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人--乡村留守妇女生存境遇（十）

　　不知不觉中，我们都睡了过去，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家人问我到杭州没，他在车站出口处接我--比预定时间晚了四十分钟的样子，家人担心我的安危。

　　我回头看看罗红梅，一张极度疲惫的脸，头歪歪地靠在一侧车厢上，头发蓬乱。我想起临睡前她说的那些话，“长江的风太大了，以前坐船过江，不敢看江水。”“有时想想家里好，有时想想外面好，你说人是不是都犯贱。”

　　罗红梅手里捏着皱巴巴的报纸，是刚才垫在屁股底下的，那张小马扎，我跟罗红梅一路轮流着坐，我坐马扎时，她就着报纸席地而坐，轮到她坐马扎时，我便坐到那张报纸上。此刻，我眯眼看报纸，是整版的房产广告--错落有致的别墅。游泳池。假山。回廊。设计精良的屋顶花园。配以广告：“奢华别墅，宫廷享受。”

　　到站了，我轻轻推了推罗红梅想跟她告别，她却完全失去了刚才的警惕，头依旧歪着。我把马扎留在她身边，悄悄下了车。三分钟之后，火车又咔嚓咔嚓往前去了，大约黎明时分，罗红梅便可跟她的丈夫在温州的工地相会。

　　第二章 我的丈夫

　　建筑工地：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2013年8月10日，周六，气温41度，富春江畔某工地。地面温度77度。工地地面泥灰十公分，温度50来度。）

　　去江边工地，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曾经委托劳动部门工作的朋友，在夏季建筑工地大检查时带上我，在采访了诸多留守妇女之后，我尤其想去工地看看，看看那些妇女嘴里告诉我的丈夫们，如何在搅拌机旁不言不语，默默地挥洒汗水。可惜的是，总是不凑巧，朋友说要推迟检查，隔一段时间又说有一些已经检查完了。

　　我决定自己寻找合适的工地，说合适主要是交通方面，我不会开车，对于此类采访，我骨子里也不想麻烦别人。这天，我坐大巴车去办公室整理前段时间的访谈笔记。在车上，赵师傅跟我搭讪了一句，大意是写书什么的。我似乎从来没有在车上宣扬自己的身份，我只是在文联上班的工作人员--大约赵师傅是由此判断出了我应该是一个码字的人。于是谈到工地，赵师傅是某个大工程的监理，我便临时决定跟着赵师傅去工地看看。

　　工地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直线距离大约三百米，赵师傅引荐我到活动板房的职工宿舍，在钢架楼梯上，两个妇女坐在棚子底下，一个在打毛衣，一个端着小男孩在把尿。往里走，两边两排门，偶有一个小孩的吵闹声传出来，再往里走，看到一个十二三岁大的男孩，昏昏地靠在门上，一双脚朝门外搁着，问怎么不睡在里边，里面睡着的女子起身，大约是母亲，说空调坏了，打了电话说会来修的，两天了还不来修--时值本地历史上最高温，男孩显然被热气熏得不能入睡，看他疲惫的样子就知道。

　　下楼，赵师傅正跟楼下一间屋子里的工友在说话，我进去时，他们正谈到谁谁谁三年没有回家了，这个人倒是可以采访一下的。便到隔壁房间敲门，没有回音，工友说，上班去了，在地下，深井降水，地下十五米左右。

　　在门口等了两三分钟，赵师傅要去工地，我便跟着去了，结识了从榕江来的三个男人。

　　老杨

　　我到工地的时候，老杨正在一个棚子里操纵打桩机，他穿着一件青灰色的衬衫，裤管挽得高高的。大约十一点左右，老杨开始张罗着烧饭。这个工程刚刚开始，目前在工地的有三个工种，电焊工、打桩工、铲车工。老杨跟另外两个老乡做的是打桩的活计，因为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始，工程队没有安排专门的食堂，也没有专人烧，这三个工种总共六个人，就看谁手头的活计松一点，谁便去做饭。没有人会说不好吃，因为谁说了，那人就不愿意再烧，那么便要饿肚子，同样的出身跟遭遇，让他们在实际利益面前保持适当的妥协。

　　洗菜，淘米，在桌子边沿切菜，厨房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说工棚有些抬举，事实上只是一个凉亭，三面没有遮拦，一面靠着路基，路基上方约两米处，是交通要道，时不时有汽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在老杨的熟练操作下，没多久，就做成了两个菜，豆芽肉丝辣椒，番茄蛋汤。

　　交谈中，我看不出老杨的年纪，但是一定比我小，我于是称呼他小杨，谁知他有些不舒坦，“不小了，都42了。叫我老杨吧。”老杨有着和其他几个民工不一样的对经济、对金钱的敏感，他用家乡话跟小姚说，人家给一百元，你就说一百元的故事给她，人家给50元，你就讲50元的故事给她。他对我有很强的警惕和疏离，有时突然问我一句，你们写书能赚很多钱吧。问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照例要喝点啤酒，对于每餐一瓶啤酒，是他们的欢乐时刻，酒是大家出钱委托其中一个工友小杨去超市整箱整箱地搬回来的。老杨烧饭之前，拿了一个蛇皮袋子，从塑料箱子里拎出六瓶啤酒，穿过空地，从他操作的打桩机边走过，再走到一架铁桥边，铁桥似乎是码头的一部分，废弃不用了。老杨拿绳子绑紧了蛇皮袋子，又晃晃悠悠地把蛇皮袋子吊下去，袋子里又装了雪碧可乐--那是我带去请他们喝的，他们嫌太烫，连日的高温，所有的没有经过冰冻的饮料，都像是从热锅里挖出来一样。老杨把蛇皮袋子浸到江水里，因为雪碧可乐比重问题，浮上来两瓶。老杨很着急，顺着铁台子下到江里，费力地俯身去捡上来一瓶。他们共同喜欢喝雪碧，不喜欢可乐，说可乐喝了不好。什么不好，似乎是男人的秘密，他们心照不宣地笑笑。

　　吃饭的时候，老杨盛了一碗饭递给我，盛情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成心要蹭他们的中饭，他们六个围坐在一起，一人手里一碗饭，脚边一瓶啤酒--没有餐桌，直接把菜碗搁在地上，看看不合适，又找了一只塑料壶横放在地，把菜搁上面，有几只蚂蚁兴奋地来回奔走相告。我也要了一瓶啤酒，学他们的样，对着瓶口直接吹。我们闲聊没几分钟，他们吃饭速度很快，“我们早饭还没吃。”一边的小姚被晒得红红的，问为什么不吃早饭，说没人烧，天气太热，要在凌晨时分就起来干活，这样工程进度才赶得上--好像每个工程都是赶进度赶出来的，也的确如此。

　　不吃早饭，有的时候几个人会饿得忍受不了，便进活动板房倒水以充饥。陆续地吃完了饭，只剩下老杨还在跟我说着家常。

　　老杨打过架，为了打桩机的事，一个工地有很多桩基老板，有的时候民工跟民工之间为了地盘问题--比如你拿错我的电缆线了，你拿错我的手套了，这样就会吵起来，要是有人起哄，就要动手。老杨说，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打的，他们都维护老乡，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老乡都是亲带亲出来的，都是自家人。“四川人打架最厉害。”老杨说。

　　他们都不要命？

　　“不要命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他们大部分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家乡观念很重。”老杨的神情似乎回到了某一次的工地斗殴，他笑笑想跟我说点什么，工友喊他快点吃，因为昨天晚上打桩机下去不顺利，延误了预计时间，今天中午必须要把水泥灌到打好的桩里--中午不能休息了。老杨闻听，骂一句，“还让不让人活嘛。”丢了饭碗就起了身，抹一下嘴出了工棚。只留下几只碗，几个空酒瓶，在午后聒噪的知了声中默然着。

　　小杨

　　小杨1982年出生，贵州榕江县乡村人。儿子7岁。在家可以喝七八两白酒，侗族人很好客。妻子在家带儿子，第一份工作在浙江台州，塑料包装厂，赚不到钱。“我们那边的女人都很诚的，嫁给我之后，就不会看中别人，就算别人有钱，也不会丢下这个家不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小杨忽然跟我说起了这个。

　　今天是小杨烧饭，小杨烧菜口味不错，贵州风味。辣椒鸡块胡萝卜，丝瓜汤，包心菜炒肉。“在外面没有办法，将就了”。外出之后，心里想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实在赚不到钱；还有一件是，如何才能赚到钱。“每天都在工地忙着，很累。”小杨的头一偏，用肩膀擦汗，即便空下来，也从来不想象老婆的生活，因为要想的事太多了：工地结束后能不能拿到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小杨出门时，大部分是春天，那个时候，正是布谷鸟叫得欢，小杨会到田里，把一年要播种的田地都给犁好了，再出门。播种由妻子完成，有时候很想等妻子播种完了再出门，却又不能，因为那时“想出门找活路的都出去了，你要是不跟人家一起走，很难再找到活干，再说了，也会赖在家里，不想出门”。小杨说到这里，低头吃饭，夹菜，再拿起啤酒，仰头喝一口，啤酒泡沫留在嘴角，没几秒钟就消失不见。

　　对于外出做工，小杨有一百个理由，“我们村里大部分男的都出来了，有的出来几年，苦个几年就造了新房子，我出来得晚，才两年，没钱造房子，我家现在还住在木板房子里。”

　　小杨算了一笔账，这两年下来，说起来好像也赚了五六万块钱，可是家里七七八八开支以后，剩下来的也不多了，接着两个孩子就要上学，大儿子到九月份就上一年级了，虽说学费什么的都不要了，总还得给买点学习用品什么的，“总想他能读出个名堂来。”至于什么名堂，小杨一下子也说不上，笑了笑，忽然说，像那个监理，赚钱多，活儿比我们轻松。“那人家读书的时候一定也吃了苦的，说起来还是一样，人家早吃苦几年，接下来就可以过好日子，我们读书的时候不上进，现在就要吃苦了，我不想让孩子也跟着吃苦。”

　　最想念家里往往在收割时节，因为要是他在家，必定是起早贪黑地做上了，他现在一甩手出了门，收割的事就全都落在妻子肩上，“我老婆过得很苦，比我苦，她在家还得带孩子。”小杨说，看到稻田金黄了，他便想回去，可是一想到生活中那么多地方需要花钱，又咬牙忍住了。

　　此刻，在整理笔记时，我的脑海时时想起小杨的面容来，他清瘦的脸庞，皮肤紧致，嘴唇红润，上牙微微露在下唇之外，看上去更有些稚嫩的味道。这样一个男子，在江边工棚里，跟我感叹生活的不易，再翻看白天拍下的照片，眼底居然涌上来一股酸楚，鼻子跟着也酸了起来。

　　小姚

　　小姚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对于外出打工，他觉得挺苦的，不过，对于他的理想来说，他更乐意选择这样的方式。当个大老板，木材老板--大约曾经看到过一个木材老板的锦衣玉食。他已经存下三万元钱，买了摩托车，考了驾照，接下来就想买个车--对此，管工场的本地人包师傅很不解，他用纯新桐话表达他的不解，“家里条件不差，怎么会出来打工，安安耽耽地在家里多好。”

　　小姚不想过寻常日子，我们总结了一下，小姚是“有前途的”。小姚几乎做着杂工，打桩、浇注混凝土等，他最忙碌，头上包着一块看不清颜色的毛巾，对于老家的木头房子的家乡，小姚有着说不清的感觉。对于以后的妻子，可能会带着一起出来几年，年轻嘛，生完小孩就不知道了。小姚不停地说，太热了，要改行，改什么，他一下子说不清楚。

　　罐装混凝土车来了，小姚爬上车，蹲在一边，一根扶手柄一拉，橄榄形的混凝土罐子便急速旋转，混凝土顺着口子倾泻出来，注入桩口。隔两分钟便这么拉一次，因为旋转发出的轰鸣声，让这个41度的工地更加暴热。水电工作人员说，最起码有六十来度。小姚说不戴手套抓拉手柄受不了，太烫。小姚解决暴热的方法有两种，有时候上活动板房去站一下，那里有台连体空调机，冷风口站一会儿，抱怨天气太热，喝口水之后便又出去，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敞露的工地里。实在热得撑不住了，小姚就偷偷下到江里，江水大约二十来度，他合着衣裤下去，让水没过肩膀，站一会儿。再让水没过头顶，这样坚持七八分钟，小姚便上了岸。上岸也要偷偷的，因为“老板不让下到江里，怕出事”。江水又太冷，待不了太长时间。

　　中饭时间到了，小姚喊，“阿姨，一起吃饭吧。”小姚开了一瓶啤酒，“阿姨，喝点酒解解渴吧。”小姚有些试探性地说，“不一定回家娶老婆，也有可能做上门女婿去。”--对于家乡，小姚有自己独有的叛离方式，入赘比较现实。

　　他们要午休了，我打算离开，小姚说，“阿姨，加个QQ，留个电话，可以聊聊天的嘛。”--包师傅忍不住笑了，复杂的意味，说，“他可已经是老江湖了。”

　　小姚妹妹在贵阳读高职，小姚说不想妹妹，但是亲情却在小姚的眼里流露，他是如此地热爱着家里的妹妹。他会给妹妹一点钱，买衣服穿，“女孩子就爱买衣服。”

　　这样在烈日下煎熬，小姚谁也不说，所有的不适都只对自己说，他不停地自言自语，“太热了，晒黑了，改行了，吃不消干了，要昏倒了……”如此循环往复，一直到夏季过去。

　　小姚离开家乡还是少年，21岁的他，已经有五年打工经历。离家，外出，颠簸，如意不如意，这一切的一切，小姚不跟任何一个家乡人说起。他喜欢独自承担，这才是一个大老板要经历的，很偶然地，小姚吐出一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小卢

　　小卢1992年出生在广西某个乡村，初中毕业后便不想读书，对此，小卢觉得读书也是一种缘分。“看到书本就头痛，怎么看下去？”小卢的工作是开挖机，挖机是小卢的亲戚置办的，相比较而言，小卢更自在一些，因为是亲戚，从心理感觉来说，便安定了很多。

　　地面温度一路蹿高，小卢喜欢坐在挖机上面，偶尔会有一点风吹来，小卢迎着风把一台庞大的挖机开到指定地点，除了挖掘，还要把挖出来的泥石废料搬运到一侧。小卢胖胖的脸，有些福相，乍一看似乎已经有二十五六岁了。四年打工经历，使他养成了少许沉稳的气质，按照他的话来说，“急也是这样，不急也是这样，还不如就这样。”认命还是妥协，不太从小卢脸上看得出来，他只是淡定地坐在挖机上，偶尔笑一笑，跟爬上挖机躲太阳的小姚开一下玩笑。拿出手机上一下网，找出几个美丽的女孩，指点一下，哪一个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中饭时间到了，其他几个都张罗着去凉亭一样的棚子里吃饭，小卢躺在活动板房里，拿着手机专注地看。问怎么不去吃饭，小卢直接说，不吃，减肥。工友也没有喊他，他似乎被隔离了，大约是，小卢的背景不一样，因为他是高桥老板直接带过来的。小卢喜欢在手机上看恐怖小说，用以打发时间。

　　相对于不很理想的工资收入，小卢更加担心的是工作本身带给自己的影响，“开挖机太脏了，全身都是烂泥。”小卢打算换工作，因为这个活又累又脏，女朋友都找不到--过完春节，就去别处找找工作看，到厂里也行，看起来干净一点的活儿就好。他正在考虑找个女朋友，只是也很担心，以后怎么办。“以后”的意思就是，女朋友找到了要结婚，结婚以后是带出来还是独自一人出来？要是独自一人出来，那结婚有什么意思？小卢有自己的理论：人很快就要老，就要死，两夫妻常年分开，总不是好事情，很冷清。

　　聊天中，小卢常常吐出一些新名词来，“舍你其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等等。

　　下班之后，小卢骑个电瓶车回到高桥镇上的出租屋，出租屋是亲戚租的，小卢不用出房租。水泥结构的房子，有卫生间，有一个小阳台，还有一台电视机。“明天带糯米饭来吃。”小卢说。他的话一出，便引起了其他几个人的注意，相对于活动板房里的工友，没有卫生间，没有阳台，没有商店，像是在荒郊野外生存的工友来说，小卢说的这些，已经足够让他们羡慕。即便在灰尘漫天的马路边，买来一个团得结结实实的里面放了一根油条和什锦菜的糯米饭，这似乎已经具有某种优越感了--小卢偶尔被孤立的原因大约也在于此。

　　包师傅

　　包师傅是当地人，被请来管工地，他最初误解为我是记者，或者“有说话份的政府的人”。见了我，便端了凳子请我坐下来，“我要讲点事体

　　给你听听，你给我判定判定，这件事有没有道理。”

　　包师傅喋喋不休地谈了很多很多，大约是他好几次都错过了国家的某些特殊政策，比如几岁以下可以作为合同工招进厂里，包师傅刚好过了那个年龄。比如几岁以上可以一次性补交养老金，包师傅又不到那个年龄，等到他到了这个年龄，这个政策又不能延续，等等。说到最后，包师傅说出了心里话，他希望交养老金的年龄能够延迟到70岁，六十多岁的他便可以享受这个国家的某些待遇，比如养老，比如医疗。

　　包师傅声音洪亮，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因为他年轻时大部分时间在厂里上班，虽然是临时工，几十年的临时工身份使他既无法融入工厂正式工人的圈子，又因为他离家太久，也不能融入到村邻同龄人的生活圈里。他说自己是个“孤老头子”。他的孤独感来自于不被这个国家认同，他作为这个国家的边缘人士过了大半辈子，还要一直过几十年。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活着从来没有被认同，很失落--而他多么需要被认同。被认同便有奶喝，被认同就有一种安全感。

　　对于逝去的岁月，包师傅记忆深刻，大办钢铁，食堂饭，那次革命，他有经历。他恰如其分地重现当时，扑哧一声笑出来，过一会儿又忧虑重重，担心这个国家怎么办。等他回过神来，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工地上管工场的，国家已经越过他的担忧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说着说着，包师傅开始担心眼前这些打工的年轻人，以后的下场会不会跟他一样，重走他的老路，“工地不会给你什么待遇，村里你也享受不到，城里更加不要想了。”因为有相同的打工经历，包师傅对这些年轻人有深刻的认同感，但是也常常疏离。因为年轻人远比他想的开阔，他们似乎不在意或者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医疗”“养老”等这些腐朽的问题，他们年轻气盛，有的是时间，他们不想把这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上。对此，包师傅忧心忡忡地说，“你看着好了，这些人的结果跟我一样，我都经历过，不像城里人，也不像农村的。”

　　如果这些是包师傅的后代，他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外出打工的，“读书读出来，才有前途，才有出路。”他的这个理论被小姚哧的一声笑顶在了半途，小姚光着上身，拿着手机玩QQ，“大叔，我们村好几个大学生，他们花了爸妈十来万，现在还在家里，连一千块钱都赚不到，读书读出来有什么用？工厂不要他们，连我们寨子里修摩托车的都不招他们。”包师傅听到这里，愣愣地，眨巴下眼睛，说，我还是觉得要读书，读书有前途。

　　“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

　　杨师傅的中餐时间

　　给工程监理赵师傅打电话，说我还想去采访深井降水的杨师傅，一改之前的热情，赵师傅的语气有些冷淡，“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相对于民工而言，他更关心工程质量、进度等等。

　　杨师傅关着门，在里边吃饭，我的贸然来访，杨师傅有些吃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指指不远处一幢楼房，“我在那上班。”这么一指，杨师傅便开了门，拉一张矮凳子给我，“是邻居。”我顺便问杨师傅，有没有参与建造那楼房，那幢被称为文化中心的大楼，杨师傅摇摇头，“那个时候我还在台州。”

　　杨师傅的中餐很简单，一碗咸菜青辣椒炒嫩黄豆，炒一碗菜吃两餐，一碗饭，不喝酒--50岁的杨师傅，在家时能喝一斤白酒，到外面打工，基本不喝酒，除非没有活干，会偶尔喝一点，只是，没有活干的日子，觉得钱只出不进，也没了那兴致。所以，在外五六年，杨师傅基本已经戒了酒。“回家就又喝上了。”有一年回家，买了两瓶酒带上车，因为想到可以回家了，不用再干活了，就一路喝着回家，谁知因为干活体力透支，一瓶酒下去，便神志不清了，差点误了火车，这一来，杨师傅便再也不敢在外面喝酒了。

　　说到喝酒，杨师傅说在家时，常常因为喝酒跟老婆闹口角，因为杨师傅喝酒不喜欢快，他喜欢慢慢地喝，一斤酒，有时候喝一个下午。一家人中午十一点开始吃饭，二十几分钟之后，家人都吃完各自干活去了，等他们傍晚回来，杨师傅还慢条斯理地在喝中午的酒，妻子便会数落几句，杨师傅心情好，随了妻子的唠叨。“出门以后，就听不到她唠叨了。”有时候，妻子边唠叨，边摘菜，给杨师傅再添一个下酒菜，“她是嘴上不饶人，心里很疼人的。”杨师傅说到这里，忽然停住筷子，“不说了，这个不能说了。”心思回到了老家宜宾，回到老家的餐桌边，一个勤劳的妻子，正在数落他，又帮他的领子翻翻整齐。

　　杨师傅的工作是深井降水，这个工作跟别的工种不一样，常年在地下十多米的地方，比如现在这个工程，有两层地下车库，那么杨师傅工作的地方便在更深一些的地下二十米之下。这个工程需要的井口有150来个，一个电闸箱子配三台水泵，150来个深井需要50个电闸箱子，在工程全部结束清场之前，杨师傅的工作不能停。对于这个工作，杨师傅这么解释：地下有水，开了深井之后，水便要漫上来，需要用同样数量的电动机抽水，抽出的水送到地面水沟，作为废水排到沟渠。这个工作杨师傅干了八个年头，“你说我每天要到地下去工作，打交道的都是电动机、水泵，怎么能喝酒？”杨师傅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电，不是老乡，吵一架就完事，电要是不小心，让你命都没了，电是鬼，看不见，你想摸一把，就要你的命。

　　跟其他工友一样，杨师傅住的是活动板房，有所区别的是，他独自一个房间--在他看起来空旷的房间，实在也不能再安下另外一张床，因为地上堆满了电动机、水泵、皮管、电闸箱子。这些东西散发出来的铁锈味、皮料味、深井的腐朽气息，杨师傅尽管闻了这么些年，每次从家到工地的开始几天，总还是接受不了，“想吐，时间长了，就没感觉了。”问是否对身体有害处，杨师傅愣了愣，“没有想过。”在杨师傅用砖头废木板搭起来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只茶杯，一包红梅香烟，一只绿色打火机。床头柜的墙上，是一张照片，用不干胶粘着，孩子那时4岁，是前一年女儿女婿到台州来找工作时带过来的，杨师傅把照片粘到墙上，不是因为时时刻刻地想，而是怕带在身边被地下水浸湿了。“我们这个活计，除了跟电打交道之外，还有就是水了，照片要是碰到水，就坏了。”

　　杨师傅说，吃饭的时候是他最开心的时光，因为他这个工作，其实不像别的工种有规律，他的作息时间紊乱，有时深更半夜需要起来去地下查看水泵是否正常，要是其中有一个水泵停止工作了，他便要修理。所以，即便睡觉，杨师傅也不是很安心。吃饭就不一样了，本身吃饭的时间不长，不喝酒光吃饭，半个小时总够的，这半个小时里，倒不太有意外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杨师傅会打开电视机看看，大部分看娱乐节目，“不看电视剧，因为你看着看着就被抓住了，要忘了时间。”娱乐节目不一样，随开随看，没有好人没有坏人，反正就是看一个热闹。

　　杨师傅在一个工地住的时间一般是一年，有时候长一点也会有一年半，那些小工程就快了，半年就能拿下。在这些工地上做工，杨师傅几乎没有朋友，谈及此，杨师傅告诉我，其实别的工友也一样，都没有深交的，都是出来打工的，不知道你的身份背景，不知道你的性格脾气，都是临时搭伙的，不跟人交好，也不跟人交恶。

　　三年来，杨师傅没有回家，对此，很多工友不理解，有的甚至会认为他的家庭出了问题。“不是我不想回家，实在没有办法。”杨师傅跟我解释，就像在跟工友解释，工程开始后，深井里的水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那些水泵都是整年连续工作的。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都跟工程负责人提出要回家，负责人总是让他保证，“你只要保证不跳闸，井里的水不往上冒，就回家去，这事不能问我，要问井水。”对此，杨师傅觉得很无奈，因为到了年底，工地上谁不想回家过年？你很难找到别人来替代这份工作。偶尔有那么一次，有个工友愿意帮杨师傅替代十天，要的价格却很高，杨师傅只得打消这念头。等过完春节，工程结束了，杨师傅有心要回去，却看到那些工友陆续回来了，人家干劲十足地来赚钱了，你又觉得回家是浪费了大好光阴，便又打消了这念头。这一打消，便是三年。

　　说到回家的路途，杨师傅直摇头，“回家了就不想出来，出来了就不想回去，路上太折磨人了。”杨师傅举个例子，说有一次他回家，因为买不到坐票，三十多个小时，他在火车上，连地上都没有空地可以坐，他在自己的行李上挨着靠着，回到家就倒下来，发誓不再出门。

　　杨师傅的床铺是两摞砖头叠起来，上面铺了一块木工模板，大约一米五宽，放着一床一米的草席，那是因为床可以临时搭建，席子他要随身带着四处去跑的，换一个工地就要背着席子铺盖去到一个新的工地。墙上，挂着三床棉被，打着包，像部队行军被一样。床上挂着粉色的蚊帐，粉色的腈纶毯子，是女儿在台州给他买的。

　　杨师傅平时不太生病，因为难得有个囫囵觉，他总觉得身体很虚，一年里总会闹几次牙疼，可是杨师傅觉得这边的药太贵，吃不起。为此，每当过年时，杨师傅都会委托老乡带点药出来，家里也会早早地买了消炎药、止疼片等药品，备下了等老乡回去。有时除了带一点药过来，妻子也会委托老乡带一罐辣椒--这是很冒险的事，因为有时候老乡明明说好要来工地的，结果去了别的工地，两个工地常常相隔一个县城或者甚至在另外一个省了。药品还好，大不了年关回去时又给带回家，辣椒酱就不行了，老乡自己吃了说不过去，不吃吧，时间长了要坏掉。所以，后来家里便不敢再让老乡带吃的，对此，杨师傅有些沮丧。

　　杨师傅在老家有个好朋友，在家时逢年过节的会走动走动，后来各自外出打工了，天各一方的感觉，倒是很多年没见了，偶尔打打电话，在电话里感叹一番，便算是叙了旧。杨师傅说，他好几次想去看看朋友，可是因为自己的工作特殊，就像上了发条的钟，上紧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松掉，一松掉，水满起来，不光要被责备，严重的要扣钱，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深井降水老手，出了这样的事，也是很羞耻的。

　　杨师傅一年可以拿到两万多块钱，中途跟包工头要点生活费，买点米、油、菜、牙膏、肥皂等，能省就省，有的地方没处省，就在伙食上缩减开支，有时候一个月算下来，只要两百元生活费，基本就是吃点白饭加咸菜了。对此，杨师傅也很为难，因为在外打工，毕竟是出来赚钱的，你花光了钱回家，“这不是开玩笑嘛。”

　　工程即将结束前，大约十来天时间，杨师傅便会联系别的工地，依旧是深井降水，等这边的工程结束了，他便背上行李、被铺，去往另一个工地，中间一般不休息的。对于一个工程完工，杨师傅说，在工地做活时，对工地有感情，因为吃住都在这里了，也知道这个工程是干什么的，写字楼，商品房，医药大厦。但是，在他眼里看到的只是工程，不是成品，等他背起包裹离开时，忽然觉得这个工程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他也想象过，“反正就是有钱人来住，来享受，我们就算来逛逛也是不可能的。”

　　杨师傅夫妻感情很好，谈到妻子，杨师傅满脸的幸福，说很奇怪，以前老婆身体很好，田里地里的农活都干，从来不喊累，现在电话里总是告诉他，身体这不好那不好，这疼那疼的，杨师傅总结道，“我不在家，她没主心骨，容易得病。”对此，杨师傅显得有些焦虑。家里总共有四亩地，种了水稻，“稻子不值钱，一块钱一斤稻谷，播种收割还得出工钱，种田种地不划算。老婆每年都说不想种，可是到了那时节，又都种点，有时候吃不完了就担出去卖。”

　　对于房子，杨师傅深感压力巨大，事实上，杨师傅家里有一幢房子，三开间两层楼房，1990年代造的，“现在我们村里人都去镇上买房子了，我们家还住在老房子里，总觉得你家不能干。”对此，杨师傅流露出深刻的焦灼。

　　在外年份长了，对家里的行情也陌生了，杨师傅举例说，他在外面抽两块钱一包的红梅烟，“家里都抽上七八块钱的烟了，前几日我老婆给我电话里这么说。”杨师傅为自己提前获得这个信息而开心，要是运气好，今年的工程能在年前结束的话，他就想好好回家过个年。重要的是，他将提前准备好八块钱一包的香烟，作为还乡人士，这很重要。

　　临走时，杨师傅的电话响起来，是老婆打来的，家里的猪出栏了，卖了2735块钱，猪头猪脚猪尾巴还有猪内脏都留着，这些都是杨师傅爱吃的。杨师傅挂了电话，脸上依旧洋溢着喜悦，说，“老婆打来的……今年年底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去了”。看着杨师傅那张汗渍渍的脸，我不由想起工程监理赵师傅说的，“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 只是，我们得承认，工程监理赵师傅眼里的“小民工”，在家里，跟工程监理一样，是一家之主，天一样大。

　　高压线上的90后：我是泽字辈

　　潜山火车站，我跟小凤买了票坐着等候检票时候的到来，跟我们座位背靠背那一排座位上，堆满了大件行李，棉被，衣服，电风扇，塑料桶，洗脸盆，最靠边的两个座位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男人。老者看上去六十挂零，皮肤黝黑，红亮，看上去有着扎实的体质，他手里紧紧攒着四根细竹竿。他身边，一个少年，没错，是少年，穿着黑色的短装便服，正在嗑瓜子，瓜子壳理所当然被吐到了地上。他们俩默默地坐着，偶尔抬头看看检票口上方的挂钟。

　　搭讪从老者开始，就在我跟小凤闲聊的时候，老者时时看着我们，又露出一些笑容来，很友好，我们也对着老者笑了笑，老者很快便接上了话头，“我听得懂你们讲话。”

　　老者59岁，四川宜宾乡村人，今年刚刚跟着儿子出来打工，他们从事的是架设高压线。儿子1990年出生，只是因为他个子瘦小，常常被人误认为十七八岁，小伙子17岁跟人从老家出来，架设高压线，已经六年，前年刚刚结婚，已经有了儿子，妻子在家带孩子。

　　交谈中，我们渐渐了解了这对父子出门谋生完全不一样的初衷。先是老者，这位父亲在家干得一手好农活，地里种了稻谷、玉米、大豆，每年都能喜获丰收。家里已经造了一幢房子，两开间两层楼房，说到这里，小伙子拿出手机，翻出一些照片给我看，照片上，一幢全新的楼房，屋檐下，挂了两盏灯笼，是春节的时候挂上去的。屋子前面是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很多植物，大部分是盆景类的，鸡冠花，牵牛花，屋子左侧是一片苞谷地，郁郁葱葱的苞谷正沐浴着阳光。

　　对于这幢楼房，老者很是自豪，“全都是我跟他妈从地里刨来的钱。”算起来，这幢建造于2007年的房子，花了他们老两口三十万块钱，这三十万，他们积攒了二十多年。也就是说，从1980年代，他们就开始省吃俭用，不浪费一分钱，一砖一瓦，一桶石灰，是那些一茬一茬的苞谷、大豆、稻谷换来的。老者操着浓重的宜宾方言，费力地跟我们解释造房子时，那些柱子、那些建筑材料是如何从县城一点一点运到家里来的。

　　问怎么会想到出来打工，“打工？”老者愣一愣，继而笑了，“我嘛，在家待大半辈子了，想出来看看，看看嘛。”只是为了出来看看，所以没有选择其他行业，儿子所在的公司有现成的工作，那些铁质螺丝，特种线材，都需要整理，老者做的是地面工作，他拿着钳子镊子扳手，把散落在盒子里的零件拼接起来，以供应在高空作业的儿子跟其他作业者。

　　问老者看到的世界，是不是想象中的，老者很快摇头，“不不不，不好，我总的感觉吧，城里生活不如我们乡下，你说说，我们是宜宾，万里长江第一站，我们那里水好，空气好，路好，庄稼好。可你看看城里，路窄得这几根竹竿都不能带。”竹竿用来撑蚊帐，老者用习惯了蚊帐，在离家工作的这几个月，他从一个工地到另外一个工地，“蚊帐就像钱包一样重要。”儿子替父亲解释。

　　在这个公司，“老板包吃包住。”没有电视机，没有风扇，有窗户，也有蚊子，在老者看来，“住的地方一般，不及我们老家那房间，宽敞，吹来的风很清爽，这边吧，打开窗户，都是汽油味道。”对此，老者开始感叹，他觉得儿子过着这样的生活，还不如跟他回家去种地，“这个地不会亏欠你，你种瓜得瓜嘛。”父亲的提议儿子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任何意见的表现方式为完全像是没有听见，儿子依旧在看手机。老者继续感叹，“你说这生活条件，在我们家，去集市割肉，都是三斤五斤地要，这里可不，那些菜里，都见不到肉，说是有肉，都找不到，找到了吧，那味道也不香。”

　　小伙子继续看手机，我凑过去看，是一张婴儿照片，是他出生不久的儿子，到本月三十号，儿子就半岁了。问小伙子为什么出来打工，如果按照父亲的说法，只要勤劳，在家完全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小伙子一边翻照片，一边递过来给我看，“这是三个月大时拍的。”然后，小伙子就冒出一句，“在家待着无聊，没事干。”

　　问给儿子取了名字没，小伙子忽地露出笑来，取了，遂报出三个字来，我一下子听不明白，小伙子便在手机上输入三个字：陈东健。问什么意思？小伙子笑笑，没什么意思。这会儿才六月，问小伙子大约什么时候回家，小伙子想都没想说，年底。

　　真有这么忙吗？要到年底才回家。

　　小伙子挺诚实的，说，不是忙，真觉得在家无聊，每天不知道干什么。

　　我们揶揄说，你要总不回家，儿子以后都不认识你了。

　　小伙子忽然陷入沉思，顿了顿，便点了点头，说，看情况吧，能早点回去就早点。

　　小伙子叫陈泽明，“我们那边取名字讲一个字，我是泽字辈。”说到这里，小伙子忽然补充一句，我儿子健字辈。

　　接下来，这对父子将跟着其他一些工人，奔赴合肥，在合肥一个镇上架设高压线，他们将在另外一个小镇住上三个月，然后再去阜阳。问是否知道这些高压线都把电输送到哪，老者跟小伙子都摇摇头。

　　检票没有开始，父亲忽然跟儿子商量，把那床棉被重新拿出来折叠一下，再装到蛇皮袋子里，因为看起来那床被子有些散漫，所以体积庞大。儿子很快响应，老者跟我们笑了笑，便站起来，两人齐心协力把蛇皮袋子里的被子腾出来，铺开在座位上，又重新折叠了一下，变成结实的长方形，然后再塞入蛇皮袋子。做完这个，老者显得轻松多了，重新坐下，手里握紧四根竹竿。

　　检票开始，父子俩像是作战一样，分别用肩膀、后背、手臂，扛着背着挽着这些生活必备的物件，从狭小的检票口进入，老者的庞大行李被卡住，儿子着急地回身要帮助老者，自己的行李也被卡住，这样折腾一番，才出了检票口。我们在站台上等候火车前来，在这大约三分钟时间里，老者时不时叮嘱儿子看好行李，“桶子提着，提着。”儿子重新提起刚放下的塑料桶，桶里装了毛巾，杯子，一叠卫生纸，四个馒头，手套，帽子。

　　2013年 5月21日 晴 潜山-合肥

　　我跟小凤坐上了从安徽潜山开往合肥的火车，绿皮火车上的行李跟高铁跟动车组的行李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一上车，便看到行李架上塞满了袋子，各种颜色各种形状，是袋子，不是坤包，不是公文包--小凤说，我背着一个条纹蛇皮袋，夹杂在1990年的人群中，慌张、无措，满眼都是陌生。最让人揪心的是，行李太大了，所有换洗的衣服，一床棉被总是被前后推搡--她对此太熟悉了。现在，她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双白净的手，看不到来路。

　　列车启动不久，我们便沉浸在前几天的采访中，开始小结，那位孤独的老太太，三个儿子都在外面，一千平米的三个空房子，只住着83岁高龄的她，只有门前一只掉了牙齿的猫陪伴。我们猜测，如果这只猫提前离去，那老太太是否也撑不到儿子们回来的一天，或者，她现在存在的意义便是哪一天死在家里，她的三个儿子才会匆匆回来，料理后事--是身后事。活着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

　　我跟小凤试图找出农村农民生活艰辛的根源，当然无果，我说采访那么多留守妇女老人孩子，看到了乡村生活的另一面。她提醒我，当下中国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农人，大多呈现生存、生死，很少触及精神领域。她说，“是的，她们十分艰辛，可是，即便铁证如山，也不能只是呈现，我希望你能写出跟别的文学作品不一样的精神气质的东西。”

　　话题的深入让我们深感沉重，我们甚至回忆起这几天被我们打搅的老太太，每天我们笑眯眯地喊她阿姨，她也笑眯眯地烧饭给我们吃--她的儿女们都在外面，她有满腹的心事，可是无处诉说。经年累月的沉默，使她养成了沉稳的情绪，我们的喜怒哀乐在她看来，都是很轻的。她笃信佛祖，虽然她说不出许多道理，她只是虔诚地带我们去见那位江西过来的师傅。在打搅了许多天之后，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的一走了之会不会让她曾经平静的生活有一些凌乱。或者说，她刚开始习惯了两个年轻女子的音容笑貌，而她们却要走了。她会不会在黑暗中回到房间，检查我们曾经睡过的床，看看是否有东西落下，如果真有什么忘记拿走了。哪怕是一张过期的电影票，她都会替我们担心--在马不停蹄的采访中，我们同样马不停蹄地在打破村庄的平静。

　　对此，我们内心不安，不再说话，各自看着车里车外，车厢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我们处于迷糊之中。然后，他们来了--我们被一阵紧促的声音惊醒，几个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从前面车厢过来，一女两男，“查票了，把票拿出来，检查。”这样的查票我已经多年未见，我不太坐车，即便外出，选择的大都是动车组。“只有在绿皮火车上才有这样的待遇。”小凤说，我们准备好车票，事实上，乘务员并没有来查看我跟小凤的票据，他们轻而易举地判断出我们两个不是那种要逃票的女子，只听见女乘务员急促地对其中一个男乘务员说，“快，你去厕所，这里我来，厕所，餐厅，快。”这是中国式的查票，看得我目瞪口呆。

　　假定。

　　论定。

　　抓获。

　　罚款。

　　--中国式的查票，只针对弱者。

　　“这帮家伙已经没有机会伤害我了。”小凤说，说这话时，她显然在感同身受，她深切同情那些被无端怀疑的奔波之人，他们为了生存颠沛流离，在路上寻找出路，他们却要无端遭受各种各样各个层次的轻慢。

　　小凤的善良有时表现得很尖锐，她常常一眼看透了现象背后的东西。比如，在火车上，查票结束之后，乘务员开始为大众提供服务，她拿着扫把和簸箕来清扫车厢里的垃圾，“你说高铁跟动车组有这样的垃圾吗？”

　　此刻的乘务员忽然变成一个躬身为大众服务的角色，她拿着扫把弯腰，从座椅底下拨拉瓜子壳，满座位的瓜子壳。乘务员一边清扫，乘客一边还在往车厢丢，乘务员有些恼怒地看着嗑瓜子者，他们理所当然地视而不见，双方角色迅速互换，被服务者有太多理由挑剔了，“你扫把碰到我鞋子了，你怎么扫地的咯。”“别动台子上的东西，我们还要吃。”

　　服务，服务就得低声下气么？而在他们认为，这些服务包含在那张票据之中，有足够的理由指责“服务员”的不周全。

　　“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会有好心情吗？”小凤替乘务员担忧，没有好心情，而我一直没有心情想这些，我还沉浸在那对父子的行李里，肩负着如此笨拙的行李，他们何曾有时间关注心情？

　　两个电焊工：他们来自夏邑乡村

　　（2013年8月11日，气温41度，富春江畔，地面温度77度。工地地面泥灰十公分，温度50度。人工降雨没有让雨滴降落。活动板房的面板上依旧烫手。）

　　李祥，男，31岁，从河南商丘夏邑乡村来此。17岁离家打工，第一次是在台州一个小工厂做工，包装工，三个月就被升为组长。2005年金融危机，老板情况不好，虽然没有少工资，他觉得没有多少前途，便决定离开。老板三兄弟，一起请他吃饭，挽留他，他还是要走。

　　现在也不后悔，因为“没有一个人看得到未来”。忙碌的时候不打电话回去，解暑的方式是不停地喝啤酒，或者直接扒了上衣躺在活动板房的地板上，有时对着连体空调机冷风口站立，七八分钟后，身体便被吹凉了，就出门，他跟小舅子同是电焊工，电焊工跟别的工种有区别，一般是计件，也就是包工，一个工地，几个桩子，每个桩子需要多少个钢筋架子，每个钢筋架子需要多少钢筋，按照米数算。像现在这个工地，小李跟他小舅子每人能分到三千多块钱。

　　小李老婆26岁，在老家带孩子，两个孩子，儿子7岁，女儿5岁。这个工地做完后，就去别的工地。问去哪儿，小李想了想，摇头说，忘了，“要坐十多块钱的车。”小李不爱记地名，因为跟自己没有关系，从这个工地到那个工地，没有多大区别，作为城市来说，小李唯一记得跟在意的是气候，下雨天不能出去干活，一天时间就会浪费，只要不下雨，即便再热，都可以忍受。因为变换太多地方，根本记不住，“除非在这里打过架。”小李笑笑说。小李全身都是汗，水一样掉落，可他还不能休息，工程赶进度，赶的是他们电焊工。午休时，他很兴奋，莫名地，跟我们说了很多，大部分内容都是他以往的工作经历。也谈他想家，说家乡村子里都不太有人了，有时候想回去住几天，想想没意思，就又出来了，因为村里太冷清了。我因为刚好联系了河南几个乡村走访，便要求去小李家看看，小李显得有些为难，主要是因为“实在太远了，交通很不方便，其中有六里路是没有车的”。

　　小李也抽烟，红塔山，一天一包，“抽根烟解解乏。”实在太疲惫了，小李便会突然放下伙计，走进活动板房，扒掉上衣，卷起铺在地上的席子，直接躺在地上。穿着迷彩服的小李，英俊，帅气，看上去很像是新兵训练。墙角的一只旅行箱跟了他13年，还有一支钢笔。2006年7月22日，花了十多元，在浙江临海买的，用来记录什么，画画写写。因为是小工地，加上正式的工程队还没有进场，烧饭什么的都要靠他们几个轮流做。啤酒、矿泉水都是自己出钱买的，“干活喝这个水不行，没有劲，不解渴。”小李自己带了点茶叶。板蓝根，两副墨镜，戴起来挺酷的，被要求再戴一次时，小李没有答应，说不好看。不一会，小李翻出一罐牙签，递给我一根，这些都是小李热爱生活的痕迹。

　　后来我又去工地，蹭了他们一餐中饭，小李写下他家的住址，答应我到他家去看看。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去夏邑乡村，给小李去电话，小李在电话里犹豫了，说，还是不要去了吧，我们那边路不好，在修路。

　　胖小李，26岁，腼腆羞涩的模样，1米83的个子，看起来有些胖胖的，他喊小李姐夫，妻子在天津开一家化妆品店。“他有钱，老婆开店了，还出来打工，真是不会享受。”一边的民工兄弟说。胖小李大部分时间在手机上，打游戏，看新闻，跟老婆微信，很安静，却也很忙。他总是斜靠在地上，他跟姐夫睡在一张席子上，席子大约1米5左右，他的大个子躺上去，基本把姐夫挤在外面。作为姐夫，总要让小舅子睡在里面，呵护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