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人--乡村留守妇女生存境遇（三）

　　我赶紧解释，请这个看上去像个退休的养尊处优的男子不要误解别人，然后我就离开了。我想到四楼跟医生交流我的病情，到二楼走廊时，我看到18岁的男孩从挂号窗口退出了队伍，他呆呆地站着，显然是因为钱不够。过来三个人，一个男的两个女的，我看到他们正在掏口袋，掏钱，你摸出几张百元钞票，我摸出几张，他们在凑钱。

　　我想当然地觉得他们钱不够，我所有的同情只是因为那个裸露着身子被抬进产房的女孩，她从贵州来。掏出钱包，看看还有三百元钱，我走过去，把三百块钱递给男孩，“钱不够吧，生孩子得花不少钱，我这里刚好还有一点。”

　　当然是推托，婉拒，男孩身边的一男两女也表示不用了，他们能筹到钱的，他们有足够的钱用来支撑女孩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我大约是疯了，我说没事的，我刚从贵州回来，就当作我是你们朋友，拿着吧。便又塞给了18岁男孩。

　　如果这个时候那个貌似退休干部的人不走过来，我便全身而退，就当完全不认识他们，就当从没有拿出四百块钱支援一对年轻的陌生的夫妻。可是这个退休男子出现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是退休人员，只是在这个医院服侍病人，现在正是空闲时间，他来逛逛而已--总之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走过来，对着男孩说，你怎么随便拿人家的钱？就这一句，便把男孩吓住了。我赶紧解释说，是我自愿的，别乱说。

　　这个模样像退休工人的男子大着嗓门说，你还敢拿别人的钱？你以为真有好人，人家就是来骗你钱的，现在你拿了人家的钱，一会儿她报警说你偷她钱，你看看这钱都可能是假的，你以为真有好人？等一会儿人家就要你翻倍还给她……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男子的逻辑是从哪里来的，我反复跟男子解释，他当然不想听我解释，只是一个劲地说，谁信，谁信你那么好心，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人，自己钱多花不了？

　　不可理喻的是，我居然想跟他争辩，我为什么跟他争辩呢？我只是不想让男孩心生不安，果然，那种衍生出来的不安，迅速控制了男孩，我刚走到门边，男孩冲过来，把钱塞还给我，我注意到，这些钱已经被捏得皱巴巴的，“阿姨，我不能要你的钱。”

　　我轻声告诉他，我不是坏人--我从一个想帮助别人的角色迅速转化成需要解释的心虚的中年妇女，为了让男孩相信，或者不想让那个噩梦般的男子言中，我拿出病历本，告诉男孩我的名字，“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好人的。真的你要相信……”

　　走出大门五六步路，泪水汹涌而上，淹没了我的视线，我站在院门口公交站牌下，抑制不住地哭泣。我蹲在地上，却从灌木丛中看到那个男孩，正拿着钱焦灼地四处张望--他的不安已经超出了他对于陌生世界的信赖吗？

　　上了公交车，从窗玻璃看出去，那个男孩还在焦灼地寻找，我像个小偷，或者就像那个噩梦男子说的骗子，居然不敢再看窗外，为了避免男孩看到我，我撑开了雨伞，躲在伞内。

　　越来越不安，我的不安来自于男孩的不安，凭什么人家要无缘无故接受你的施舍，然后担惊受怕地承受这后果呢？我下了车，茫然地看着大街，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我已经没有勇气回医院去解释，找了个僻静处，打了个电话给四楼体检办公室的吕医生。我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同时恳请她帮忙--请她穿着白大褂，下到一楼，去看看那个男孩是否还在找一个被误以为是骗子的中年妇女。吕医生百般感叹，感叹世风日下，感叹做了好事却要如此被误解，“我马上下去看看，你放心。”

　　再上了公交车去了单位，我一进办公室便锁了门，我需要一个通道来宣泄一种情绪，这种即将爆发的情绪便是，请容许我痛哭。我很想跟谁交流，很想说出满腔的委屈，或者极度的不安。吕医生还没有给我来电话，我在焦急地等待中，拨通了小凤的电话，我边哭边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居然像个受尽屈辱的怨妇。我反复告诉她，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以后一定会很冷漠。小凤显然比我冷静，她分析说，尽管最初留给那个男孩的是不安，“但是亲爱的，给他们时间，他们需要用时间来消化你的善良，你的善举一定会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他们也许会在孩子懂事之后，告诉他（她），那一天曾经发生的事，他们会把这种善良延续下去。”小凤安慰道，“亲爱的，换了是我，我也会这么做，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很傻呢？”

　　很多年以来，这是我唯一一次觉得，痛哭真是最好的安慰剂。我很快平静下来，并且尝试忘记这件事。可是，在我的心里，已经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天。下午，吕医生告诉我，她下去的时候，大厅里不见了那个我描述的退休男子，也没看到那个全身刺青的18岁男孩，“你说的那件事，你说的有个产妇抬进来，好像没有发生过。我去问了绿色通道的护士，她们说她们只看到有个女的抬进来，没有看到别的，也没有听到有个男的在说什么。”

　　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要真是这样，便好了。后来，小凤又给我发一个短信，“亲爱的，就凭你慌乱的赤子之心，你就如此值得敬重。这件事，没有伤害任何人，包括你。”

　　小凤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如果不是这个短信，我一直以为我内心所有的难受跟不安，都只是怕伤害了18岁男孩。其实，在我这种心乱如麻的辩解里，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善举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赞赏，所以才会难过。那么，难道，他们真应该接受我的同情吗？他们连拒绝都不能，他们只能被动接受我的好意，从而被误解。拿鄙夷的眼神盯着我的退休男子，是不是在某一时刻，试图挽回那个18岁男孩的自尊呢？

　　记住这一天……忘记这一天。

　　小秦：我的二姐最苦

　　傍晚的时候，跟小秦坐着吃饭，两碗贵州特色的粉，红色的油辣椒把整个碗面都覆盖了。在这之前，小秦跟我谈到丈夫，说她自己曾经也是留守妇女。那时丈夫去别地做木匠，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时间长一点的大约要一个多月，“我那时才25岁，常常哭。”小秦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丈夫的思念，又说现在偶尔跟丈夫闹点口角，都会想起他离家的那些日子，想想现在能在一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只要不是什么大事，“每次吵架，我都让着他，你瞧瞧，让着让着他的脾气反而变坏了。”小秦丈夫听到这话，神情复杂地笑笑，“别听她瞎说。”然后一仰脖子，喝光一杯啤酒，小秦及时给斟满了。

　　这几天，小秦用新买的电瓶车带着我，走村串户的，我们像猎狗一样，嗅着一些特别的气息。比如，哪户人家昨晚因为打麻将夫妻打架了，丈夫一早背着蛇皮袋子离家去外地，被舅老爷在车站拦截了；哪户人家赶集时苞谷卖了个好价钱，因为正好来了一拨旅游的人，他们误打误撞居然想看看乡村集市；哪户人家的老人去了，儿子还在外地赶不回来，见不到最后一面，村里人都觉得这个老人福气不好。

　　我决定离开贵州去苏北，今晚索性放开肚子，跟着小秦夫妻喝一杯啤酒，平时看着惊悚的辣椒，这会儿也没觉得那么可怕。就在这时，小秦妈妈匆匆来了，小秦妈妈六十二岁，脑后梳着一个发髻，灰白的头发，整个身子看起来有些肥硕。我在小秦家耽搁的这些日子，这位慈祥的母亲时不时会过来坐坐，一起吃个饭，有时也拎一袋子苞谷给小秦，说邻居给的。

　　“不吃牛肉，牛是最苦的，不能吃它。”小秦母亲悄悄跟我说。她每次到小秦家，总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外面是不是很乱；气温是不是很高；吃不吃辣椒等等。有时会突然说一句，东跑西跑的，可别不想回家了哇。每每这时，我都觉得难以回答，她操着纯正的贵州方言，细听还是能辨别，她说话时，偶尔会夹杂一些村子里特有的字眼。

　　“摆龙门阵哈。”她有时会跟我来这么一句。总体来说，我对这位阿姨有不错的感觉，她看起来敦厚善良，不设防。

　　这会儿，阿姨的脸色煞白，摇摆着壮大的身子，一步一步跨上台阶，“娃儿哟，我的娃儿哟。”小秦放下饭碗，“我妈。”

　　我们放下饭碗、酒杯，定定地看着小秦母亲，却见她叽叽哇哇开始说话，配合着手势，我听不明白，但是预感到发生了什么，果然，小秦夫妻神色紧张起来。

　　“怎么了？”

　　“我二姐出事了。”

　　小秦姐妹五个，没有弟弟，小秦排行老三，因为丈夫有木匠手艺，除了之前有过的外出经历，基本留在家里。现在，他们夫妻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百货铺子，虽然收入有限，“可是两公婆能在一起，穷就穷一点。”小秦大姐二姐四妹小妹嫁到邻村，她们的丈夫都外出打工，大姐夫离家时间最长，大姐嫁过去二十多天就出门了，直到现在还在外地打工。大姐有一儿一女，也都跟着父亲出去打工了。二姐夫妻原来在外地打工，因为两个孩子都要上学，周末回家来，“见不到妈妈他们总是在电话里哭。”无奈，二姐回家来，除了照顾两个孩子，还得照顾公婆，家里养了十二头猪、一头牛、十五只鸡。“二姐家八亩田，都是二姐一个人做活。”小秦讲到这些，便心疼不已，忍住了眼泪。

　　小秦家因为要去县里批货，去年贷款买了一辆农用车，后面一个车斗，用来装货，这辆车不要说村里，就算在镇上，也是挣够了面子。“我拼死也要赚钱，贷款我不怕，只要活着总还得上，现在我们省吃俭用，就在还贷款。”小秦的意思，只要一家人能聚在一起，就算欠债再多，也不怕。“我受够了一个人的苦。”

　　之前小秦一直瞒着我大姐二姐的事，就算这会儿，她也不愿告诉我二姐到底出了什么事。母亲责怪她跟女婿怎么没开手机。他们这才想起来，因为刚才两人怄气，小秦丈夫摔了手机，后来因为想要联系业务，借小秦的手机来用，小秦不肯，争夺之中，小秦的手机也被摔了--这样争吵着的厮守，到底是不是比外出打工更好一点，谁都不敢说，冷暖自知的日子。

　　小秦丈夫喝了啤酒，脸红红的，我提醒小秦，不要让他开车，小秦有些惊讶，问我，不开车我们怎么去二姐家？

　　我们一行四人坐在车上，小秦丈夫开车，夫妻俩还生着闷气，可是因为二姐家的事太大，超过了小秦夫妻间的鸡毛蒜皮。夫妻俩开始商量现在就把医生接上直接带去二姐家，还是把二姐去接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小秦母亲果断作出决定，现在就去带医生。

　　小秦丈夫开着车--坦率说，我坐在车上，总感觉极不安全。这根本不像是开车，而是亡命狂奔，这除了对于二姐的担心，我还认为是对小秦的怄气。这怎么了得，我担心还没有接到医生，我们几个就得车翻人亡--乡村小道，没有路灯，车前方投射出去的灯光随着车子震动，摇晃着。我扯扯小秦的衣领，小秦回身看我。

　　我附在小秦耳边：“二姐出了什么事？”

　　小秦摆摆手，就着车灯，我看到她眼里有泪水，不知是担心二姐还是悲切自身命运。

　　我又问：“二姐到底怎么了嘛？”

　　小秦依旧没有回答我，只是催促丈夫：“你开快点啥，开快点！”

　　我脱口而出：“不能再快了哇，多危险。”

　　坐在我身边的小秦母亲拉拉我的袖子，我回身靠到椅背上，小秦母亲显得更加焦虑，仰靠着一会儿又直起身子，一只手抓着前面的椅背。

　　车子像一个醉汉，一直往前冲，我只得闭嘴，在这样的时候，我一定要追究事件的原委，显得有些不知趣。我靠在椅背上，想象着万一车子翻了怎么办，我是往左边跳出去，还是右边？正当我想象着自身安危时，小秦的手机响了，这当口，我们的车已经来到了医生家门口，乡村医生的家被夜色笼罩着。我们跳下车，小秦接手机，因为刚才被摔过一次，接触不佳，只听她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脸色逐渐转变过来，小秦母亲已经在大声喊医生了，三娃儿哎，赶紧开门咯。

　　乡村医生家的门打开来，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出来，小秦母亲焦灼地说着什么，乡村医生摊摊手，似乎表示很无奈的意思。小秦尖声喊了声妈，她母亲才醒悟过来，看着小秦。

　　小秦告诉母亲，外甥女来电话了，二姐已经苏醒。

　　我这才知道，二姐服毒了。

　　我的心像被拎了起来，二姐比小秦大了三岁，三十五，无论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妻子，她都不该喝农药，究竟有什么难以开解的事，让她放弃亲人想要独自离开这人世呢？

　　小秦跟母亲还是决定去看看二姐，医生自然是不用了，只是嘱咐了几句，要静养几天，因为农药会残留在身体里，需要多喝水以解毒。每天早晨喝一碗盐水，连续七天，只要没有别的并发症，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小秦丈夫问还去不去二姐家，小秦瞪一眼丈夫，几乎是吼叫一声：“你好意思问？”

　　小秦丈夫有些冤屈地嘟囔：“我是说，如果去的话，把家里那两只鸡给抓了去，给二姐补补。”

　　母亲提醒说，二娃儿自己养了十五个鸡子，不用再带鸡子去。小秦没好气地对母亲说，你明知道二姐舍不得吃。

　　于是又开车回小秦的家，待他们抓了两个鸡子，又在杂货店拿了一些点心之后，已经快八点了。毫无疑问，这个时间，有足够的理由让小秦丈夫把车开得像飞机起跑。因为二姐已经脱离了危险，车里的气氛好了许多，偶尔小秦母亲还会放松地跟我说一两句话，因为音调很低，我没有一句听得懂，不过，我都点头表示懂得，她显得很高兴。

　　夜色笼罩下的大山，具有神秘的力量，车子一路颠簸，偶有一两个村子在我们疾驰的车窗外一闪而过。车子开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大家都有一点倦意，小秦丈夫拧开了收音机，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声音成为噪音，小秦气恼地关掉了。小秦丈夫赌气似的又打开来，母亲在后面眯着眼睛，以为睡着了，其实心知肚明，嘟囔着，大意是你们还有心思闹腾，你二姐不知道怎么样了。

　　小秦跟母亲商量，是不是打个电话给二姐夫，让他回来一趟，母亲很快制止了她，说等去看看情况再说。我才知道，二姐想要结束生命并不是第一次，前一次因为家里的牛在耕作几天之后，居然挣脱绳子，拖着笨重的犁田的工具，走出田里，在山坡地里没有目的地走，无论二姐如何地训斥、拉扯，耕牛还是不肯回到田里--那牛累坏了。二姐眼看着田里的活儿堆成了山，压在双肩，居然跪倒在牛眼前，她好言相劝，让牛回家。

　　傍晚的时候，二姐拿根绳子，把自己挂在牛栏的顶棚上，也是命不该绝，隔了一里多路的亲戚来借耕牛，没在田里找到二姐，却在牛栏里看到悬在空中的双脚，救了二姐。打了电话给二姐夫，二姐夫那时在宁波，那是一个沿海城市，有太多的活儿等着他去做，似乎有赚不完的钱。等他从宁波赶回来，见到虚弱的妻子，无言地陪伴了三天，三天后，二姐夫离开家，又去了宁波。

　　母亲的意思大约是，二姐夫不喜欢二姐这么做，因为在二姐夫看来，他在外面打工，赚钱养家已经不容易了，妻子在家理当安心。那些田地，有精力就做一点，没有力气，就不做。何必为了这事丢命？做母亲的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女儿，当小秦流露出二姐自己愿意干农活时，母亲适时地呵斥她，“你懂个啥事，这田地荒着，你二姐心里不慌？不去田里地里的，日子怎么过？”

　　我自以为听懂了母亲的话，也自以为理解了二姐的苦衷，大约是，在那荒山之中，如果她不拼命干活以保持对生活的热情，或许她很难度过那些漫长的守候时光。

　　小秦适时回头跟我说，“我二姐最苦了。”

　　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之后，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缓坡，初时我以为是一面长长的墙壁直直地挡着去路。近了才看清楚，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度的斜坡，小秦丈夫加大马力，车子像一头老牛费力地往上爬着，爬着，我们几个的身子，几乎都是往后仰过去了。我从未有过这种惊险的经历，想要下车，小秦丈夫边开车边还回头安慰我，没事的方姐，在我们贵州，都是这样的路。我不敢再吱声，一方面怕他们觉得我娇气，另一方面，我更担心小秦丈夫手中的方向盘、脚底的刹车会因为他的满不在乎而失去控制，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车子发出沉闷的声音，忽然又停住了，用的是急刹车，我们才看清，就在斜坡的中间，一辆满载石子的手扶拖拉机停着，我们几个赶紧下车，母亲也下了车，她看着倒仰着的车子，跟女婿嘀咕一句，小秦丈夫找了块石头垫在后车轮底下。

　　拖拉机手是个瘦弱的男人，黑暗中看不出年龄，在我们的车灯照射下，我看到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他就坐在路边，低着头，我们的到来也没能使他抬头，小秦丈夫问，“什么事嘛，停在路中间。”

　　拖拉机手茫然地抬头看着我们几个，我看到一张满脸泥灰的脸，疲惫，倦怠，似乎要沉沉睡过去的样子，

　　“跑不动，太陡了。”他终于说话。

　　小秦丈夫爬上拖拉机，看了看罐子里的水，又鼓捣一下车把子，下了拖拉机，跟拖拉机手嘀咕几句，拖拉机手慢慢地站起来，身子却晃了晃，差点往后仰过去，小秦丈夫一把抓他的手臂。

　　“怎么了嘛？”

　　“一天没吃东西，饿了，搞不赢。”

　　小秦母亲嘴里念叨阿弥陀佛，赶紧回到车子旁边，开门拎出袋子，手伸进去摸索，抓出一包饼干，又抓一个苹果，摇摆着走过来，递给拖拉机手。拖拉机手接过，用牙齿咬开饼干的塑料袋子，一口咬过去，大口咀嚼着，试图一口吞下去，却噎住了，仿佛要憋死的样子。

　　小秦生气地吼，“干吗这么急嘛，吃一口苹果，慢慢吃。”

　　拖拉机手吃了几口苹果，忙不迭地说了谢谢，忽地把半个苹果和剩下的两块饼干塞进口袋，要动手发动拖拉机。小秦丈夫告诉我们，这拖拉机停在这么斜的坡上，肯定上不去。他跟拖拉机手嘀咕一会儿，很快制定一个方案：拖拉机手发动，小秦丈夫拿绳子拉车头，我跟小秦在后面推车--小秦母亲被我们劝到一边站着。

　　随着喷出来的浓烈的柴油烟雾，拖拉机被发动，小秦丈夫在前面大吼一声，“起！”小秦弯腰搬开垫在拖拉机后轮底下的石块，我跟她两个扶着拖拉机车斗，奋力往前推着--确切地说，是往上，再往上。太陡了，我们俩几乎同时脚下一滑，使不上劲，我踹掉鞋子，光脚着力，拖拉机终于腾腾腾地往上去了，坡度很长，我们大约推了七八分钟的样子，筋疲力尽了，待小秦丈夫又吼一声，“成了！”我跟小秦都跌坐在路上。在这大山里，夜风习习，很多灰尘，在车灯的照射下，轰隆隆地翻飞着。

　　我们继续上路，因为拖拉机事件，我觉着小秦母亲对我的态度更加好了，她几乎像心疼女儿一样握住了我的手，“我看到你蹬掉了鞋子，那路上都是碎石，脚底可破了？”她居然会说得那么清晰，接近普通话了。

　　没错，我的脚底火辣辣地痛，大概皮蹭掉了，我笑笑说，没事，我脚底板很结实。小秦母亲又捋捋我的头发，说出一句话来，这让我羞愧之余，不觉有些心酸。

　　“我家五个女娃，没一个像你这么有福气。”

　　外甥女又来一个电话，问小秦到哪里了，小秦说已经在坡上了，都能看到二姐家的苞谷地了。小秦挂了电话，小秦丈夫回头跟我说，方姐，让你受累了哇。

　　我只得笑笑，因为除了被动接受这样的赞美，我无法找到确切的语言来掩饰我的不安。小秦从座位间伸出手来，我一看，手掌空着，初始不明所以，再一愣，便握住了她的手。我们在黑暗中紧紧地握手，这很有仪式感--互助的力量如此强大，我只是踢掉鞋子推了一把装满石子的拖拉机，他们的感激和认同却如此丰厚，我们彼此都觉得又近了一些，关系似乎比之前亲了很多。

　　停车，往前走，是一大片树林，没有明显的路，只是一条曲折的山间小道，只能容下一个人行走，我们四个人一顺地走着。小秦丈夫走在最前面，手电筒的光划过夜空，掠过黑黝黝的山林，又回到路上。在他晃动手电筒的瞬间，小路迅速陷入黑暗，即便只有那么十来秒时间，我都觉得十分漫长，没有亮光，我寸步难行。小秦母亲强烈要求走在最后，似乎为了保护我这个外来人，我们的行走其实很慢。就这样七弯八拐地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才看到一间屋子，孤零零地在黑暗里，门开着，从门里掉出来一片灯光，两三个身影在灯光里晃动。小秦喊了一声娃儿，外甥女奔着过来，我们一起走到门前宽阔的道地上。外甥女显然哭过了，眼红红的，稚嫩的脸上泪痕还在，马尾辫有些松散。

　　进门便见到竹塌板上躺着二姐。

　　坦率地说，在我眼里，无论小秦还是小秦母亲，虽然看得出勤劳的痕迹，也疲惫，毕竟让人感觉得出气息，活着的气息。躺在床上的二姐，消瘦，干枯--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啊--我的心急骤地被抽紧了。

　　母亲姐妹相聚，说不出的委屈和不安，心疼，嗔怪，爱恨交织。只听母亲一个劲地摇头，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当初我就不舍得你嫁到这里，当初我就不舍得你嫁到这里，你看这荒山荒地，连个人影都不见，你要走了，叫我们一家怎么活下去……

　　都落泪，无声地落泪，小秦进了厨房，我跟进去，小秦打算熬一碗鸡汤给二姐喝。小秦丈夫进来，大声斥责小秦昏了头，医生说要喝盐水，“你让她喝鸡汤，是要她死啊。”外间便有哭声传来。我呆呆地站立在厨房，一个灶台，两口大锅，揭开锅盖，是一锅煮熟的苞谷，“给猪吃。”碗橱，大水缸，吊在楼板底下的竹篮，吃剩的饭菜，一双黄色的解放球鞋搁在灶台门口，有些突兀。凌乱的灶面，来不及清理，这一切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软弱无力，又张皇失措。

　　算起来，二姐独自生活大约有十二三年了，这十多年来，她家里一直养猪，“十几个猪仔，不说饲料，光给清理猪圈，都得大半天的。”有一次，猪仔患病，二姐走了五六里山路去镇上买药，又走五六里山路回到家里。那时女儿儿子都还小，一边是哭哭啼啼的儿女，一边是嗷嗷叫着的猪仔，无奈之下，二姐只得翻出一粒安眠药，掰了半粒，拧碎了，再分出一点细沫子，加了温水，硬给女儿儿子喝下去--唯有这样，她才脱得了身来对付这些患病的猪仔。病猪只有两只，可是，兽医说了，为了防止传染，每一个猪仔都得给喂药。喝了安眠药的两个娃儿沉沉地睡去，二姐便开始给猪仔喂药，一头一头，猪仔不像孩子，听妈妈的话，它们争执，抗拒。二姐戴上手套，掰开猪仔的嘴巴，拿勺子舀了药水往里倒，有时猪仔踢翻了药瓶，有时又把二姐给掀翻了。等把十一头猪仔全都喂完，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二姐才想起娃儿还没吃晚饭，自己也饿着肚子，想喊醒他们吃饭，刚坐到床上，却一头栽下去，睡着了，母子三个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八点。

　　这些艰难的日子，二姐几乎不跟丈夫说，有一次，实在累得不行，想给丈夫打个电话，接通了却听见丈夫那边有吵闹的声音。她很着急，一直喊着丈夫的名字，丈夫却没有回音，只听见嘈杂的声音，直到那边挂了手机，再打过去，便没有人接了。熬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丈夫工地的人打来电话，说她丈夫昨日昏倒在工地了--这之后，她便不敢主动给丈夫去电话，怕接通了又听到那嘈杂的声音。也有那么几次，她正犹豫着是否要给丈夫打电话，丈夫打过来了，问家里是不是都好，听声音觉出不妥，追问之下，丈夫便告诉她，包工头跑了，没有拿到工钱，再也不想在工地干了，等另外找到一个活儿再告诉她。也许要到别的城市去，那么手机号有可能要变，在这变和不变之间，有时会等待漫长的一个月，杳无音讯。原号码打过去是空号，没有新的号码告诉她，在这个世界上，两个亲人之间，只是靠一个号码维持着，一旦换了号码或者手机丢了，家里都有可能找不到亲人了。

　　在家人的千万叮嘱下，二姐的情绪稳定下来，不久便昏昏地睡过去，临睡前抓着母亲的手，一遍遍地说，要是她再也醒不过来，让两个孩子远远地走，不要再回到山里来。至于丈夫，也希望他不要再回来。

　　走出门来，外甥女忧虑重重，小秦母亲决定留下来照看女儿，我们在道地上道别。我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贵州，黑暗中的告别便多了一层意义。小秦母亲让我有空再到家里来，没好吃的，但是还是欢迎我再来。我看到道地一边的牛圈，确切地说是一个四面通风的棚子，木头搭建起来，顶上盖了茅草，那头牛安静地站立，时不时用尾巴甩打蚊蝇，鼻孔里重重地喷出气来。我走过去，打开手机电筒，照到它身上，背上，有深刻的被犁靶勒出的痕迹。我不敢照它的眼睛，只在它鼻尖停留，我看到它的眼睛定定地，不知在看什么地方，偶尔，它的头往身后晃动一下，耳朵也在自行拍打着。在这个山村的夜里，我跟一头耕作的老牛对视，静静的，没有来由，我的泪水沥沥地落下来。

　　小记

　　2013年9月22日 傍晚 北京八里庄南里25号408室

　　从贵州回来已经三个月了，给小秦去电话，自然问到二姐的事，小秦告诉我，二姐夫终于回家来了。二姐夫在一个大型钢构工地打工，焊接的时候，被铁水烫伤了脚，伤着了骨头，无奈，只得回来了。

　　“回来真好，太好了！”我由衷地为二姐高兴，谁知小秦在电话里没好气地说，“好什么好，两公婆天天吵架，都在闹离婚了。”

　　在小秦支离破碎的叙述中，我听出了大致意思，二姐夫回家后，儿子不久也回来了，因为在城市生活了太久，二姐夫显然已经不适应家里的农活。刨地，拔草，犁田，还得养猪--二姐夫说，这里没有超市，没有一块钱的公交车，没有地铁，山高路远的，他已经从内心里把故乡给剔除了。虽然他未必进过那些大超市，也未必有时间常去坐一块钱的公交、地铁。可是，那些东西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生活的真实可感，是有奔头的。二姐夫居然跟二姐说，种苞谷有什么出路，就算整个村子的苞谷都是我们家的，又有什么用？还不都喂了猪。在这点上，二姐深感忧伤，因为在她看来，这所有被丈夫嫌弃的一切，都曾经养育过他们。现在，他毫无留恋地丢弃了他们，他丢弃的不只是那些田地，还有那些生活在田地里的人，包括这个含辛茹苦在村子里守候十来年的妻子。

　　我跟小秦都不知说什么好，问起那头牛，小秦说，已经卖了--那头牛是二姐从市场买回来的，在那些空荡荡的夜晚，这头沉默的耕牛陪伴了她。她很多次站在牛棚外面，像跟人说话一样，告诉耕牛，你要多吃点草，家里那么多田，都要靠你了。甚至，因为二姐心疼它，舍不得让别的人来把持耕牛，她千辛万苦学会了自己犁田，很大程度上是心疼那些雇用来的犁田工对着牛狠命地抽打。在这个世界上，二姐如果真有什么地方可以靠着哭一场，一定是这头跟随了她八年的老牛。可是，丈夫为了彻底打消种田的念头，趁妻子不在家，牵着它去了集市--这最让二姐不能接受，并且为此大病一场--丈夫如何忍心让这耕牛去集市呢？在那些山村，集市分布在各地，有的动物用来交换回家养着当农具，有的动物用来宰杀。当二姐奔着赶到那个集市时，已是傍晚，那里除了一些血迹，再也没有老牛的痕迹。

　　小秦又邀请我去她家做客，说她妈妈想念我，说到二姐也想见见我，不知为什么，我再也鼓不起勇气去那里，似乎那边也留着我一部分心酸的记忆。那头黑暗中沉默的老牛--在我稍具文学的念想里，像极了二姐，那个沉默不语肩负重负的女子，“我二姐最苦了，可是我也帮不上忙，你要是得空，就来我家，我们去看看二姐。”我想起小秦母亲说，我不吃牛肉，牛最苦。

　　露露：妈妈，阳光照下来，我也有份了

　　最初知道这个小村落，缘于我的工作，在编辑文字过程中，看到一位作者写到修水--三年前，我认识了一位修水来京闯事业的先生。他常说起家乡，在修水众多外出谋生的人里，这位先生应该过得比较舒适，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他的家人都来到北京，过着寻常却安逸的日子。我对修水这个县城的了解便来于此，难以忘怀的是，在他的家乡，有一种特别的待客茶水，菊花芝麻黄豆蜂蜜装在一个杯子里，端上来，便是贵客的礼遇，因为菊花用盐腌渍过，喝着咸咸的。我在他家，曾经受到他母亲和姐姐的款待，喝的便是这样的茶--大约是，一杯修水茶喝下去，肚子已经饱了，并且颇具营养。

　　后来我看到那篇文章，是有关知青生活的，在这个村落，有个女知青，曾经受到老支书一家的厚爱，中间也写到了这种地方茶，便很有兴趣，一下就记住了那个地方。

　　再接下来，我带着目的走访乡村，辗转从作者手里要到村支书儿子的电话（因为老支书前几年已经过世），村支书姓陈，儿子小陈现在在温州打工，“我们家条件不好，就出来打工了，我都出来十多年了。”当我问及村里是否有留守妇女时，他顿了顿，说，有，我们那里多的是。

　　再过一段时间，小陈给了我村里文书周先生的手机号，再辗转联系到周文书，我跟这个村的距离越来越近，这让我感到很亲切，我想通过周文书对接到村里的妇女主任。

　　“我们村没有妇女主任。”

　　“那妇女工作谁在做呢？”

　　“我兼着。”周先生说，透出些许的不好意思。

　　我在一个阴雨天来到这个村落，一条溪把村子分割了。张勤的家在溪对岸，我在一幢新房子的门口，跟她拉家常，话题从摆放在厅堂正中间的那张遗像开始。

　　“那是我老公，前年死了。”

　　张勤重新回忆起那一刻，抑制不住地颤抖。

　　“那时我因为女儿要读书，待在家里，我老公对我们很好，也很顾家，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回来，问我们吃饭没有，吃的什么，女儿儿子好不好，反正就像在家一样。我们在电话里常常说很多话，有时候女儿儿子就抢着要跟他说话，所以那段时间，他手机费多一点，我们也不太心痛，因为毕竟是一家人，总是记挂的，连打电话都不可以，那真是觉得很难受的。不过有的时候也心疼，交电话费的时候要很多钱，老公就跟我们说，以后我不打电话回来了。过几天就又打来了……那个晚上，他好好的，跟我说话，说这说那的，还像以前一样说家里的事，因为他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他干活很累的，在车间，机器上，如果精神不好，很容易出事。我就跟他说，你好睡觉了，明天要早起的，老公说不要紧，再说几句，又说了几句，我看看九点十五分了，就说要挂电话，他不肯，还想说，我有点生气，因为明天早上那么早起来……结果，他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早上，同宿舍的人都去上班了，他还睡着，后来厂里有人到房间来喊他，才发现，我老公已经……死了。”

　　张勤的眼睛眯起来，我不知道她是想看清楚什么，还是根本就为了阻止眼泪出来，她吸了吸鼻子。

　　“我哪里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最后一次……”

　　我们坐在门口屋檐下，细雨无声飘落，厅堂空荡荡的，新建的房子散发出陌生的气息，缺少人气，张勤老公就那样，成为黑白相片，在镜框里静静地看着他的妻子，在跟一个陌生女人诉说万般无奈，我们的谈话在这个没有任何家什的厅堂发出回声。在张勤身后的墙上，贴满了奖状，是张勤女儿的学习成果。

　　如果用简单的文字来概括张勤家基本轨迹，便是：很多年前，女孩张勤在熟人介绍下，跟村里一个年轻人结婚，婚后生下女儿大约半年，丈夫外出打工。张勤带着女儿留守在家，女儿三岁时，张勤带着女儿去了丈夫打工的温州，住在一起。因为女儿还小得照顾，张勤寻找比较轻便的工作。再后来，张勤生下一个儿子，那时，女儿已到了读书年龄，张勤带着女儿儿子回到家乡。

　　日子本来可以就这样过着，拮据是拮据，毕竟有盼头，却因为丈夫的突然过世，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

　　“那个老板心肠还好，看我们家可怜，就给了我们家五万块钱，我另外借了钱，把这个房子造起来。”

　　造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有人不解，那时的张勤，虽说生了两个孩子，但模样依然俊俏，又贤惠，只要她愿意，就算带了两个孩子，还是可以带了那五万块钱另外嫁一个男人的。何必那么辛苦造一个房子？再者，即便你想造房子，也可以造到娘家去。总之，“那个时候说什么的都有，劝我另外嫁人找个依靠的，让我独身一人离开村子去别处生活的。”

　　“还有的人好心劝我，说女人嫁人不就是嫁了个老公，老公没了，你在这里又没有什么牵挂，两个孩子索性给了公公婆婆，自己完全可以重新过生活。可是，你说，你说我怎么放得下心，这两个孩子，都是我骨肉，自从我嫁到这个家后，我老公我两个孩子，都是我最亲的人，我怎么可以丢下他们不管呢？”

　　张勤的肩上重重地压下来三副担子，公婆年迈多病，三病四痛都得媳妇张勤出钱出力陪同去医院；老房子因年久失修濒临坍塌；一儿一女的读书费用。

　　开始四处借钱，先从娘家开始，张勤坐车再步行再搭拖拉机辗转一天才到达那个出生地，母亲糖尿病，父亲左眼白内障，几个兄弟也都靠外出打工维持。张勤在家排行老大，“坐在家里柴灶门口，我觉得胸口被堵住了，一下子连气都透不出来。”空手回娘家，又空手返回这里，张勤好几天都回不过神来。“我觉得没有路可以走了，躲在老房子后面扎扎实实哭了一通，哭到手脚都发麻了，那天女儿周五回来，很久才找到我，见我在哭，她知道我们家这个样子，跟我说，妈妈，你要坚强，我们挺过这几年就好了，等我考上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赚钱，我们家就会好起来的。”是女儿的几句话给了她力量，张勤断绝了借钱的念头，自己跑到镇上找熟人，去建筑材料店赊账，“有的熟人肯信我，肯为我担保赊账，有的熟人认为我们家再也收拾不起来了，完全垮了。”

　　房子造起来了，工钱是欠的，有的工钱实在要付，就拿家里稍稍像样点的东西，卖了换钱，用来支付少量工钱，也用来维持生活。“老公出去打工赚钱，不就是为了造个新房子，让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吗？他拿命换来的钱，我怎么舍得花了，除了造房子，我没有动过一分。”

　　一条小路蜿蜒着在村里回旋，我们一路走来时，看到不少新造的房子都关门闭户。周文书介绍说，房子的主人都出去打工了，大部分年底回来一趟，平日里村子里都很冷清。周文书在桥头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卖些生活用品，油盐酱醋、香烟肥皂针线之类的，问到营业额，周文书摇摇头，“平时也就卖个一二十块钱，到过年时生意才好一点，也就是烟酒什么的，赚不到钱。”问到村里是否有人来赊账，周文书想了想，说，“有，欠得也不多，十几块，二三十块，时间都不长。”这些欠账大部分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孩子和妇女留下的，他们有时候手头不济，便会来赊一点米、盐，都是生活必需品。过一段时间，寄钱回来了，他们便来还掉。也有死账，孩子在小店赊账，爷爷奶奶没钱付，这样拖着，到年底才听说这家夫妻离婚了，男的让女的付，女的推脱说儿子归你，得你去还债。“有时看到这种情况，就算了，反正争吵到最后也没结果，自己吃点亏算了。”周文书显得有些无奈。

　　我站起来，看墙上的奖状，从学前班开始，张勤家女儿露露就很乖，“好宝宝”、“手工作业比赛第一名”，到小学时，便是“学习积极分子”、“三好学生”，到高中依然有奖状，“作文比赛第二名”、“朗诵比赛第三名”。这些记录成长痕迹的奖状，让备受煎熬的张勤很觉安慰，在跟她坐着闲聊的三个小时里，她唯一露出笑容的就是说到女儿。

　　“露露很懂事，她总是鼓励我，妈妈，你要坚强，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们家一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总叫张勤潸然泪下。

　　露露上了高中之后，张勤已经无力支付学杂费和生活必须的开支，有人给张勤出主意，让她去村里问问能否贷款，张勤也打算走最后一条路。万幸的是，有一户人家出手相帮了。那是他们同村的，住在后面村中心，那家人是办企业的，在外面赚了钱，“他们来到我家，告诉我们，他们愿意负担露露高中三年的部分费用，一直到她考上大学”。

　　露露每年能从那好心人手里接过一万块钱，两个学期平均下来，五千块一学期，“可是根本不够，除过学费、资料费、请老师辅导的费用，露露每个月只能用400块钱。”这400块钱便是露露全部的生活费用。

　　“她要付开水费，文具用品，刷牙洗脸，还得吃饭……一个月算20天，平均下来，用来吃饭的钱已经很少了。读高中三年，我女儿没有上过一次二楼，二楼吃荤菜，没有上过一次街为自己买东西，早饭从来没有超过一块钱。有时候就吃一个馒头，有时候喝点水就算了，在教室昏倒过几次，露露不告诉老师，回家来，吃饭时，吃不了多少就喊肚子痛，她的胃变小了。就算这样，露露还是没有怨言的，她还把钱省下来给弟弟买东西……”

　　张勤用手背擦泪，我呆呆地坐着，不好意思递给她纸巾，仿佛我早有准备，就是专门来挖出她的伤心之事，看着她的泪水滑落。看着她严重近视的眼睛，我只能转头朝外面看，一只小狗慢慢走过，它在张勤家门口停下，晃了晃尾巴。

　　后来我才知道，这只狗是村里别人家的，露露特别喜欢小狗，回家来时，总是要把它喊进来，“从碗里分出一点吃的给这只狗吃，畜生也记得好，它每次走过我家门口，总要摇摇尾巴，好像希望我们家露露出去，把它喊进来。”

　　我说有露露的照片吗？张勤起身，我这才发现她的腿脚不便，一瘸一拐地往里间走。张勤婆婆过来，见此情景，有些责怪，大意是脚不好，就不要多走路。张勤用当地话说了一句什么，婆婆看了看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在众多的走访时间里，我总是对这个问题充满怀疑，我是干什么的？只不过为了寻找到我需要的素材，形成文字，那么，我带给他们的是什么？

　　张勤在里间拿照片的间隙，一个女孩也慢慢地走过来，看到我们，有些警觉地扫视一下，忽然问，你们是政府的人么？

　　我更加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只能什么也不说，女孩的手臂上别着一块黑布，我指指她手臂，说，“是你家的谁……过世了，还是？”

　　“我爷爷去了。”女孩缓和了一些。女孩在浙江龙游打工，已经八年了，她今年24岁，十六岁便出门，多年的他乡生活使她对这个村子抱有爱恨交加的情感，“出去了就想回来，回来又想着出去，我们这里就是太穷了。”

　　张勤手里拿着一叠照片慢慢地过来，坐到椅子上，把照片递给我，是露露。像贴在墙上的奖状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露露，有着羞怯和低沉，其中有两张照片是她上初中时春游拍下的，紧紧咬着嘴唇，眼神透出对外部世界的陌生和担忧。

　　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露露说她想考到苏大。”苏州大学是露露向往的，她勤勉，节俭，过早经历生活的沧桑，“妈妈，我一定要报答你，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张勤不断重复女儿的话，早早就饱尝艰辛的女儿，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可是我女儿身体不好，有一次在家也晕过去，我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你们要给她营养，我女儿吃得太少了，因为营养跟不上，月经不正常。”说起女儿，张勤抑制不住抽泣起来，满腔满胸的心疼，折磨着这个无能为力的母亲。

　　两年前，张勤在别人撮合下，又成家了，对方是外村的，家境也不好，现在跟张勤一家生活在一起，算是入赘的。这几年也在外面打工。“他对我两个孩子都很好，对我也不错。他在外面打工也很辛苦。”张勤有一度跟新结婚的丈夫又去了温州，那里曾经是前夫打工过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们也不认识，温州我们住过，熟悉，心里不害怕。”张勤跟丈夫在温州打工一年多，去年下半年，张勤照常上班，下楼梯时不小心脚崴了一下，伤到骨头了，只能待在家里。

　　女儿听到母亲回到家里，周末回家来时，高兴得不得了，告诉张勤，“妈妈，你在家真好，每次想到家里有个妈妈在等我，心里就特别幸福，也特别安心，妈妈，因为你在家，现在，太阳照下来，我也有份了。”

　　张勤的十个指甲都是灰指甲，她举起手挨个地看了看，“我问过，治好这灰指甲，要一千多块钱，我要是有这个钱，也不舍得去医院，我得给两个孩子买东西。”

　　39岁的张勤脸上布满了铁锈，斑点，密密麻麻，整夜整夜睡不好觉，盼望天亮又害怕天亮之后无穷无尽的烦恼。“等女儿考上大学，就贷款供她读书。”造房子的时候，张勤没有去信用社贷款，是因为要留着这个机会给女儿，“还有这么多年要熬，我真是觉得日子太长了。”

　　离开张勤，在回县城的路上，我依然想起她看着我的那种眼神，无助，求助，焦灼。“走进修水，就业无忧。”在一晃而过的横幅中，我又看到这样的标语。“要是你知道政府有大米有钱补助，一定要帮我们说说好话，我们家实在太困难了，没有田地，没地方吃饭。”这个小镇属于山区，田地本就稀少，张勤一家五口，只有六分薄田。

　　这个村子现有住户565户，三千多村民，“现在基本上都在外面……反正能出去的，都出去了，你看我们村，看到的都是老年人。”周文书在村里待着是因为他不喜欢到外面，在家里总安稳一点，“村里人不多，小店却有九家，主要是没有经济来源，都想开个小店，找点活钱。”

　　小记：

　　暑假期间，我打电话给周文书，问到张勤家的情况，周文书告诉我，张勤的脚伤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家里吃口重，上个月就去温州打工了，她女儿露露考得还行，一本差一点点，听说好像是五百零几分，现在在修水县城打工，说要赚钱交学费，他们那小儿子，现在在家，跟他爷爷奶奶在一起。”

　　事实上，张勤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留守妇女，而我愿意用一个篇章来叙述她，是因为，我心疼她女儿露露。这个女孩有强烈的上进心，不屈服于命运，叫我时时感动着。每当晴天，看着窗外阳光掉落在树梢，我总想起露露的惊喜：“妈妈，你在家真好，每次想到家里有个妈妈在等我，心里就特别幸福。”露露这么说。

　　刘群英：夜夜与红砖入眠

　　在见到刘群英之前，我对她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比如家里经济拮据，婆婆去世前欠下大笔债务，丈夫一年到头很少回家，公公是聋子，她本人1979年出生，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云云。这是个大雨天，雨刮器都不起作用，车子一路颠簸，终于抵达这个村的支书家里，稍事歇息，等待雨后新晴时刻的到来。

　　闲谈中，两个简单的数字让我很震惊，说据不完全统计，修水80万人口，外出打工人员超过20万（后来我打车离开修水去南昌，的士师傅显得很权威，说，20万？不止，起码30万。）这个数字可能涉及到的家庭也许是成倍的，40万？60万？不敢想象，在这个山明水清之地，有那么多的人，各奔东西，外出讨生活。

　　村长送我们去刘群英家里，老旧的面包车费力地爬行在山道上，雨后的山野，雾气弥漫，过小桥，上了一条机耕路，再往前行驶一段，便到了一幢簇新的楼房前。车刚停下，便有几个妇女走出来，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从车上下来的我们。村长告诉我们，已经打电话给刘群英了，“她知道你们要来。”

　　我们走上前，跟这几个妇女站在一起，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在这之前，我到过很多村落，跟留守在家的妇女交流，吃住在一起，有时会忘了初衷，只是感受他们的生活。这回，村长把我们送过来，我总不好意思说，我住到刘群英家里，闲聊来了。

　　一个瘦弱的妇女怀抱孩子，孩子在吵闹，问起，原来抱着的是孙子，儿子媳妇去了外面，奶奶留在家里。另有一个中年妇女，干干净净的样子，嗑着瓜子，顺手要分一点给我，我伸出手去，接了一些，跟着嗑起来。旁边一个妇女，大约五十来岁的样子，身材结实，但还是有些肥壮，一件花布小西装外套紧紧裹着身子，紧身打底裤把她不匀称的下身勾勒出来。脚蹬一双运动鞋，运动鞋成色新，没有泥渍，似乎刚穿上。她看着我嘀嘀嗒嗒嗑着瓜子，笑了笑，用当地话说了一句，她也喜欢嗑瓜子。这中间，又出来几个妇女，站在一起，我凭着想象，用眼神搜索，似乎没见着有1979年出生的女子。我对她们笑笑，问，“刘群英不知道在不在家？”

　　话刚出口，大家愣了愣，继而都笑起来，其中一个妇女指指刚才那位穿运动鞋的女子，说，她不就是刘群英？我惊愕地看着这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我要找的是1979年出生的女子--这个村里大约有两个刘群英吧，我不便多问，也怕让眼前的刘群英难过，想到这里，我便跟着她往前走。

　　穿过一条狭长的弄堂，因为雨天，路两侧的苔痕明显，拐过一个宽阔的旧厅堂，再进入一个窄小的木头门，便是刘群英的家了。

　　屋顶很高，木头椽子露出来，暗淡的天色从瓦片中间隐隐透进屋子，刘群英招呼我们入座。厅堂很宽，椅子很小，我们三个人窝在椅子里，有一搭没一搭说话。这中间，不时有电视节目声音从一侧屋子传出来，听着像是一个抗日电视剧。刘群英告诉我们，是公公在看电视，因为下雨天，不用去田里，就在家看看电视。我们站起来想跟刘群英公公打招呼，刘群英摆摆手说，不用了，他耳聋，听不见。

　　我注意到门边墙上贴着一张宣传单子，大约有些年份了，除了一行行黑色的字之外，那些装饰性的花边和图案都已经模糊了，《农保三字经》：新农保，政策好；六十岁，享养老；低水平，缴费少……我指指墙上，问刘群英，你们交了吗？

　　“没钱交。”刘群英一点也不含糊。

　　于是便谈到了钱，农人谈钱大都先谈房子，刘群英指指屋顶说，没钱，房子旧了，没钱造。漏水，年年修两次，春天雨水多，要修一次，冬天下雪前又得修一次。家里的开支基本靠丈夫在外挣钱，丈夫今年四十三岁，在浙江一个叫龙井的地方做模具，两年回来一次，平时家里没钱了，给他打个电话，就会打到银行卡上，“没事就不回来。”

　　准确地说，这栋房子是由两部分组成，我们坐着的厅堂看起来陈旧，而公公看电视那个房间的墙，却像是近年新砌的。问了才知，十年之前，刘群英家是起过房子的，只是因为没有筹够钱，只起了一边，新屋旧屋拼接在一起。

　　两个孩子都在学校，老大是女儿，在镇上读初三，住校，周五才回来。小的是儿子，在村小学读学前班，等到下午四点左右，刘群英便去把儿子接回来。

　　家里墙上，挂着一件雨衣，一双雨鞋，雨鞋上沾满了泥浆，已经干裂成了黄泥灰的样子，是丈夫前年回家来时下田干活穿过的，一直没有洗。南方雨季漫长，门背后，放着一双高帮雨鞋，是刘群英穿的。“下雨天不穿雨鞋不行。”

　　我们的话题很零散，仿佛这个零散的家。问到丈夫每个月寄多少钱回来，刘群英笑了笑--坦率说，她长得不是很好看，一口发黄的牙齿微微露在嘴唇外面，头发油腻腻地贴着前额，大约因为有些凉意，她的清水鼻涕挂在鼻尖，我递了一张面巾纸给她，她接过了，依旧用手背擦鼻涕。

　　“有时候寄多一点……有一千来块，有时候五六百，也有七八百的，公公身体不好，要用钱时，他就多寄点。”刘群英在撕面巾纸，一条一条，指甲缝黑乎乎的，陈旧的泥巴黏在里面--除非剪了，大约也很难洗干净。

　　刘群英不能说清娘家在哪里，她只告诉我们，快点走路一个多钟头能到，没有车，在山里，他们兄妹六个，家境都不是很好。因为父母早亡，刘群英没有读过书，“麻将牌认识。”刘群英笑笑。

　　要是下雨，刘群英便到隔壁人家，早已有三个人在等待，凑足四个人，从上午八点开始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到中午十二点半结束，打五块的，输赢一两百。在乡村，这个底价不低，因此麻将桌上，时不时会因为打错一张牌而争得面红耳赤，也有动手直接打人的。谁都难，白花花的钱流出去，返回的是郁气和不甘，言语之间本来也不甚友好，有时候一场麻将下来，跟生病一样。悔恨交加，输钱又输力，不如下田拔草料理山场菜地，发誓不去麻将场，第二天鬼使神差地又往那边去，心里到底还是喜欢这个活计，在红中白板发财之间，忘却时间忘却家务忘却亲人。

　　“不打麻将，日子过不去。”刘群英率直，朴素，看得出曾经的努力和坚韧，这从她粗壮的手指关节可以看出。跟许多留守妇女一样，刘群英没有离开过自己生活着的这个小镇，这个乡村，最远到过修水县城，“不喜欢那里，人太多，东西贵，买不起。”结婚后第三天，丈夫有了打工的门路，跟着村里人外出，北京、广州、天津，没有合适的工种，后来到了浙江，才算稳定下来，只是这个稳定也很可疑，每月两千块钱的工资，让这个长年累月离家的男人有了惯常的惰性和依赖，日子安稳，家里有个不识字的妻子在撑着，他虽然操心父亲的身体，却也因为来回路费的消耗而放弃回乡。中国人常常以钱来衡量，回家感受亲情，看望家人，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这些都成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成本太高了，都不乐意花这个钱。”村长说。

　　除了需要打钱，刘群英从不主动给丈夫打电话，每月电话费不到20元，分成三块支出：1. 联系麻将搭子；2. 无聊的时候找人说话或者喊人帮忙修电灯电视；3. 大约有不到10块钱是因为让丈夫打钱去的电话。

　　丈夫有时候一个礼拜打回一次电话，问儿女情况，问老人情况，最后才问妻子情况，然后会花一点时间诉说在外的不容易。很少憧憬，也不太愿意打算，谈得最多的是家里开支又多了，钱总是不够花。

　　刘群英嫁过来十六年，丈夫没有给她买过一件衣服，不是舍不得，而是没有这个概念，结婚时穿的衣服从娘家带来，结婚后穿的衣服，都是刘群英自己积攒起来的钱买的。事实上买衣服只是形式，无非是丈夫没有完成这么一个仪式而已。因为自从刘群英嫁过来之后，她所有的活钱都是丈夫寄回来--有过一次例外，刘群英在麻将桌上赢了两百块钱，第二天就坐车去了镇上，在集市买了一套衣服，外加鞋子，连袜子也买了--我指指她脚上穿的运动鞋，“是这双吗？”刘群英点点头，笑了，她抬起脚来，看看鞋底是不是脏了，又用我递给她已经被撕碎的面巾纸擦了擦鞋帮边沿，这是她第一次用自己赚来的钱添置的鞋子，视若珍宝。

　　在我们将要结束聊天时，公公开了门出来，见到我们，有些惊愕，回过神来，返身回房拿出一包烟，抽出两根要递给我们，我们很不好意思站起来，说我们不抽烟。这时，我看到刘群英伸手跟公公要了一根烟，从裤袋里拿出一把打火机，啪的一下点着了--原来她抽烟。

　　公公又问媳妇泡茶给我们了没，媳妇指指桌上，意思是已经有了。

　　其间有个男的进来，长得眉目清秀，少有生活的磨难，一问才知是村里的男人，妻子病故，带着三个孩子。看到我们坐着，他有些慌乱地走了。我指了指男人的背影，他找你打麻将？她笑笑说，不是。他没事来玩的。

　　你有困难，他帮你吗？

　　刘群英笑笑，有点脸红，说，我没有什么要帮的。

　　晚上他来陪你聊天吗？

　　不会。刘群英狠狠地剪断我的话。

　　我们即将离开刘群英家，刘群英笑笑说，“我还能再去打会儿麻将。”我们的到来显然打乱了她这几个小时的生活。屋子没有楼板，大约只有整个框架，没有二层，我问她，晚上睡哪？刘群英指指厅堂内墙，那里有一扇木头门，上了锁，早期的弹子锁。我说，这儿吗？她点点头，笑了笑，打开立在墙角的柜子，从柜子里拿出一枚小钥匙，开了锁，推开门，让我们进去--说真的，无论刘群英本人，还是这间屋子，还有整个感觉，我对于她的房间基本没有什么期待，大约跟我之前看到过睡过的那些房间大同小异，空旷的房间，没有家具，没有镜子，只有一张等待男人归来的空床。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小说《谁在暗夜里说，冷》，写到一个留守妇女邵美琴，她的房间“阴冷潮湿，挂着一顶旧的蚊帐，看起来像极了一口棺材。”这一刻，当我看到刘群英的房间时，可以用震惊来形容。这个1979年出生的女子，每个晚上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那张窄小的床上，来不及或者根本就不叠的棉被，被头泛黄，用的是老底子的缝制。暗红色的被面，大朵不知名的花，已经陈旧得看不清来路。夹里是那种竖条纹的，粉白相间，枕头中间凹下去，不知多久没有移动，没有洗刷。床头的墙上，一块旧布挂着，用钉子钉在砖墙上--那些都是红砖，跟灰色的水泥间夹着，没有经过任何抹平和粉刷，那些挤出砖缝的水泥早已经干硬，有几粒水泥粒子掉落在床单上，枕头边……一侧床沿紧挨着墙，依旧是红砖水泥，没有粉刷，一块色泽模糊的布挂着，用以遮拦掉落下来的水泥红砖碎末。房间没有窗子。进房间之前，刘群英已经打亮了灯，是拉线开关，滴答滴答，拉一下，开，拉一下，关，三四个回合才算亮，15瓦灯泡，开关线斜着牵过去，系在床头靠背上。一个陈旧的柜子，柜子上同样陈旧的箱子，一问才知道是公公婆婆结婚时攒下的。

　　地面原是砖头石灰铺就，日子久了，砖头松动，被踢到地面，有几块旧砖头露在地面，胡乱地散落着，断砖头跟眠床一起待在这个黑暗的房间，就这样一个房子，睡着刘群英。

　　老公回来住哪里？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