给谁看？人家看了之后会来帮一帮吗？”吴师傅接着问。在这个山村，吴师傅是唯一一位不用离家又依然身体健康的壮年男子，“像我这个年纪的，都出去了，哦……有一个留在家里，可是，他不算……他身体不好，有病，干不了重活，出去也找不到钱，才留在家里。”

　　“那你们这个写出来，政府会看到么？看到了会给补助么？”方老太依然是这个问题。

　　我语塞。

　　小凤一直在玩手机，玩微信，刷微博，她的长篇小说不久前在《人民文学》发表，有大量的读者在微博上说喜欢这个作品，她忙里偷闲地回复着一些赞誉短信。见我如此窘迫，她沉吟片刻。抽出时间来，企图替我解释此次行程的意义：

　　安庆乡下村庄里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叫查海生，是一个诗人，1989年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此后每一年，都有读者朋友陌生人来看望他，看望他的母亲。

　　小凤适时加一句：当然这样也不一定是好事，每一年都在提醒他母亲，儿子在山海关卧轨了。

　　因为海子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也许这些文字不能短时间内唤醒什么，但是终究在唤醒什么的过程中。

　　在座的乡亲听得云里雾里，他们虽然表面客气，却依然保有警惕、隔膜。

　　而我很想告诉他们，在我生活着的周围，有很多打工者，男人居多，他们离开家乡，抛家别子来到这个城市，工地，工厂，服务行业，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为城市出了汗，流了血。可是，他们常常被喊成了“外地佬”。这些外地佬很少受到尊重，他们的三轮车跟轿车相碰，被说成“外地佬想讹诈本地人的钱”。他们在工地挥汗如雨，从来没有见过高温补贴，而负责工程的人士总是信誓旦旦地跟记者表示“高温费早就发下去了”。

　　……只是我写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儿--我希望每一个看到我这本书的人，他们愿意停下脚步，用心体会这些“外地佬”的艰辛。他们是打工者，是男人，更是儿子、丈夫和爸爸。我希望我的书能够传递给这些被奚落的群体一点点温情。

　　这样的解释我跟小凤都不甚满意。在座的乡间人士稍稍听明白了我的意图，觉得是好事，我们的距离瞬间拉近。只是我独自一人去厨房盛饭时，停顿了一分钟，我希望自己能够很明确地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开始谈论气候、习俗等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气氛便显示出了轻松的一面，这个村子里的大部分妇女，都抽烟，“我家里的那个，也抽烟，那烟都是我给买的，让她戒，她说戒不了。”席间，堂伯拿出一包烟，分发给我们，我们竭力解释不会抽烟，堂伯便重新收起我们递回去的烟。方老太熟练地把烟夹在两个手指中间，堂伯适时给点了火，堂伯自己也点了一根，就着烟雾，我们接着说话，他们听说我曾素食一年，大约觉得不杀生的女子心地不会太坏，便也接受了我们不明所以的解释。

　　“不吃牛肉，牛太苦，体力好的时候耕田，耕不动了，就杀了它吃肉，太罪过了。”方老太说，她信佛，但是她不素食。方老太慈眉善目，满身透出一种佛相，温和，淡然，笃定，她指指门外，告诉我们，那边山腰上，有寺庙，师父今天出去了，明天回来。“明天带你们去拜会师父。”

　　就寺庙的存在以及年份，方老太只说她嫁过来时就有这寺庙了，有一些年份里空着，没有师父，“佛在那里。”初一十五村里很多人都会去上一炷香，求佛保佑。

　　保佑什么？

　　“人活着，这个心，心里，不就要个依靠么？”方老太宽容地笑笑。

　　在这点上，潜山的方老太跟夏邑教会里的张春梅，在某个瞬间，有了灵性的相通。

　　苏巧燕：我要去新疆

　　相对夏邑，在我的感受中，永城似乎更浮世一些，广场上在唱戏，也有卖书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那是永城的夜。雨后新晴给人们带来了泥土的气息，似乎夹杂着煤炭的腥味。那是夜晚，等到第二天，永城已经恢复到作为一个省直管市应有的姿态，安静，也干净。给我感觉最好的是，公交车可以随路上，只要在路口招手，它便依顺着停下来，上车，也不买票。有个售票员在关切：都往里站站，给老人让个座。5路公交车，从永城新城到老城，据说老城之前也是煤矿比较集中的地方，后来经济迅猛发展，老城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需要，便矗立起新的一个城市。

　　上车不久，一个妇女也随之上了车，一手紧紧抓住扶手，另一只手拿着一只小袋子，里面是小盒的药品，另有一只袋子里，装了一张CT片子。我们紧挨着站在一侧，人很多，在仅有的空间，我跟她像被挤进了胡同。我们对视着笑了笑，我拿嘴努努她的手背，“挂水了么？”她笑笑点头，黧黑的手背上，贴着一张医用创口贴，她腰不好，痛。医生给配了药，还得继续去挂水。她脸色蜡黄，发间密密地透出白发来，路过一个建筑物，有个漂亮的小广场。她轻声问我，“是一中么？”我是外乡人，对此不熟悉，刚想伸头看看窗外，售票员报站，一中一中，一中到了。妇女对我笑笑说，是一中，我不识字--她的儿子在一中读书，这个看起来有些傲气的建筑物，因为儿子的缘故，便跟她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能体会她内心的亲切。

　　便聊了起来，我问她在老城做什么，她告诉我，做点生意。她是乡村的，“住在老城的都是做点生意的，不打工。”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能感觉出来，她不讨厌我，虽然小有戒备，却也愿意跟我坦诚相待，这样的感觉真好--在连续几个月的乡村走访中，我备受猜忌、防备，甚至也被怀疑。我曾经在一条小路上偶遇祖孙三人，爷爷骑着电瓶三轮车，带着孙子孙女在村道上闲逛。我们聊得比较开心，两个孩子沉默着，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我拿出自带的饼干递给他们，孩子伸手想拿，爷爷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不过他还是给足了我面子，让孙子孙女接了过去。然而，我听到爷爷拿家乡话跟孙儿说，你们吃着，吃着人家就给抱走你俩。后来我回到借住的小胡家，小胡便告诉我，刚才那位爷爷特地到她家来求证，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女的，戴着帽子，瘦小的个子，确认我可信赖之后，他才让孙儿们吃饼干--太多欺骗，任谁都在心门前设一道防护栏。

　　我跟这个女子聊得很投缘，适时地，我看到旁边坐着的陌生人，他们对我俩的情形表现出担忧。虽然他们神情漠然，但是他们随时准备提醒这个女子，让她提防着我。在我看了女子的病历卡并知道了她叫钱海珍之后，她身边有一个妇女便开始提醒钱海珍，先是拿胳膊碰了碰她，钱看了看妇女，那妇女跟她使眼色。钱海珍适时住了嘴--新城到老城，路上消耗的时间太长，我们又接上了话头，我问她是哪个村的，几个孩子，她开始躲闪着跟我说话。我决定跟着她下车，去她小店看看，她是怎样生活的--售票员及时打断了我的念想，车上人渐渐地少了，我这个外乡人更加引人注目。“你要到哪里？”售票员问，我的回答更加引起他们的怀疑，“随便，终点站吧。”

　　然后她到站了，她要下车，我很想跟着她一起走一段路，哪怕只是说上几句话。售票员出于某种严肃的正义，或者是善意的干扰，“前面是终点站，你就到前面下吧。”

　　我看到钱海珍眼底的渴盼，没错，她有期待，正如我也有期待。也许，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很少有那样一个陌生的女子，愿意跟她分享生命，喜怒哀乐。她不识字，但是她是有渴望的，渴望跟陌生人说话。她从没有去过外地，她不认识世界，她的好奇被打断--很快，她就将回到既有的生活之中，买菜，烧饭，送货。那些冰冷的散发出铁锈腥味的五金材料，从没有给予她应有的温暖--我一厢情愿地想着这一切，“到了到了，下车，下车了！”

　　车站没有想象中的嘈杂，一排乡间中巴车兀自停留在这个狭小的停车场，每一辆车的挡风玻璃前竖着一块小牌子，红色的不干胶纸刻出一些地名：王集。李寨。刘河。裴桥。我依次看过去，没有目的，只在心里对自己说，随缘。

　　然后我坐上了去往裴桥的中巴车，过裴桥，道路明显狭窄，颠簸得厉害，司机是个年轻的男子。1972年出生，已经开了十三年中巴，问起这地方外出打工的人可多，他直愣愣地说，“全都是，全都出去了。”再往前，是一个叫书案的集镇。我对于集镇的理解很片面，只觉得应该是喧嚣的，杂乱之中透出繁华来，而这繁华又可以瞬间退却，是虚浮的，当然也充满了烟火的气息。一个十字路口，凹凸不平的路面，司机笑着说，“这就是书案了。”关于书案的由来，他给过我解释，碎片式的记忆，使我无法给拼接起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一个从江南过来的女子，此刻已经踏上了书案的泥泞小道，并且认识了一个叫苏巧燕的女子。

　　来的时候已经下起了雨，待我到达书案这个十字路口时，雨变得密集起来，下车，便见左侧一个麦草垛，挨着电线杆堆放，电线杆上系着一根绳子，拴着一匹棕色的马。那是一匹健壮的马，有着发达的肌肉，匀称的身材，它在雨中站立，偶尔吃一口发霉的麦草。嘤嘤嗡嗡的苍蝇、牛虻在吸它的血，它四肢走动，尾巴甩起来，以驱赶飞虫。我走近，再走近，看到一个小女孩手拦在头顶从一边的屋子里冲出来，见我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马。她忽然说，要踢你的，马要踢人的。随后又有一个女子出来，我问女子，这马儿用来犁田的么？女子有些奇怪地看着我，摆摆手，说，“杀的。”

　　苏巧燕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分别是11岁，9岁，7岁，我为了躲雨，贸然进了她家的院子。她们三人齐刷刷地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没带伞，雨太大了。”

　　苏巧燕让孩子搬了一把小马扎给我，我抹一把脸，就在她们身边坐下来。雨打在屋前的雨棚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一边的凤仙花开得正艳，我看到她女儿的指甲上染着橘黄色的指甲油，我说，“这颜色挺好看的。”

　　她们把凤仙花称为指甲花，把指甲花捣碎了，敷在指甲上，用布包起来，第二天，指甲盖便染了色。我尝试着摘了一朵指甲花，捏碎了敷在小指指甲上，没一会儿便觉辣乎乎的，有轻微的痛感，不敢再尝试。后来查资料说，凤仙花微毒，却又有良好的保护指甲的作用--这可真是悖论。

　　照例问我从哪来，到这里干什么。我一一作答，苏巧燕不像别的乡村女子，她们总是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放着家里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遥远的乡村。我总是无力回答，因为说真的，我常常也很难回答自己。苏巧燕却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她说知道浙江，还知道一个叫大唐的地方，她的丈夫曾经在那里上班，那里有很多袜子厂。问她丈夫现在在哪里，她说，福建。

　　苏巧燕十八岁那年，由亲戚说媒从邻镇嫁到这个集镇，那时她们刚刚从学校出来，内心里充满了希望。“也想过上大学，不过，家里已经给说了人家，就什么都不想了。”苏巧燕说，在她生活着的这些乡村，结婚都很早，她十八岁成婚时，小学同学已经生下了一个孩子。小伙子身子很结实，一米七八，有着健壮的身体，田里地里一把好手。家里十一亩地，种了苞谷、大豆、花生，收了大豆玉米之后，便可以下小麦了，“只要肯做，田地也不会亏待我们的。”苏巧燕的丈夫现在在福建一个工地，电焊是他最近几年学的，算是一门技术，工地用得上。十多年前第一次去陕西，冷得受不了，觉得气候不适合，没赚什么钱，就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山东，在一个工地当电焊工。“其实不出去我们一家也能过，钱多钱少我们也不太在意。”既如此，又如何舍得让丈夫去了他乡呢？

　　“他说想去看看外面，就去了。”事实上，“去外面看看”的日子并非称心如意，丈夫先后去了陕西、山东、浙江，“那些地方跟我们这边不一样，人心不太好。”这是苏巧燕对于他乡的理解。

　　丈夫外出时，她刚生下第一个女儿，公公婆婆身体硬朗，她跟公婆一起下地干农活，还养了一群羊儿，“最多的时候有22只。”苏巧燕皮肤光洁，脸上几乎没有皱纹，只是经年累月的平原日晒，使她的肤色完全蜕化为小麦色，沉着安静。对于肤色的变化，苏巧燕还是有些介意，“你们南方人皮肤白白的，好看。”我试图谦虚，她放下手里的饺子皮，去了屋子里，屋子三大开间，用的都是卷帘门，最左边一间关着。她们的房间在中间一间，铝合金移门，刺啦一声，她开门进去，不一会儿便拿出一张照片来。照片上的苏巧燕理着童花头，大大的眼睛看着某一处，青春，白净，嘴角微扬，似乎藏了百般喜悦。我赞赏她的青春，苏巧燕淡淡地笑了笑，顺手把照片放进围裙袋里，继续包饺子。

　　“在这吃吧，赶巧了，我们也不常包饺子的。”我有些不好意思，这雨似乎一时间还不会停，而我一个不速之客，似乎明摆着要蹭这中饭了。“那……我也来包吧。”我打算洗个手，跟她们一起包饺子，我问厕所在哪，苏巧燕指指屋子边上一个小夹缝，“从那进去。”

　　夹缝在两栋房子中间，屋檐有雨水滴落，我低头弯腰，踩着铺起来的碎砖头往里走，屋后，有一堵围墙，围墙里堆满了杂物。粗壮的锄头，刨子，铁杆扒子，我在杂物里衬着脚走，找不到厕所。走出夹缝，抱歉地对苏巧燕说找不到厕所，苏巧燕让大女儿甜甜带我过去，她很惊讶怎么会找不到，明明就在那儿的--确实就在那儿，并且如此明显，而我刚才踩过去时，以为只是一些用具，而并非是厕所。甜甜指指两个水泥墩子，说，这。

　　我看到的厕所是这样的，在相对平坦的地上，杂物之间，用水泥浇注起四个墩子，并排着，每个墩子之间空出一个脚步的宽度，这便是苏巧燕家的厕所。大约因为雨下得时间久了，这个露天厕所已经被雨水冲洗得少有痕迹，只有零星的粪便还黏在水泥墩子上。再看围墙角落，雨水在一个低洼处聚积，用过的纸，以及女性经期用品，就那样敞露在天光下。

　　洗手，再洗手，洗干净手，又觉得鞋子上还黏着厕所污秽，想去找个屋檐水滴落的地方洗洗鞋底，除了那个通往厕所的夹缝，没有别处是合适的。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脑海里拼命地想着一些美好的场景，比如青纱帐般的玉米地，郁郁葱葱的大豆，还有……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在两个水泥墩子中间挖一个坑呢？要是有一个坑，那么我在如厕时，污水一定不会溅到我的鞋帮，我的裤管。

　　我跟甜甜玩乒乓，二女儿露露跟儿子强强在一边怯生生地看着，我几次要求进去帮苏巧燕生火，都被拒绝。等我跟甜甜混熟之后，甜甜告诉我，妈妈早上哭过了，因为爸爸打电话来，还得过一个月再回来。

　　饺子端上来，一张低矮的小方桌，这是河南乡村特有的就餐桌，苏巧燕盛了满满的一碗饺子给我，事实上我根本一只也吃不了（我的骨子里难道是鄙夷乡村生活的么？不然为什么我会把饺子跟屋后的厕所联系起来呢？）。我坚持自己吃素一年了，不吃肉，饺子的馅是韭菜夹肉浆。苏巧燕也不勉强我，我抓了一个馍，吃得有滋有味，吃完一个，苏巧燕又拿一个给我，我推托着说吃饱了，苏巧燕却非要我拿着，“到车上吃，出门在外，就怕饿着。”

　　我拿在手里，想了想，又咬了一口，然后我把馍放进包里。我跟苏巧燕真正敞开了说话，是在她的三个孩子都进屋去看电视之后。苏巧燕刚收拾完小餐桌，便有邻居在对面屋子喊，“打牌了。”

　　话题从打牌开始。八月下旬，相对于农忙来说，算是最最闲适的时光，玉米大豆花生还没有成熟，这个时候，苏巧燕每天的生活便安排得很有条理，早饭一般是白面糊糊汤，加一点老南瓜，一个馍，咸菜，有时会炒一个菜，比如炒豇豆。早饭过后，苏巧燕会到对面小店去打牌。有时打扑克，“跑得快”，有时麻将，随机，哪张台子空了，她便在那台子前坐下来。麻将打五块的，输赢在一两百之间，“就是混时间。”苏巧燕对自己的牌技很不赞赏，“我总是输的场次多，不会打，不精。”即便如此，她也还是常常会过去，“因为没事干，不知道要做什么，总是坐在家里，怕自己闷出病来。”

　　话题引到她丈夫身上，问起他什么时候回来，苏巧燕有些黯然，因为她想去新疆。每年的八月底，她都想去新疆摘棉花--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初，河南会有大批的人工被火车运往新疆，在奎屯、石河子等棉花地里，采摘棉花。穿长袖，戴帽子，腰间系着一只大口袋，这些勤劳的人工，手脚麻利地采摘棉花。每斤棉花可以换得二十元钱，一个月下来，基本可以赚到七八千块钱--丈夫来电话说，他在工地很忙，脱不开身。为此，丈夫特地告诉她，他接了一个私活，一户人家造房子，需要电焊，他已经接下来了。

　　也就是说，苏巧燕到新疆去摘棉花的钱，老公已经会赚回来，她可以安心待在家里，不用路远迢迢去边疆赚那苦命钱了。苏巧燕可不这么想，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的确很辛苦，蛇皮袋子里除了换洗衣服，就是馍，这一路虽说有免费餐提供，要是不啃上自家蒸的馍，肚子便总觉得空空的--我是忽然之间领悟到的，苏巧燕她很少去县城，赶会也会找相邻的小镇。可是，每一年，她都要去一趟新疆，如果说之前的新疆，只是一个地域概念。那么，自从她去过那边之后，便是远方了，无边无际的棉花地。躬身于人流里的她，自有一份喜悦、快乐。离家千万里，似乎跟理想、跟梦想有关。

　　苏巧燕告诉我，第一次到新疆，被那边的宽阔镇住了，“我们这里是平原，总觉得要比那些大山要宽阔，到了新疆，好像突然之间胸怀宽了起来，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都有点想哭了。”那是2009年的8月，苏巧燕第一次坐上了长途火车，颠簸四天三夜之后，“全身都没有力气了，好像骨头都散开了。”然而，出门在外，赚钱回家的念头始终萦绕着，休整一下，她们便开始了一个月的俯身作业。她手脚麻利，又年轻，在同伴中，她的收入总是位居前十名。

　　摘完棉花即将回家之前，她会跟着同伴去赶集，在新疆，叫巴扎，她们穿梭在陌生的人群里，听着陌生的话语，独创了她们自己的世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穿着、语言、习俗都可以忽略不计，贫富也不再重要，有的是好奇、新鲜。她们用自己赚来的钱，像在老家中原赶会一样，在那些摊头上，挑三拣四--她们不买棉花，除了体积庞大，“那些棉花不适合做棉被，好像去纺织布料的。”

　　苏巧燕第一次从新疆带回葡萄干、杏干，买了几块新疆特色的围巾，“在那边看看挺好的，回家来，就觉得戴不上身了。”那些围巾远离新疆，来到中原这个小集镇上，躺在一户人家的柜子里，偶尔被翻出来看看，聊作回忆，它们已经失却了围巾的美观和保暖功能。

　　苏巧燕已经做好了要离开的准备，丈夫却说还得一个月才回来，这让她心神不宁。三个孩子留在家里，总叫人不放心。前两年，到八月中旬，丈夫便被她催着回家来，守护着家里三个孩子，两个老人，还有十几头羊，“要是他到月底不回来，我就不能去新疆了。”在苏巧燕跟我的叙述里，对于新疆之行，饱含着的向往，瞬间打动了我--新疆，无边无际的棉花，已经成为苏巧燕每一年的期盼。我真诚地对苏巧燕说，你要告诉老公，去新疆，是你一年当中最快乐的。

　　“也很苦，你没有坐过那火车，好像永远要往前，永远不会停下来。”苏巧燕说，加上新疆的棉花跟这边的不同，低矮的棉杆，摘棉花的人需要大幅度地弯腰。“每天十来个小时就这么弯着，一直弯着，有时都觉得腰断了，直不起来了，躺到床上，像烂泥，收拾不起来。”即便如此，苏巧燕还是愿意去往那边，那是她对于彼岸的抵达。尽管回来之后，身上会脱一层皮，新疆的太阳太猛了。

　　回到十字路口坐车，苏巧燕撑着雨伞等待我上车，那匹马依旧被拴着，它显得有些焦灼，四肢不停地走动。“在新疆我也看到过马。”苏巧燕说。我看着这匹从遥远地带被搬运过来的马，无助，无奈，它即将被宰杀。

　　我指指雨中的马，问苏巧燕是否知道是哪一家的马。苏巧燕摇摇头说不知道，听说有人出去赚到了钱，买一匹马回来宰了吃，也会卖。我跟苏巧燕挥手告别，上了车，从脏兮兮的玻璃窗看出去，苏巧燕撑着伞，慢慢地靠近了那匹马，我担心那马扬起蹄子踢她。苏巧燕一手撑着雨伞，抬起手来，摸了摸马的鬃毛，忽然之间，我听见那马声嘶力竭地嘶鸣了一声。我看到苏巧燕惊惶地逃离开去，只留给我一个修长的背影，她的短发在微微的风里，轻轻地一扬一扬，像一颗跳动的挣扎着的心。

　　汽车又回到永城老城区，我下车，试图寻找上午跟我同行的那个叫钱海珍的女子，我眼前来来往往都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疲惫、操劳、奔波，大约我再也不会见到钱海珍，就像我再也不会跟苏巧燕见面一样，我们的缘分就那样，消散了。莫名的惆怅击中了我。

　　第二天，离开永城到商丘，刚下汽车，便见前面二三十个人背着蛇皮袋子，挤挤挨挨地走在街道，一径往火车站方向走去。他们的装束告诉我，是去新疆摘棉花。四天之后，他们将出现在新疆某个地区的棉花地里，他们的汗水即将散落在遥远的土地上。我忽然想到苏巧燕，明知道她不在这人流里，却一厢情愿地希望，那一个年轻的梳着短发的背影是她，那个背影背着一只绿色的蛇皮袋，袋子外面用黑笔写着：书案。新疆。这个袋子将成为绿皮火车上众多行李中的一件，跟许许多多的蛇皮袋挤挤挨挨在一起，去往远方。

　　书云：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

　　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子，我便喜欢上了她，她有着朴素自然的笑容，干净的衣着，浑身散发出安静的气息。2010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由朋友的引荐，我在她家吃了中饭--她是多么热情好客，一杯浓浓的家乡茶端上来，我虽然不是很习惯，但却因为它的醇香，竟然一口接一口地喝完了。待我刚放下杯子，面前又端放了一杯蜂蜜水，她说蜂蜜水喝了美容。

　　像邻家姐姐，我不由自主地喊她姐姐。姐姐的家整洁，茶几上放着果盘，花生、瓜子分别装在罐子里。一侧的柜子里，放着一些照片，朝气蓬勃的儿子，是这个家的骄傲。我注意到，在柜子上，整齐地排放着一些杂志，《人民文学》《十月》《小说选刊》。姐姐空余时间看书，做针线活，偶尔做点生姜泡蜂蜜之类的美容甜品，宁静之中透出从容。

　　这次我要去她家乡采访留守家庭，她热情地帮我跟老家的姐姐联系，使我这次修水之行得以顺利进行。我从心底感激她。出发之前，我在QQ给姐姐留言，我们便开始了聊天。

　　我：我想跟你聊聊你曾经的留守时光。

　　姐姐：你说吧，想了解什么？只要我知道的、经历的，我都告诉你。

　　我：我主要是想了解姐姐留在家里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姐姐：行啊。

　　我：以问卷的形式可以吗？

　　姐姐：行。

　　我：这样就会比较有针对性。

　　姐姐：好的，不然我也不知从哪里说起。

　　我：这份问卷是针对现在依然留守的女子的。姐姐您也可以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有的问题您可以展开来谈。

　　姐姐：我就把自己经历的、想到的、感受到的写下来，发给你。

　　书云感受实录：

　　1963年，我出生在江南一个安静的小镇，母亲说，我出生的那一天，我们家院子的竹篱笆上，开满了蔷薇，那些粉色的、红色的蔷薇，像云彩。父亲是个乡村秀才，懂医术，欣喜之余，便给我取名，书云。

　　如今，我已经不能回想起童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发现我不能跟同龄孩子一样，走路，玩耍，才惊觉，冥冥之中，我的命运已经被改变。小儿麻痹症，这在当时，无论对家人，还是对我本人，都是致命的打击。

　　我的童年生活伴随着无限的屈辱，我清楚地记得那些懵懂的孩子，是如何在我无法正常行走时，讥笑于我。是的，他们都是孩子，跟我一样，对这个世界心怀好奇，藏在童年心底的小小的恶意，总是被无限扩张。读到三年级时，我不想再去学校，家才是最安全的，母亲允许我留在家里--我的母亲，是如何地心疼我，直到我自己成为母亲之后，才渐渐地体会到。我受到的伤痛，在母亲这里，永远是双倍的。

　　饱经伤痛的蔷薇，渐渐地开了，我从一个青涩女孩，长成了少女，十六岁，花季。而我却不能像别的女孩一样，享受甜蜜的恋爱。怕我再受人欺负，父母不忍心我嫁到外面去，招了个女婿上门。他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家里人认为对他知根知底，比较放心。十八岁时我们结婚了，那样的婚姻，只是在完成人生必须走过的一步，是的，他是一个小伙子，我是一个少女，我们正当花样年华，我们的婚姻顺理成章。

　　结婚之后，我才发现生活除了需要物质条件，也是需要感情的，我们的婚姻很大程度上说，带着悲剧色彩，两个残缺的灵魂在孤寂的夜晚结合了。然后，由于没有感情基础，加上他是农村户口，在镇上，他不能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因此，我们的生活便捉襟见肘，为了生存，他开始离家外出了。1980年代初期，似乎还没有打工这个说法，外出谋生，被称为“找活计”。他喜欢画画，凭着这点手艺，他便到各个乡村去给老人画瓷板像，收取微薄的报酬。

　　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加上那时瓷板像也不流行，虽然他艰辛地奔波，获得的报酬也只能维持他自己的生活。那时我们都年轻，也好玩，完全没有家的概念，尽管活计不是很多，他也不爱回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在外漂着，很少回家。

　　很多个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等待他敲响家门，那些寂寥的黄昏，我开始设想自己的出路。那个时候，只觉得需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不管前方是什么，我也将披荆斩棘往前。在罗列了许许多多行业之后，我想到了裁缝，裁缝这个行当不用在外奔波，只要把技术学精了，四乡八邻都会带着布料上门来请我做衣服。父母都支持我拜师学艺，由于行动不便，我只学了三个月裁缝便回到了家，只能买来裁剪书边做边学。慢慢地尝试着给人加工服装，加上文化太低，觉得很是辛苦。好在熟能生巧，慢慢地有所进步。

　　两年之后，我二十一岁那年，父亲突然中风去世，顶梁柱一倒，感觉天都要塌了。那时还有三个弟弟在读书，最小的弟弟才十岁，母亲又没有工作，家里千斤重的担子压在我大哥身上。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生意有了起色，能帮家里尽点微薄之力了。二十五岁那年，大弟工作结婚，二弟高中毕业，而我在结婚七年之后，终于顺利生下儿子。

　　从我十八岁开始，到二十五岁生下儿子，我的丈夫一直在外漂着，我说他漂，是因为他既没钱拿回家，也不在家照顾我们母子。而我，在漫长的七年里，从最初的等待，到后来的渐渐失望，对他的回家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孩子六个月，丈夫跟着老乡去了福建打工，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三千多个日夜，他有时一年回来一次，有时两年回来一次，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又吃不了苦，也只能维持他自己的生活。那时候家里没装电话，他也不写信回家，所以只有他到了家门口，才知道他回来了。

　　从孩子懂事开始，我除了要维持家庭开支之外，还得担当起孩子的教育。因为我自己只读了三年书，要说学习上的教育，无法辅导孩子学习，只能任其发展。只有在他成长的路上，教育他怎么做人，培养他良好的品质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好在孩子还争气，从小到大，虽然学习不是那么拔尖，但没在外给我惹是生非，顺顺利利地长大了，这是我感到欣慰的，觉得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委屈都是值得的。孩子和他的父亲关系很微妙，因为他们长期不在一起，没有亲人之间的亲密，即便他在家的日子，也不跟孩子多交流。因为缺少沟通，所以父子俩相处时不是很融洽，孩子对待父亲，也只有伦理上的尊重。孩子有什么话都是和我说，但是，他很懂事，给予父亲足够的孝顺和尊重。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基本和我生活在一起，一是因我从没有嫁出去，而是招的上门女婿；另外，好像自古以来婆媳相处得都不是很融洽，为了不让兄弟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也为了兄弟们的事业和家庭不产生矛盾，我选择了让母亲和我住在一起。好在母亲身体很好，只要我给她做做饭，陪她聊聊天就行了，但毕竟是五十岁就守寡的母亲，不管她的子女们多么孝顺，她的内心也是孤独的。

　　关于我自己的感情生活，一个女人，特别是我这样的女人，需要的是丈夫的担当和体贴，但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仅给了我一个不健全的身体，还给了我一个和我性格完全相反的男人，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我感情细腻，多愁善感，渴望浪漫的爱情，从小就天真地认为，浪漫的爱情和经济条件无关，和相貌无关，和能力无关。只要能在我孤独无助时、痛苦绝望时给我一个温暖的怀抱，坚实的背脊，几句甜蜜的话语就够了，这就是我认为的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实上，人的一生不可能按自己的标准而定，一切都是天注定，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妄想。从结婚开始，他的外出谋生似乎给了他足够的借口丢开家庭，丢开一个日日等待的女人。难得的回家，我们也是陌生的难堪，很少热络，也没有贴心贴肺的交流，我们看起来是夫妻，却完全缺乏夫妻间应有的甜蜜。

　　冷静地回想一下，那么多年，其实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还不是极端的，因为那时候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很高，只是吃饱穿暖便算是富足了。那时我有手艺，又带了几个学徒，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加上学徒能帮我带孩子做家务，我便一心扑在裁缝这个事上。可是，看起来我的生活红红火火的，内心里，我的心像一块抛荒的田，杂草丛生，我像是一个木头一样，只是机械地做着活儿。

　　也有人想来帮助我，但由于我们是在乡下，毕竟是结婚生子的人，一是怕流言蜚语，二是怕影响孩子身心健康。虽然在感情上、生理上都很需要男人，也只能克制自己。家里人都知道我们的情况，说这样不能依靠的男人，趁着年轻早点分手吧，家里人都劝他，说我俩不合适，分手了对他对我都好。但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不同意，或者干脆躲着不见人，所以就一年拖一年，孩子也一年大一年，那时候就想，不管他是否是负责的丈夫和父亲，对孩子而言，总是个挂名的父亲，比单亲家里的孩子不受欺负些。这么一想，也就算了，觉得这种种磨难，也许都是命运给我安排好了的，无论如何躲避，都没用。

　　我天生是个浪漫多情的女人，别人家的夫妻相亲相爱，相依相伴，而我就像住在庵里，年纪轻轻就断绝了男欢女爱，更别奢望夫妻有难同当。每当看到左邻右舍的夫妻，出双入对，我是何等的羡慕。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无眠到天亮。多少个夜晚，渴望男人的拥抱和亲吻。

　　本来这是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一切，对我而言，唉！那时的理解就是前生做多了恶事，老天给我现世报了，让我的身体生理都在痛苦中挣扎。

　　我曾经假想，如果他不出去谋生，我们的感情会不会好一点呢？很多可能性呈现在脑海。没错，我心里对他有些怨恨。因此，我常常这样想，即便他不去打工，我们的感情一样好不了。

　　除了他没有家庭观念之外，而且天生对女人不感兴趣。有个秘密，我想告诉你，对你直说了吧，反正你写到书里也不用我的真名。他有轻微的同性恋。这是我多年观察体会的结果。在他眼里、心里，男人似乎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猜测，造成这样的结果，也许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16岁就出去当兵了，一直和男人们待在一起，来我家也是因为离不开我哥哥而入赘的。

　　那时我太小，没发现他有这个问题，直到我们的新婚之夜，他不上床，也不亲吻我，而是和他要好的朋友睡在一起。那时我也没往别处想，只以为他也年少，怕难为情，或者真的像别人说的，他是一个讲朋友义气的男子汉。我的新婚之夜是独自度过的，冷冷清清的房间，大约也暗示了我跟他将来的婚姻生活也会这样。

　　但木已成舟，我又不好意思和家里人说，心想慢慢地看他能否改变。我也曾经想过，也许，他也有不如意的童年，他也有心酸的往事，他的内心也许有说不出的伤痛。这样想着，我便在心里多了一份对他的同情，我想用女性的关怀和温柔来感化他，来温暖他。可是，不管我对他多么亲热，对他多么体贴，他就是不动心。上了我的床，用背对着我，看了电视里面亲热的镜头，马上走开，真让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难道我的生命要消耗在这种毫无希望的婚姻里？没有爱情的甜蜜，没有夫妻情话，甚至连基本的男女之事也没有。我是个女人，年轻，有旺盛的生命力，抛开生理安慰，我总得生个孩子吧。我思前想后，终于顾不得面子而告诉了家里人，家里人除了思想比较落后，还因为善良，说等生了孩子他会好的，也许是他放不开，都是为他考虑。也怪我自己没有当机立断，明明知道不是自己想要的人，偏偏还将就着过，也认为等有了孩子他会好的。这一等，便是二十多年。二十年，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二十年，我在等待、憋屈中度过，我已经不再拥有青春。

　　这就是我为什么结婚七年才生孩子的原因，我都不知道孩子是怎么怀上的，也许是天意吧。孩子出生后，他的情状更是愈演愈烈，我们早已经没有了肌肤之亲，只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一口锅里吃饭。我们一直分居着，直到现在。

　　几十年过去了，不管他怎么看，在我的心里，他是孩子的父亲，是我的丈夫。我们一家人也把他当成亲人一样看待，情也好，性也罢，所有美好的念想，都被生活磨平了。

　　我都已经五十岁了，五十知天命，现在的我，很多事情都能看得明白，也懂得了宽容。即便给我活到一百岁，生命也已经进入倒计时，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

　　回望我匆忙而过的几十年，曾经我是获得了爱情的，只是我不敢接受，那爱就像是彼岸的花，只能远远地观望。如果说，爱有光芒，那么，我想，他的光芒曾经越过河流，抵达我清冷的屋子，来到我冰凉的房间，给予我最最纯粹的温暖。有个男人爱了我七年，等了我七年，那时候孩子在身边，我们迫于传统的压力，迫于乡村道德的约束，只能默默地相爱，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我们曾经真心相爱过，此生足矣。

　　小记：

　　此后，我跟书云有过再一次交流，我问她是否问过丈夫的感受，有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认真的沟通。对此，我们又有了以下对话。

　　我：另外我想问，关于“他”这种情况，你跟他有正面交流吗？

　　书云：交流过一两次，关键是他逃避，不回答，反而说我有病。

　　我：是怎么说的呢？他是怎么回答的呢？有细节吗？

　　书云：我说其他的男人都不和你一样，他就保持沉默。

　　我：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男人？

　　书云：是的，我也很同情他。

　　我：你是否有那么一刻，在悲叹命运对你不公时，对他抱有深切的同情？

　　书云：是的，有过，有很多次，我都因此而难受，我想，他是多么痛苦的男人啊。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维持这种状态到现在，不然的话我下决心也要他走。

　　我：最近有谈过吗？人到中年之后，有对这个话题谈过吗？

　　书云：近二十年来，我干脆不说这个话题了，因为我知道他已成定局，改变不了的。

　　我：想过要改变这样的情状吗？

　　书云：不了，就这样吧。现在儿子也大了，已经参加工作，我觉得很安慰，虽然我们没给他一个好的家庭环境，他却还那么健康、阳光，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爱琴：没有窗帘的房间

　　新建的楼房，两层，水泥砖瓦结构，一个露天大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山坡一些向阳人家，错落着的房屋，“开门见山”的朝向，大都关门闭户，落日余晖映照在门脸，金属防盗门闪烁着橘黄色的光。

　　“瞧瞧，他们可都出去了。”毫不掩饰羡慕，爱琴是向往外面的，这条通往外部世界的砂石路基的村组公路，像一条黑色的带子从她脚下延伸，只是她不能迈出去。

　　“上个月，我在潜山火车站被他给挡回来了。”爱琴摇摇头，叹气道，“出不去”。

　　我跟她坐在露天阳台上剥豌豆，掰开外壳，青绿的豆子饱满、丰润，散发着生命的光泽。是爱琴从地里收回来的。作为一个留守在家的女子，爱琴的勤劳不用语言多形容，屋后小柴房层层叠叠堆起来的是她从山上砍下来晒干的柴火，分解成一小把一小把，竹枝，松叶，枯树，码得整整齐齐。挨着柴房围了一个小棚子，刚刚褪去绒毛的鸡子们追逐，吃食。“原来舍不得吃，总想留给他吃。”这个“他”是丈夫，丈夫在合肥，合肥很大，从农村来，都市是海洋，他未曾识得水性，常常被海水淹没。失踪带给家人的信息便是，“他连续两年没回家，不知去了哪里”。

　　虽然清贫，一家人过得依旧饭糯菜香，两个儿子，大儿子学校出来后，去外面谋生，走潜山，过合肥，到南京，隔了一条江，似乎就是大世界。大儿子在南京找到适合自己的小世界，传来消息都是好的，有工作了，老板不错；发工资了，已经去邮局汇款--他跟很多外出务工的孩子一样，希望一张薄薄的汇款单能带给父母些许的慰藉。

　　“他们在合肥就好上了。”爱琴谈到丈夫的首次出轨，依然浑身颤抖，手中的豌豆扑落落往下掉，两手绞在一起，手指掐进肉里，抠掉一块皮来。我不知所措，赶紧站起来试图拍她肩安慰她，她甩掉我的手，低下头说，“妹子，倒杯水给我。”

　　我冲着下楼，灶台上，除了油盐酱醋瓶子，找不到一只碗，拉开移门碗柜，一溜小碗，取出一只，捏在手里，满手冰冷，立夏已过，怎会如此冰凉--没有人气的碗柜像冰箱。拿开水烫碗，倒水。颤颤巍巍上楼，她伸出手来接碗，愕然发现掌心的疤痕，不规整的十字架，她用刀子在手心刻划，让肉体钻心的疼痛来缓解丈夫背叛传达的绝望。

　　发现丈夫跟村里同族人的嫂子相好之后，爱琴曾经求助远在八十里路外的娘家，娘家有哥哥，娶了媳妇，双双去了外面谋生，妹妹远嫁。只见双亲浑浊的老眼，一时无以言说。掏出所有的钱塞给母亲--不打算回到夫家，随便找根绳子结束薄命。

　　是母亲的一句话挽留了她。“你得活着送我跟你爹先去。”母亲一眼看到女儿的痛，母女俩抱头痛哭。

　　然后回到夫家找同族长辈理论此事，长辈令人去合肥把“那两个败门风的给绑回来”。人回来了，也被分散了，心却走到一起--在合肥汪洋一样的人流中，这两个偶尔相遇的家乡人，互相给予对方温暖，他们没有别的需求，只在孤寂的时候，受尽委屈的时候在一起诉说。不往家里打电话的理由有千百条，一条便足以叫人心生酸楚：他的心里是疼惜妻子的，不忍心让她知道他在外受到的轻慢、鄙薄甚至身体的伤害。他怎么忍心告诉她呢？家中小儿子还在读书，大儿子在外打工也是腥风苦雨，妻子含辛茹苦抚养孩子，她孝顺公婆，她田里山上日夜操劳。

　　可是妻子想知道，她愿意风雨同舟，他不给她这个机会。摇摇欲坠的旧祠堂里，族长跟同族男性聚集，祠堂太小，只允许60岁以上男性，其他人被拒之门外，所有的人都来看这出戏，各种心境的都有。就在这一刻，她发现自己犯了大错，她怎么忘了“家丑不可外扬”。她醒悟过来，要离开，可是不被允许，祠堂外她是主角，所有人同情她，她在外喊族长，说错了，她错了，让丈夫跟她回家，他们有能力独自解决这家务。正在拉扯之际，祠堂里面发出喧哗声，接着便是轰隆隆的声音，房梁塌陷，爱琴只听见丈夫在里面大喊她的名字，爱琴爱琴。

　　“是不是命里定好了的？”爱琴没有喝水，仲夏的露台，舒适，宁静，暮色未曾到来，勤劳的青蛙就开始唱歌。抬抬手里的碗，说，“没有人替我端这热乎乎的茶水。”

　　陈姓族人早就希望修葺祠堂，盛世修家谱，只是这一大笔资金何处来。盛世是外面的，繁华是外面的，跟这山村无关，掀动竹林的是现代风气，跟传统相距甚远。

　　“他说不会丢掉我。”貌似一件物品，她大约也是默许的，他用了“丢掉”这个词，我听着心下颤动。

　　接下来，丈夫离开合肥回到村里，这一年年底，在南京打工的儿子没有回来过年，他只给母亲发了个短信：“如此羞耻地活着，妈妈，我真想死。”儿子说的羞耻除了父亲之事，是不是还有在外受尽的白眼？祠堂事件历经两年才渐渐被村人忘却，夫妻俩在家里过着平淡的日子，“别人都以为我们和好了，其实我们晚上没有睡在一起”。

　　我坚信爱琴断断续续的讲述里有她自己的生命感受，不知道这一次我们的相遇，是替她打开一个结，还是往伤口上撒盐。我记得同来的小凤说，你去山下后，我跟老太太到她家里，她那个眼神，充满了信赖，亲人一般，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她把自己闷太久了。小凤说，“你这样采访可能有问题，你打不开人家心扉。”她替我担心，路远迢迢从浙江来到安徽，她希望我有所斩获，她对我没有跟爱琴深入交谈小有责备。事实上，我隐瞒了一些事实，我没有告诉她爱琴在跟我说话时，那倾泻而下的情景。我没有告诉小凤是因为，我答应爱琴不在村里面跟任何一个人说，包括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