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人--乡村留守妇女生存境遇（十一）

　　躺在地上的编织袋里，是冬衣，袋子外面写着一个“李”字。胖小李在凉亭边沿阴凉处抽烟，老婆微信说“太热了就早点下班”，胖小李微微笑着没有回复。我问怎么不回，他笑了，我非要他回一下，他便对着手机说，“太热，受不了，早点下班了。”

　　午饭时，胖小李招呼我跟他们一起吃饭，很客气，他按自己的胃口替我盛了饭，最大的一只碗，满满的饭冒了尖。午休时，胖小李呼呼睡了，不管工友们多大声说话，他都安然入睡--他太累了。时不时被吵醒，然后看看我们，看到我时，他显得不好意思。他是个沉默的年轻人，默默承受着，别离，颠簸，艰难，他什么都不说，他只微微笑着。

　　从夏邑乡村回来，我给小李去电话，小李说他已经不在江边工地了，现在在台州，还是做电焊，问到胖小李，说到天津他老婆那去了--过段时间还会回来，“要赚钱嘛，总得回来”，小李说。

　　2013年8月22日 阵雨 夏邑乡村

　　我原来打算到小李他们家乡去看看，临走，小李却变了卦，说，还是不去了吧。但我还是去了夏邑，只是没有到小李说的那个村子，虽然我所在的这个叫郭庄的村子跟小李家只有一小时的车程，我还是不敢贸然去打搅。我在另外一个宽阔的村庄住下来，第三天，我打算去镇上走走看看，据说那边有很多教堂，规模比这个村子里的还大，整个镇子里的人，都会赶过去聚会，每日下午两点，会有人说道。路过小郑家门口，看到一只母羊跟小羊站在一起，母羊替小羊舔身子，尾巴，眼睛，小羊白色跟浅棕色相间，白得纯粹，棕色也很地道，“像天使”。

　　小时候，我也养过三四只羊，那时养羊的目的只有一个，等到羊儿长大了，卖给人家，换钱做家里的开销。母亲有时也会挤出几块钱来，给我们姐妹几个添置一件夏衣。我对羊总是怀抱歉疚，小时候我恨它们牵制了我的生活，中午放学回来，母亲必定要我们先把羊儿牵出去找到一处草地，把拴羊的绳子固定在一株小树或者一个废弃的木头墩子上后，我们才能回家吃饭。我记得很多次，牵它们去寻找草地的时候，因为极度憎恨它们，我会拿脚踢它们的肚子--我饥肠辘辘，幼小的我不体会它们，隔了一个夜晚，它们也饥肠辘辘。而我却在踢它们的肚子。

　　见到这对母子，我心里隐藏的不安逐渐显露出来，隔了三十多年，我才有机会对着两只羊从内心说一句，对不起。我给它们拍照，它们懵懂不知，我试图抱起小羊，小羊开始惊恐着有些挣扎，很快安静下来--这时，出来一个女子，胖胖的体型，怀里的孩子大约五岁模样。

　　我们交谈起来，她姓郑，这两只羊是她家的--事实上，我那天到达这个村子的时候，便已经看到有一个女子在家门口看着我，我甚至听到她说了一句，“看着像是南方人。”小郑今年26岁，有两个孩子，大女儿留在湖北山里婆婆家里，她带着小儿子回到娘家来住。“等儿子上学了，我再出去。”

　　小郑婆家在湖北大山里面，她和丈夫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认识，后来决定结婚。“我不同意，眼泪都哭干了哇。”小郑母亲47岁，身子壮实，她一个人在家带了三个孩子，两个孙子，一个外甥。直到今天，小郑母亲依然无法谅解女儿远嫁湖北，“那山高路远的，我要见一面都难。”说到这里，小郑母亲难受地背过身去。

　　也许正因为如此，小郑留守在家的两年里，路远迢迢从湖北乡村，来到河南乡村，跟母亲住在一起。“趁现在跟妈妈多待一点时间，以后出去打工了，要见面就很困难了。”说这话时，小郑一直留意母亲的脸色，不知道这样的告白小郑之前有没有跟母亲说过，母亲在听了这话之后，先是有些惊讶，接着嘴角牵了牵，算是应允了，母女俩便又拉起了家常。

　　问到之前是否想过会远嫁湖北，小郑好不避讳，“不要说之前，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像真的，怎么会嫁到那个地方去。”事实上，这似乎不涉及地域概念，“当初出去打工的时候，是想给家里赚点钱回来，等赚到钱，家里起了房子，我也到了出嫁的年龄，反正父母养我这么大，总想着给他们留点钱。”事与愿违，小郑在外打工的时候，因为早早地谈了恋爱，从原先的工厂宿舍，搬了出来，跟同在厂里打工的男朋友住到了一起，虽然那个房间其实用处不大，“只有到了休息天才过去住，平时厂里要加班什么的，也没时间去那边。”用处不大，但还是需要，年轻的身体需要适时安慰。很快，小郑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便要回家结婚，“我第一个女儿是在深圳生的。”当小郑怀抱女儿跟着新婚丈夫第一次回到湖北婆家时，“心都凉了，都是山，全都是山，一条路弯到这里弯到那里。”

　　站在丈夫家门口，小郑说她流泪了，不知是懊悔还是别的，总之觉得这不是她要的生活，她出去打工，原想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更宽泛一点说，是改变自己在乡村的生活。然而，兜兜转转之后，居然丢弃了广袤的平原，来到在她看来狭窄的山间，“恨不得马上就走。”小郑跟丈夫在家住的时间很短，正因为这样，她对婆家几乎没有多少感情。如果有过什么，那也只是因为她的两个孩子身上流着湖北人的血。

　　对于年轻人的生活，或者说对于未来生活，小郑有自己的想法，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读书，“我们那个时候，读书好像无所谓的，不想读了，家里也不管。”说这话时，小郑看了眼母亲，母亲不答腔。我们默默地在他们家客厅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出发去了小镇。

　　闷热的天终于开了口子，暴雨如注，从高大的杨树丛间那泥泞的村道回大叔家，电闪雷鸣，想找个地方躲雨，路的一侧有一排低矮的水泥房子，我们直接冲了进去。我们对着屋子的主人

　　歉意地笑笑：老伯，我们避雨。老人毫无表情地看我们，或者根本就没有看我们。我们尴尬地站着。尽管整个屋子看起来很小，大约五十来平米，建筑风格依旧保留了中原那种形状，院门，院子，一侧的小披屋，进去便是堂前。

　　老人正蹲在地上，颤抖的双手在捡拾牛奶盒子、饮料罐子，还有零碎的硬纸片--中原少雨，之前这些东西堆在院子里，露着天。这是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老人看了看我们，没有任何表情，继续专注地捡着这些东西。他所有的动作都极其缓慢，等收拾完这些，抬起头来，似乎是刚看到我们，稍稍愣了下，便要出门。我们不好意思再打搅，也出了门，老人没有打伞，也没有戴斗笠，只是往门外走，我们跟老人说，下雨了，打着雷，不安全，不要出门，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我们帮你去拿。

　　老人完全不理会--他根本听不见我们的说话，种种迹象表明，老人的耳朵聋了。我们开始奔跑，老人在我们身后缓慢地走着，我们忽又停下，打着手势告诉老人，外面很危险。老人顾自走着，忽然指指前面，“有裤子晒那，收回来。”我们这才发现大约三四十米外的路边，两棵杨树树干上绑了一根晾衣绳，晾衣绳上，两条看不清颜色的似乎黑色似乎青色的裤子，在夏日暴雨之下，风雨飘摇着。

　　徐老师快速往前跑去，我知道他要替老人去收裤子，会意之下，我跟老人说，咱们回屋吧，他去帮你收裤子了。可是老人忽然很焦灼地往前快步走着，因为年岁已大，他步履不稳，有些摇晃，我担心他一头栽倒在地，跟在他身边，拉着老人的手臂，老伯，别走了，他会帮你收回来的。

　　雷声、雨声、闪电劈面下来，素来怕打雷的我，禁不住惊慌起来，老人径直往前走，我从他有力地甩开我的搀扶中体会到了不安、不信任，他往前走着，“裤子，裤子。”徐老师奔跑过来，把裤子递给老人，老人接过裤子，依旧缓慢地往回走，走回那个堆满了废旧物品的屋子。

　　开始奔跑，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道路更加泥泞，我们一路跑回村里，鞋子早已经沾满了泥浆，裤管上，后背，都是泥浆。前面就是小郑家，我们不假思索冲了进去。小郑家院子里，已经积起了浑浊的水，屋檐上冲下来积聚起来的水，落到院子里的水洼，哗哗哗地响。

　　因为身上已经被淋湿，尽管是夏天，在中原这个山村，气候并不炎热，我们都感到有些寒意，尤其是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我们对着屋子喊，希望小郑出来，热情地迎接我们入内，然后像上午一样，坐在他们家的堂前，拉拉家常。

　　只出来了两个光身子的男孩，大约刚洗了澡，头发湿淋淋的，见到我们俩站在院门边躲雨，便朝屋里喊。小郑从屋门出来，看到我们，面无表情地问一句，你们上午去哪了？

　　我们回答去了镇上，小郑便再也不说什么，刚才那一句寒暄，只是寒暄，再也没有下文。直到她母亲看到我们，招呼我们进了屋子，招呼我们坐下来，自己拿了一瓶紫药水在涂膝盖--膝盖破了，刚才他们几个都在地里，下了大雨，在赶回家的路上，小郑母亲的电瓶车翻了一下，包括她孙子的膝盖，也破了一点皮。

　　回到大叔家，我跟徐老师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小郑的态度如此冰冷，跟上午对待我们的热情判若两人。谁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没有义务一定要对两个突然闯进她们生活打乱她们心绪的陌生人热情似火--她后悔了，她后悔嫁到那边去了，“她心烦，那都是山，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小郑母亲似乎在解释小郑的冷漠。

　　台江男子：工作难找实在太饿了

　　原定再住一晚，去一户办丧事的人家看看，那里有很多习俗是我未曾见过的，却实在因为内心无端藏了一个心魔，不敢久留，打算坐下午两点的车回贵阳--因为白天时，听到几个妇女在议论谁家打死了一条蛇，谁家的门口躺着一条蛇，谁家的变成了一条蛇躺在家里床上，我素来怕蛇，便一门心思想象晚上会有一条粗壮的蛇来光顾我的眠床。

　　马培贵是我2011年去养龙司乡采访时认识的，那一次，我跟另外一位制片人入住她的农家乐，她热情，活泼，不拘谨，跟我们很谈得来。得知我要到贵阳，马培贵竭力挽留我在她家再住一晚，见我坚持要走，也只得依了我，她搬了个梯子，架到卧室，说是卧室，其实是厨房、睡床、灶台、水池、冰箱、饭桌等所有生活必需的用品，都集中在这个被称作房间的屋子。我整理好行李，走进去，看到她正从梯子上下来，手里提了一刀厚重的熏肉，二十公分宽，四十公分长的样子，焦黄的颜色，油乎乎的。见我进去，马培贵伸手递下来，我接着，只觉得手中一沉，问她不年不节的，拿这么大一块熏肉做什么用。马培贵说，包了给你带回家去吃。

　　事实上我的饮食比较清淡，素食为主，偶尔吃一点肉类，内心总是充满了歉意，我跟马培贵解释我不太吃肉类，家人跟着我，饮食也改成了清淡。马培贵哪里肯依，只是专心致志地把这块庞大的熏肉拿报纸包起来，又费劲地塞进一只帆布包，帆布包是我带给她的，作料上乘，印上了我生活着的这个城市的标识，我笑着说，做个纪念。

　　马培贵装好袋子后，又背上背篓出了门，问她上哪，不让我管，只让我待在家。等她走出很长一段路，我赶紧提上沉重的帆布袋子，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当然领了她的好意，只是我就算是食肉动物，也绝不会贪恋这块她家准备过年吃的熏肉。

　　油辣椒、蒜泥辣酱、干辣椒，马培贵有些歉意地告诉我，她家只有这些东西，地里种的，她希望我带上尝尝。这三四罐辣椒，我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便接受了，同时也表示了隆重的感谢。

　　车一来，马培贵开始寻找那块大型熏肉，为了避免她担心，我坦白藏起来了，等我上了车再告诉她--在等待大巴车到来的二十多分钟里，马培贵始终在寻找那只帆布包，她真心实意请我带上那块熏肉。我装作有些恼怒地抱怨，我要离开幸福村了，不好好陪我说说话，还东找西找的，真不得劲。马培贵听我这么一说，才算安静下来，不到一分钟，又想起那块肉了，说那肉是如何烹制的，为了让她安心，我拉着她坐下来，请她介绍熏肉的制作过程。

　　把肉跟玉米棒子煮在一起，放辣椒、茴香，煮熟之后在锅里焖一个晚上，第二天捞出来，再慢慢地熏烤--谢天谢地，车终于来了。我拎起行李箱上了车，只见马培贵还在四处翻找，那熏肉，去哪球了，那熏肉……

　　上了车，找个空位坐下，跟车上一位男子攀谈，确切地说，是男子主动跟我搭讪，问我去贵阳还是去外地，我顺势说去外地。

　　打工去嘛？

　　嗯。

　　你们女的工作好找，男的麻烦。

　　男的怎么难找了？

　　粗活倒有的做，别的，就看运气了。

　　你心里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没想好，出去再说。

　　男子约摸三十挂零，脸上还有一些细小的雀斑。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大约他也像我一样，完全无心，对于我一口普通话，也不质疑，只是把我当做贵州人了，也没问我是哪个县哪个镇哪个寨子的。到了车站，我们甚至连一句再见都没有说，仿佛从未有过交流，疲惫地拿上各自的行李，下车，各自往各自认定的方向朝前走。

　　入住贵阳市区的浙江大酒店，因为之前在此住过，感觉不错，作为远离家乡的我，看到浙江两个字，有着天然的亲切。被告知没有房间了，我顺嘴说，我路远迢迢从浙江来……因为有了浙江身份证，不但给我安排了房间，并且享受酒店最低折扣。

　　安顿之后，我想找个地方吃一餐米饭，在贵阳乡间，辣粉、面条、馒头成为我这八天里的主食，我想念米饭犹如想念亲人。出去小巷寻找，记得三年前曾经在一个弄堂里的宁波餐馆吃过，这次来，却再也找不见。买了一袋子桃子，卖桃子的妇女说，她这个桃子是本地桃园种的，眼见着这些桃子，个个面目干净，饱满，有着旺盛的生命。边走边盘算晚餐如何解决，或者吃两个桃子填饱肚子，或者回酒店炒个包心菜，正想着这事，却见前面一个台阶前，围了一些人，三三两两地又散开去，又有人往前，驻足。

　　就在台阶上，坐着一个男子，体型壮实，肩膀宽阔，低着头，手里一只塑料袋，装了什么杂物，脚边一只双肩书包，看上去颠簸了有些时日。再看男子面前，拿石子写的三排字艰难地显露在夜色之中，这时，暮色刚刚四合，地面上的字依稀看得见。

　　工作难找实在太饿了。

　　请求好心人给3元钱买点吃的，或者给我100元车费，贵州-台江。

　　谢谢

　　脚边还有一张身份证仰面放着，1978年出生，张某某。

　　我找出一些钢镚塞给他，他低着头，我不得不喊了他，张先生，我身边只有一点点零钱了，你先拿着，去买点吃的。他艰难地抬起头来，十分羞愧的神色，伸出手接住了我递过去的零钱，我又抓了两个桃子递给他，他说谢谢。

　　我迅速离开台阶，内心里，我想去酒店拿100元钱来，在我有限的地理知识里，我不知道贵阳到台江需要多少车票。但是，我坚信，写在地上的这个数字“100元”，一定是他算了又算，或者车票只要85元，可是他从贵阳到达凯里后，需要吃点东西，或者，他还想给妻儿买一点县城的小吃带回来，以表示他在外面并不是很差--有关坐在台阶上的一幕今生可以忽略不提，只在心里想起……

　　到房间，我拿了一张百元钞票又出了门--我居然只拿了一张一百元--当我急匆匆赶到刚才那个地方时，只是空落落的台阶。小伙子不见了，只有来来往往的人，脚步踩在地上，台江男人用石子写下的字，踩淡了，很难再辨认出来。我拿相机拍了几张，过往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他们不知道一个中年妇女对着空荡荡地面拍什么，是的，那一时刻的那些人都已经离开，谁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只是匆忙路过的人，这些人里，或许有正在寻找工作的，或许有已经找到工作的，可以买一碗3块钱的粉，聊以充饥。

　　我想起马培贵跟我说，她大姐夫二姐夫都曾经在外面打工，“打工很苦的。”马培贵所以在小镇上开个家具店，也是为了不让自家男人外出去“吃苦”。她一定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男人，“工作难找实在太饿了……”无端又想起白天同车到贵阳的那个男子，他说，女人出去找工作容易点，男人就难了……

　　晚上，整理行走笔记，我忽然意识到，在我貌似热情的、善良的、乐于助人的背后，或多或少地隐藏了一些不主动。比如，在我离开台江小伙子时，为什么不告诉他，让他在原地等我，我去取钱过来。比如，在我拿钱时，为什么不多带上一点，可以让他在路途中不再慌张，可以吃一碗他家乡的扎扎实实的米饭，而不是3元钱的粉。

　　煤矿小全：受伤了不告诉家里

　　在永城，有很多煤矿，徐老师联系了很多朋友，都说不方便，主要是怕一些暗访记者，明里说只是看看，隔一天便有很多“内幕”被爆，这让矿主很头疼。因为我特别想去煤矿看看，那边有很多河南之外的矿工，四川，江西，湖南，贵州，他

　　们远离家人，在地下六百米处工作。如果方便，我想穿上特制的矿工工装去地下看看，如果他们愿意，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在地下过一天，吃从地面送下来的中餐，跟他们一起戴上矿工帽，靠在黑色的矿壁上休息，要是允许，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点一根烟。徐老师见我心切，好不容易找了哥哥的发小罗大哥，罗大哥在煤矿工作二十多年，是老矿工了，得知我要采访，他找了一个同事小全，小全曾经在井下工作，现在跟罗大哥一起，在这个监控室工作，他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

　　“暖气拉近城乡距离”，路边的墙上，刷着一些标语，读着有趣。下着大雨，中途因为岔路太多，徐老师驾驶着借来的车，开错路来到了前门，“前门根本不让进”，辗转绕了大约六七里才算在幽暗的路灯下看到罗大哥工作的监控室。粗壮的排气管从夜色中延伸过来，在院子里盘绕后又延伸出去了，这个庞大的机械运作着，发出隆隆的声音。

　　小全有着扎壮的身子，一米八二，穿一套居家服装，坐在一张凌乱的单人床上，他显得有些羞涩，只是微微地笑着，我看到靠床的墙上，挂着一件细格子短袖衬衫，干净，整洁，我猜测是不是小全外出时的装束，小全笑笑说，是同事的。

　　我们一边吃饭、喝酒，一边闲聊，才发现罗大哥居然是佛教信徒，皈依三年了，素食者，他吃得很少，不喝酒，总是微笑着，满眼里都是对徐老师的关切--徐老师比他小。说着说着，我们得知罗大哥在修炼，会一套八卦拳，在我们的撺掇下，罗大哥索性给我们表演了一套，只听得呼呼地生起了一阵风--真是神奇，只见他双手来无踪去无影，身轻如燕，脚蹬在地上却又似乎有千斤重，我们都看呆了，有心想拍下这曼妙的一刻，细看却发觉只是一个身影，有着强烈的速度感。罗大哥动作完毕，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平息了下来。

　　小全一直微笑着看罗大哥的拳术，满脸是敬佩，也神往，说自己做不到素食，然后便扯到小全外出打工的事。

　　小全很早就出去打工了，“除了赚钱，也想去见见世面。”去过山东、上海、陕西，做的都是电焊工，因为这是一门技术，需要学，虽然难学，但是只要学会了，还是有市场，因此，就寻找工作而言，小全相对而言比较顺利。结婚前后，小全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算起来，总共延续的时间有十几年，只是真正在外面的时间不多，“想家了就回来了。”最难的是想家，有一次，在脚手架上干活，心里惦记家里，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掉了下来，摔伤了。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依旧跟妻子通电话，只是不说受伤的事，妻子问怎么声音不对劲，小全忍了忍，告诉妻子，今天累了。妻子叮嘱早点休息，注意身体，吃好的，别亏待自己……说到这里，小全停下了筷子，有些难过，尽管过去很多年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难过。

　　问小全外出打工的那些日子，是否哭过，小全倒笑起来，“不哭，不哭，男人不可以随便哭。”但是想哭的感觉却还是有的，有时候坐车去外面，车开到半路就有点后悔了，因为车上实在太闷了，连续二十多个小时，虽然可以躺下来，可是车厢里那味道，“简直可以把人给熏死。”有时这样那样地想，便会想出问题来，比如，人活着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并且，永远不能跟人提起，小全说，有时就告诉自己不要多想，想多了就要生病。“压一压就下去了。”小全说，他有几次跟人吃夜宵，喝酒，忽然又想起这个问题来，怕再往下想，心里难受，身边工友们都很开心，都在嚷嚷着，快乐的样子，小全却越看越难过，又说不出难过在哪里。他很想跟工友分享这种难过，却不知道跟谁说，为了压制这个想法，他拿起杯子，直接把酒泼到自己脸上，“那酒是冰的，给惊了一下，就醒了。”然后，小全便觉得自己跟得上工友们的节拍，疯闹了半宿，回去睡了一觉，什么都不想了，“我很高兴回到这个样子，总之想多了不好，这做人，又不能全按你想的做，很多事实现不了。”

　　在外打工那些日子，小全也跟着工友去过“理发店”。说到理发店，我们几个都心领神会，小全恢复了那种羞涩，说他们几个确实去过理发店，“有一次在山东一个小店，碰见了那女的是我们老乡，就多说了几句，但没那想法。”

　　是不是有那想法，那想法是对还是错，似乎不是个问题，小全说，其实在外面，不太有时间去想那事，你说我们整体埋头干活，回到屋子累得都要垮了，还想那事，那得有多大的精力。然后小全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他们的一个老乡去“那个地方”，跟着老板一起去的，结果被公安逮着了，“要罚款，虽然是老板掏钱，但大家都知道这事了，总不好意思的嘛。”当然，对于这种事，男人之间有充分的默契，小全笑着说，不管在外面出了多大的丑，只要一回到家，都不跟村子里人说，只在外面大家开开玩笑，反正就是不会让老婆知道这事儿。

　　“你说这事要让老婆知道了，有什么好处，信你的还好，不信你的，还以为你也在外面胡来。”小全总结道。

　　外出打工的那些年，永城已经有了很多煤矿，大的小的，星罗棋布，“那时候都不想到煤矿干，危险，拿命换钱的事，在我们当地都没人做。”后来，永城入驻了一些大的煤矿，管理很严，都是科学挖煤了。慢慢地，小全便不想去外地打工，有一年在山东，家人给他电话，说煤矿要招工，让他回来。小全去应聘，笔试面试都过了，正式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第一次下矿井，“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有点好奇、紧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小全在矿井做的是炮工，跟另外几个同事一起，在指定的地方安放炸药，引爆，这个活儿有危险，但是，只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完成，是不会有事的。不过，毕竟是在地下六百米做事，又是煤矿，危险还是依然存在，小全的右小腿前侧，有个明显的疤痕，是一次在井下工作时，一根钢管倒下来，正好压到小全的小腿，骨折了。

　　在井下工作对身体有很多要求，像小全这样受过伤的，便算是结束了井下作业生涯，说到这点，小全还记得那次来应聘，招工启事上没有写明，不过在体检时，还是有要求的，让小全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点：有纹身的不招。

　　现在，小全跟罗大哥等几个同事，一起守候在这个瓦斯监控室，他们的工作很轻松，但责任重大，在里屋的一台仪器上，很多数据，表明井下各点的瓦斯浓度，每隔一个小时不等，需要把仪器上显示的数据抄下来，输送到总监控室，由总监控室来掌控。

　　就在跟我们闲聊的几个小时里，小全跟罗大哥还是不忘隔一会站起来，去里间看看仪器，又看看墙上的钟，这成为他们的工作，也是习惯，是习惯了的习惯。这份工作收入不高，每个月大约能拿到两千块左右，“工资多少不论了，主要是可以在家里，不用再出门了。”又把话拉回来，“其实有时候还是想去外面看看的。”

　　从煤矿回来，同行的徐老师忽然“心里有悸动，想写诗了”。在昏暗的床头灯下，他在写诗。

　　在永城

　　在永城芒果要变成一朵黄色的花

　　在霓虹灯下，活色生香

　　为什么我要看见另一个永城

　　夜雨中的永城

　　比黑夜还要漆黑的永城

　　看见六道被监控或需要批复的门　　　背后

　　比煤还黑的黑

　　看见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的公务　　　人员

　　在验证我们的身份之后

　　一边忙于父亲的病情，一边为我　　　们联系下矿

　　一次次地拒绝之后

　　只得求靠一个皈依的瓦斯监控者

　　然后像偷窃一般秘密抵达

　　在这样浮世的永城

　　其实应该把漆黑全部忘记

　　然后在永城乡下一个叫书案的小　　　集镇

　　把高低起伏的公路两旁青色的杨树

　　想象成一个月后金色的白桦林

　　把集镇的十字路口那匹待杀的年轻　　　公马

　　想象成一匹伊犁草原上自由奔跑的　　　野马

　　把一个打着牌对生活迷茫的农村　　　青年

　　想象成过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的　　　乡村诗人

　　可是，一切都不是

　　伪装的永城，你是夜店吧台上的　　　一粒苦杏仁

　　需要敲碎或者痛击

　　才能把硬壳脱下

　　露出苦，那种麻木的苦

　　可我无力把你掰开

　　我能做的是“因为，索衣”的时装店里

　　买一件纯白的外衣

　　给我受伤的肋骨

　　为我沉重的肉身

　　和漆黑的爱情

　　找到那么一点点希望

　　2013.8.25于永城永兴路中段芒果酒店203房间。

　　小丁：外出是生活，不是去打工

　　跟小丁熟悉很偶然，那天下大雨，我在夏邑乡下，想找个地方躲雨，结果就跟小丁有了交集。这之前，我已经看到过他的背影了，我跟徐老师在小镇街道走着，徐老师想买包烟，我们先进了一个窄小门面的店里，一个老太太在门里坐着，呆呆地看外面。我们进去，看到柜台上摆放了一些杂物，有黄裱纸、纸钱，似乎还有饮料什么的。问老太太是否有香烟，老太太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一个劲地告诉我们，我听不到你们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

　　我们无奈地退出来，回头看时，却见里间门楣上挂着一个小牌子：革命烈属。

　　我们又返身回去，想跟老太太了解她的家庭，一户革命烈属，跟红色革命有关吗？战争年代牺牲的，还是和平年代牺牲的，我们都很好奇。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询问，老太太都不能跟我们交流一句。我们失望地离开。

　　再走了大约三十米的样子，便看到一家小店，相比于老太太的店面，这家显然要大得多。屋外下着雨，路面湿答答的，屋子里进去，苍蝇很多，盘旋在柜台、桌子边沿。柜台一侧，一局扑克牌打得正酣，屋子里看起来暗暗的，其中一个打牌的，背影结实，一件白色的T恤，一条烟灰色休闲裤，配了一双棕色休闲鞋--完全不像这个看起来落寞的小镇。大约是个年轻人，走近了看，却见男子戴着腕表，那表似乎有点来历。他们正说着各自的牌张好次，出牌，压牌，再出牌，一局结束。徐老师买了烟，我们走出小店，只听到他们又重新洗牌，重新发牌。

　　雨下得很强劲，我们决定找个地方避雨，正巧小店斜对面有个宽大的雨棚，棚子里堆放着很多建筑材料，瓷砖，墙面砖，我们进去站了一会儿，便有一个中年男子过来招呼我们。

　　我们来躲雨。

　　坐吧坐吧。

　　徐老师递烟给中年男子，男子摆着手说不抽烟。

　　我们坐下来，男子问我们从哪来。我们告诉他说从浙江来。

　　一根烟的工夫，刚才打牌的年轻人回来了，我注意到他脖子上戴着一个挂件，看起来跟他的白T恤浑然天成。在这个小镇，这个年轻人完全是个意外的存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农民的气息，干净的装束，时尚的气质，他似乎是这个小镇的不速之客，他跟这个小镇的疏离甚至超过了我跟徐老师。

　　递烟，点火，小伙子1984年出生，姓丁，他黑红的肤色之中有中原人特别的气质，透着儒雅之气。他到过很多地方，14岁出门打工，17岁回家娶了媳妇。如今29岁的他，三个孩子，两个闺女一个儿子，他坦言从来没有带过一天孩子。“不亲我，亲我老婆。”在小丁身上，弥漫着一种热切、激动的情绪。在我们的闲聊中，小丁好几次都认为，南方冬天太冷，夏天太热。

　　问到他在外那么多年，是否想过在哪个城市落地生根，小丁摇摇头，坚决地表示不会，因为他热爱家乡。后来再深谈，小丁便有些情绪，说他们这边太穷了，很穷很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南方那么多工厂，怎的就不能到他们家乡去投资。谈到这点，小丁说之前也有不少投资商到他们乡村去谈项目，后来都不了了之，不是被这样那样的管理给纠缠，就是当地老百姓有很多要求，一直要求到项目无法顺利进展。

　　小丁曾经办过化工厂，也当过老板，后来金融危机他厂里的销售也不行了，便变卖了厂子。从那之后，小丁的生活基本属于漂泊--对于“漂泊”这个词，小丁不愿承认。这从他对生活的理解上可以体会，他说厂子变卖之后，他便到全国各地去找事做。浙江、上海、广东、山东，除了西藏、新疆，全国别的省市都跑遍了。只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未带过一分钱回家，出去了也不从家里要钱。在小丁的意识里，他出去是生活，生活跟打工有区别，打工为了赚钱，为了生存，而生活是过程，不分地域，只有感受。即便那些比较困难的年份，小丁也不愿意带钱回家，那是他对于“打工”这个字眼的有效抵抗，他不想让自己的身份从自己的主人沦为生活的奴隶。

　　再过半个月，妻子将跟镇上其他劳动力一起，去往新疆，在大片黑色的土地上摘白色的棉花，每次去新疆，一般能带回来七八千块钱。“不让她去，她不依。她喜欢去新疆。”说话的当口，小丁妻子从一边走过，对着我们笑了笑，便往斜对面那家小店去。她是去打牌的，或者扑克牌，或者麻将，反正现在是农闲。

　　我跟徐老师打算离开，小丁跟徐老师聊得投机，互相留了手机号，让我们以后到了河南，一定到他家来坐坐，吃个便饭。现在吃饭不像以前，现在条件好了，地里麦子收起来之后，吃不完，留起自家一年的口粮，别的都卖掉。见我们要走，小丁的神情显得有些落寞，忽然爆出一句，“总觉得活着没意思。”何以会出此言？小丁四面看看，像是看又脏又乱的街道，又像是看了看整个家乡，说，“看看，我们这边太穷了。我们北方要跟上南方，得30年，30年都不一定跟得上……”

　　雨停了，我们边走边聊，小丁问我们从杭州来坐飞机还是火车，我因为有过一次硬座经验，又有过一次火车票被改签的经历，便想知道小丁的出行方式，问了两遍，他都回避这个问题，只是说，出门去生活，别的都难不倒，“路上太受罪了”。我深有同感，便描述那些拥挤的火车，被长途跋涉的疲劳笼罩着的人群，末了，小丁忽然停下，看看我，似乎从我的一些不堪经历中找到了共通之处，“我出门15年，只坐过一次卧铺，另外全都是硬座。”

　　这倒让我备感意外，再想深谈，小丁已经回过神来，稍稍露了露笑，似乎为刚才的直率感到不好意思。“这没什么，不都这么过的么？”小丁说。

　　离开小丁家，我们坐上了从小镇开往永城的中巴，我的脑海不停地闪现小丁的神情，那么年轻一个人，因为力不从心，因为内心抱着强大的渴望，期待家乡变得“像南方一样好”。他的黯然，他的干净的衣衫，无不在告诉我，他的热爱--是的，一次次离开，也许就是因为热爱。除此之外，他深感无奈，“你说，这是我的家，我总得回来，可是，回来了，我又不想长久地住下来，可能以后我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到老。”

　　方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