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人--乡村留守妇女生存境遇（九）

　　芳芳很快给我回了信：阿姨，不是我跟小孩，是我同学的孩子作业做不出来，同学发脾气，我劝了几句，同学就打孩子了……

　　我后来打了个电话给芳芳，我对她热心帮助别人很欣赏，也告诉她我很忙，不太有时间回复短信，特别类似于“吃饭了么”“很忙吧”“早点休息，不要太累了”这样的短信，我不知如何回复。后来，她还是会发一些这样无关痛痒的短信，为此事，我特别纠结，曾经求助好友试图找到合适的方式，当然未果。

　　小记：

　　不久前，收到芳芳短信，她老公打算中秋回老家，不去厂里干活了，因为厂里效益不好。

　　再后来，还是会陆续收到芳芳短信，只是我已经习惯了不回复，她有很多抱怨，比如对于她曾经就读的那个小学的不满，说以前的老师很负责，现在政策是好的，到了下面就歪了--这些论点不知是她自己亲身体会，还是听了周边常态的唠叨。她也抱怨现在当官的，短信说“我就觉得政府太吃黑了”。

　　即便我很少回复她，但是，她依然会不定时地给我发，“阿姨，这段时间心很烦，睡不着觉。”“阿姨，两个小孩都很不听话，吵得我不能睡觉。”--她深知我不能帮到什么，除了给她寄过一双鞋，一些黄芪和枸杞，几本书，我还能给她什么呢？

　　事实上，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只是需要一个出口，用以宣泄时不时偷袭她心情的那些糟糕的琐碎的事，她越依赖于此种形式，我越不安。当然，我的不安永远不会告诉她，就让时间充当使者，慢慢地消化这一切。

　　只是，我更担忧的是，如果芳芳跟丈夫的计划成功，那么，她便会把女儿留在老家，“她们外部看起来很好，可是，内部不好，她们没有老公，没有孩子。”我当然不能告诉她，他们接下去的计划，把女儿留在家里，那么，女儿刚满七岁就得承受留守在家带来的孤寂。

　　也许，不久的将来，孩子们依然过着他们这样的生活，女儿出嫁后作为留守妇女在家，儿子娶回媳妇后作为瘦弱的丈夫外出打工。矛盾依旧延续，“希望女儿长大之后，不要嫁外面打工的男人。”

　　“儿子呢？”

　　“希望儿子能在我们本地找一份工作，不要再跟他爸爸一样，大半辈子都要在外面打工。”

　　罗红梅：我特地买了站票，因为要看着行李合肥到南京的高铁已经进站，小凤即将上车，我们来不及拥抱，似乎也不愿意用拥抱结束本次共同出行，她一个劲地念叨着，你一个人要当心，别错过时间。

　　我独自一人待在合肥火车站宽阔的候车大厅，百无聊赖，夹杂在人群里，隐隐有些紧张。最近我总是这样，担心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担心眼睛看不清，担心看错时间。很多次，在连续的采访结束之后，回到家乡，我都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而后就是轻度的强迫症倾向。比如我以为还在哪户农户家里，他们家爬满苍蝇的灶台上一碗米饭好客地等待我，他们家一只不明真相的饱含腥味的碗里盛了一碗炒糊的豆角，夜晚来临我得在一间没有遮蔽的房间入睡--我很多次从梦中惊醒。

　　紧张感又不明所以地产生了，我拉起行李箱，匆忙地奔跑起来，不知道要到哪里，检票口？洗手间？还是出站口？我手足无措起来，生怕真的错过了时间，我拿着车票奔到检票口问工作人员是否到时间了，回答说还有一个小时。想找个僻静之处坐下来，可是，满眼都是人，全都是人，来来往往的要去哪里呢？我又焦灼起来，拿着车票再一次问工作人员，回答说，时间到了会打铃的，广播会通知的。不敢再坐下来，必须活动着才感到心安，我慢慢走出候车大厅。楼下密密麻麻的人，一拨拨从自动扶梯上到二楼，再分散到几个候车大厅去。

　　我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女子，背着个大包裹，急匆匆地过来了。她费力地跑着，到二号候车大厅时，放下大包裹，紧攥着的拳头松开，一张车票。她仔细辨认上面的时间，有些疑惑，跟我刚才的神情一样，焦灼不安，茫然无措。我凑过去看她的车票，看到一个地名：温州。

　　合肥-温州。

　　我手里也紧攥着一张火车票。

　　合肥-杭州。

　　都是站票。

　　便觉得亲切起来，像是有了同伴--旅途多么孤单，需要相同遭遇的人一起度过这漫长的旅途。我急忙告诉她，我们坐的是同一趟车。

　　她得知我是到杭州的，显得比我还高兴，脱口说，我大女儿两夫妻在杭州。便更加热乎起来，结伴往里走。因为包裹太大，我想帮她搬动，她不让，我试了试，她的包裹因为庞大，显得特别沉重，我几乎要把身子提起来，才搬得动。

　　“你带了什么东西这么重嘛。”

　　“棉被，鞋子，苞谷，面粉。”

　　我奇怪她怎么会带这些东西，她弯下腰，蹲下来，费力地背起包裹，径直往里走。我们在检票口旁边找个位置坐下来，等候广播通知检票时间。

　　小凤给我发信息：把你一个人丢在车站，我很不安，你要注意时间，别错过了。我看了看短信，忍不住笑了，赶紧回复：丢不了。

　　她看着我对手机笑，好奇地问我，是不是你老公给你发短消息哦，看你这么高兴。

　　话题便从老公开始。

　　她叫罗红梅，安庆宿松县乡村人，这次去浙江温州看她的丈夫，“两夫妻分开时间长不好，要陌生起来的。”这是她首先告诉我的对于留守在家的感触，她留守在家已经十二年。

　　检票开始，她的大包裹堵在出口，我费力地帮着她连同包裹塞出检票口。坦白说，我真不愿自己跟她是一伙的，多少人看着我们俩，这样的难堪想必此刻正在高铁上的小凤经历过--在候车大厅，面对蜷缩在地的民工，小凤黯然地说，你看你看，我当年就跟他们一样，座无隙地。

　　我跟罗红梅找个空地蹲下来，她的大包裹挡着道了，纷乱，拥挤，嘈杂，抱怨，成为我本次返乡旅途的开场白。我无法跟罗红梅一起站在走道，只得去车辆连接处，没想到这边也站满了人。再往另一节车厢连接处走，回头看时，罗红梅已经背起了大包裹，跟在我后面，那高耸在她后背的包裹左碰右撞，惹恼了其他人，成为众矢之的，饱受白眼。

　　没有空地，哪里都站着人--没想到我们的火车还可以这样拥挤，记得《民族文学》叶梅先生写过一个博文《我们的火车为什么不能让民工兄弟坐下来呢》，她饱含忧虑地记录她的一趟旅程，此刻的我，深刻感受到了叶先生的同情以及不安。

　　水槽上坐着一个，厕所门口站着一个。

　　“你这东西移开点，走不了了。”有人拿脚踢罗红梅的包裹，我帮着她奋力提起来，可是没有用，罗红梅同意对方从她的包裹上踩过去。刚松口气，又有人要通过，我们意识到这样不行，我的行李箱也时不时要提起来竖到一边，给人让道。最令人忧烦的是，餐车来来回回地推，从狭窄的过道推过来，我跟罗红梅先把包裹抬到车厢里，万般不好意思地挤在一个乘客的脚边。等餐车过去，我们再把包裹移出来，放到车厢连接处，没等我们安定，餐车又过来了。

　　“盒饭盒饭，热乎乎的盒饭。”已经四点多了，乘务员来来回回推了足有两个小时，依旧是“热乎乎的盒饭”。在反复移动我们的行李之后，我忍不住问推餐车的女子。

　　我问她一个来回推几节车厢，是不是卖完才行。

　　“硬座的都要推过去卖，我们也没办法，还没下班。”都有说不出的难处，卖饭也不容易。似乎稍稍安慰了一些，总不是故意刁难我们的行李才推着坚硬的散发出盒饭气息的餐车。

　　我拉着行李箱寻找空着的架子，两个年轻男女蜷缩在一起，见我在打量行李架，女孩拿胳膊碰碰男孩，男孩会意站起来，把行李架上一只环保袋子提下来，又把边上的行李推了推，腾出一个空位，男孩帮我提起箱子，放到行李架上。

　　我很感激，也有了些许的温暖，男孩嘴角牵动一下算是领受我的感谢，他们俩重新蜷缩在一起。

　　随后我开始帮罗红梅的大包裹寻找合适的地方，除了紧挨着车厢连接处的几排座位空间稍稍大一点，没有任何地方能容纳她的包裹--坦白说，我如此艰苦地要帮罗红梅安顿行李，与她锲而不舍地跟在我后面有关，我大约是她本次远行唯一可以依靠的。而我也想在路途跟她搭个伴，站票让我风度尽失。当然，我也藏了私心，横竖不能舒适地完成本次旅行，罗红梅又是留守妇女，算是一举两得，我希望从她身上挖出一点故事来（想起小凤说，我们是可耻的。针对我的不安，杭州孙老师安慰我，作家是可耻的，但作家是在写出人类的可耻。见我依旧黯然，孙老师继续开导：作家其实都有很卑劣的灵魂，但能战而胜之或坦然面对了，那就好了。聊以安慰）。我终于跟一位中年男子协商成功，请他把搁在脚边的行李塞到头顶的行李架上，腾出一点空地，再烦请他侧过身子坐，我跟罗红梅费力地把大包裹塞进男士座位底下。

　　餐车依旧推过来推过去，看来少有人青睐这些几个小时下来依旧“热乎乎的盒饭”。罗红梅对此很有经验，“这饭不好吃，没味道，又贵。”因此在近二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中，罗红梅早已准备好干粮，馒头、苞谷、白煮蛋，一大瓶茶水。她适时递给我一个白煮蛋，我拿出一个苹果跟她交换。刚才在候车大厅买的小马扎，此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地，我把马扎递给她，自己找份报纸，就在中年男子的脚边坐下来--罗红梅不愿往旁边移动，她得看着包裹。

　　罗红梅1966年出生，是一匹春天出生的马，那时梅花还来不及凋谢，父亲请村里识字的人给起个名，老先生家门口种一株梅花，拧着胡子赞叹寒风中的傲骨，就叫红梅吧。红梅从安庆一个小村庄，嫁到宿松县乡村老徐家，婚后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也十八岁了。

　　“你说现在读书有什么用，我们村有个孩子三宝，读了四年大学，花了他爹妈十几万块钱，结果还不是待在家里，我是希望儿子读书的，以后不用跟我们一样辛苦，可儿子总拿三宝打比方。我也劝不了他，他早就不想读书了，说要自己去闯闯，现在在上海，好像在一个什么公司，我也没去过。他姐去找过，电话通了，没见着，说忙着，白天黑夜颠倒着上班，我都给搞糊涂了，你说什么公司还这个上班法嘛。”

　　罗红梅是侍弄庄稼的好手，棉花、油菜、苞谷，能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们那土地很肥的，好种，收成也还可以。”只是在那土地肥沃收成不错的地方，依旧留不住一颗想闯荡江湖的心。或者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江湖。丈夫在大女儿出生不久，便外出打工，期间陆续地回家住一年半载，再出去。“每次回来都很高兴，住个一年半年的，心里又要难过，像是外面有什么在喊他，我老公总是这么说，要出去，要出去，我也不懂，反正他赚的钱都寄回来，我也不拦他。”列车晃荡着，我们俩已经互换了座位，她坐在报纸上，我坐在马扎上。我们看不见窗外的风景，而罗红梅谈兴正浓，不定期托托托过来的餐车不再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甚至对那个女推车笑一笑，她也会给我们一个苦涩的笑，相比之下，我们似乎更处于优势--人跟人角色转换之迅疾，唯有在绿皮火车上才看得到。

　　二女儿出生之后，家里便起了新房子，“现在也旧了，都二十三年了，是土坯房。”中国人对于住房，总有说不清的热衷，即便像罗红梅家，1990年起的房子，三百多平米，上下两层，单就居住来说，已经够宽敞了。“别人家都推倒了重新起一个，我老公也想再起一个，儿子结婚也要新房子，人总想过好日子的嘛。”

　　罗红梅拿出一只手机，小屏幕上，显示出的房子很干净，灰墙，大大的窗洞，暗红色的防盗门，屋檐下左右两边悬挂着两个大灯笼。门前一个宽阔的道地，一株枣树。又翻出女儿女婿的照片，丈夫在温州瓯江边拍的照片她也翻拍下来了，“都是我女儿给我搞的，我自己不懂。”手机里的儿子很单薄，瘦弱，像韩国男孩，一块黑色毛线围巾把脸团团围住，底下露出白衬衫的领子。罗红梅说儿子的照片是刚到上海时拍的，因为衣服带得少，买了块围巾御寒，“我儿子喜欢打扮，冬天就穿一件衬衫外面套西装，跟他怎么说都不爱穿棉袄，我们老家多的是棉花，可他喜欢这么冻着。”儿子在手机上微微笑着，寒冷使他的笑有些僵硬，我看到他做着“V”字手势的手臂露出来，西装袖子很短，露出一大截白衬衫袖子，在寒风凛冽的上海滩上，过着跟父辈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大约是新生代的时髦。

　　罗红梅显得很开心，说有了这些照片，她一个人在家也不孤单了，“想他们的时候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就想跟他们打电话，我手机费每个月要七十多块钱。”

　　“我不喜欢路上的感觉，要不在家，要不在别的地方，在路上，总是不安心。”她看了看那个大包裹。

　　我问她是否想过结束两地分居生活，跟着丈夫去外地打工，不再留守在家。罗红梅的眉头皱一下，疑惑地重复，“留守？”在听完我对于字面意思的解释之后，她有些释然，但是不认同，她有自己的人生逻辑，每一个人其实都想到外面看看，她也想。“我们村很多人家整年锁着门，我不喜欢这样，花这么多钱造了房子，不住人多可惜。再说了，我也没有白在家待着，地里有干不完的活。”遗憾的是跟丈夫见面时间太少，她甚至说了一些很有意味的话，说世界上人这么多，为什么偏偏嫁给这个男人，嫁给他就要多跟他在一起。所以，她总是趁空到丈夫那里去，比如这一次，趁棉花还没开摘，她就到丈夫打工的温州去看看。“出去打工嘛，第一个当然是为了钱，不过，在外面吃的苦太多，我老公也这么说，要是在家里愿意跟在外面一样吃苦，也能赚到钱的。”

　　这个说法我在好多地方都听到过，选择外出都有理由，除了可以大声说出的“赚钱”似乎还有秘而不宣的说法。关键是，外出跟留守之间，需要牺牲，牺牲亲人在一起机会，牺牲夫妻短短几十年的厮守时光……想念、思念、厮守这些字眼，在罗红梅闪烁其词中逐渐显露出来。在她跟我闲聊的五个多小时里，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她在掩饰--亮起了灯，我指指车顶上白白的亮光，问她在家时一个人怕不怕？

　　她瞥了一眼车厢顶，忽然站起来朝窗外看看，“女人嘛，最怕的就是晚上，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有时菜籽还在地里，肚子又饿了……都能看到家门了，可家里黑漆漆的，就觉得没劲了。”

　　卖盒饭的又用“热乎乎的盒饭”打断了我们的交谈，我决定请罗红梅吃晚餐，在百般推让之后，连带着我也没能吃上。因为罗红梅坚决不允许我买盒饭，她又拿出一个鸡蛋塞给我，我把最后一个苹果给了她。

　　话题转入一个隐秘的领域，比如丈夫在外面这么多年，罗红梅在家是否放心；丈夫出去那么多年，你是否接受了村里别的男人的帮助；丈夫一年到头不在家，夫妻生活怎么办？又比如，你这次去温州，住在丈夫的工地还是另外租房子，等等。罗红梅不说话，专注地吃苹果，在吃完苹果芯子之后，擦了擦嘴，才接上我的话头。

　　“不瞒你说，你问的这些事，村里也有人问过，反正你说很放心吧，也不是。要说不放心嘛，也不应该，我家老公很老实的，也不跟别的女人多说话。我们那村子男人出去赚钱的多，有时候我们女人之间也会问起，不过，只跟最要好的小姐妹说，反正说得不多，每天那么多事情要做，哪还有心思想那事。我们农民嘛，就种种地，在地里刨点食，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大家都这么过的，不像你们城里，听说还有为了这事太少去看医生的……你说这些人，都是吃饱了没事干……你让他们到地里去干活试试，晚上回到家腰酸背疼的，恨不得不吃不喝就睡觉，谁还惦记那事……别的男人帮我干活？那我可不敢这么做。再说了，村里稍微像样点的，还不都出去找钱了，留下来的那几个……要不有活计，要不就是谁也看不上眼的那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又不是干不了活，干吗还要别的男人来帮，我看那些在村里惹事的男人，说什么去找留在家的女人怎么怎么的，理亏的还是女人，为什么？你不去招惹人家，人家男人怎么会招惹你？不放心？有什么不放心的？再说了，他一个男人在外面，有时候想那事……反正我家男人不会去找女人……凭什么相信他？我也说不上来，你信他还是不信他？我老公在工地跟他弟弟一起住，有个大棚子，老板出钱搭起来的，房间很大，嗯，我看看，有半节车厢这么长，还比这宽一点……当然有两个床了，他弟弟一张，我老公一张。弟媳早就跟着弟弟过来了，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打架打得厉害，弟媳她不相信弟弟，偏要跟过来，这一走都七年……八年头了，孩子？三个孩子，留了俩在家里，我公公婆婆带着，每年回去一趟，给点钱。那俩孩子都不亲他们……两户人家怎么住？就这么住，中间拉了一块布……”

　　我问起工资能否按时拿到，罗红梅显得有些激动，又带了愤懑，说老公曾经在一个工地做了半年，结果只吃饱了肚子，没有拿到一分钱，那个包工头跑掉了。我老公在电话里一句也不说，回家之后，发脾气，我婆婆说他掉眼泪，我不敢问。后来便不想去工地做了，可是跑来跑去都要技术，老公没有技术，只能干粗活，换了个工地，那个工地还好的，工资不会拖很久，虽然总要扣这个扣那个的，“那饭菜也差，没有肉。”但到了工程结束后，还是能拿到钱，“有些人很黑心的，说在工地不团结也要扣钱，拉帮结派也要扣钱，反正很多规定的，扣了钱就都归他们小包工头了……听说这个事情，老板也不知道的。”

　　罗红梅还想继续往下说，“热乎乎的盒饭”又过来了，只是推车的女子已经换了一个胖胖的男人，一问，才知道女的下班了。我们因为说话投入，忘了火车刚才停靠过了，“没事，我盯着你那箱子呢。”罗红梅经验丰富地交代我，“出门在外，东西第一条，要保管好，特别是坐火车，半路睡着了，东西被人拿走都不知道。”我才知道罗红梅买站票是因为她不想让自己很舒适地坐着，她要看着行李。“那软乎乎的椅子，坐着晃动晃动就要睡着，你睡着了，人家拿你东西你就倒霉了。”我不敢想象谁会不怕麻烦在火车停靠三分钟的间隙，把她那庞大的包裹扛着拖出去。

　　又过了四十多分钟的样子，火车停靠在浙江境内衢州站。我们都有些疲惫，好在下了几个乘客，我跟罗红梅可以舒坦地入座了，我们俩并排坐着，一齐把头转向窗外，漆黑一片。我已经没有说话的欲望了，只想安耽地在到达杭州之前睡一觉。我闭上眼睛，开始酝酿入睡情绪，罗红梅用胳膊碰碰我，“你叫什么名字？”是忽然之间的事，我眨眨眼清醒过来，赶紧说出来，她说这个姓氏不多。我说，我们是外来的，祖上好像从河南那边过来。“也许更远，新疆也说不准。”我随口说了一句。罗红梅听到新疆这个词，却来了精神，说她在家其实也赚钱，八月底，她种下的七亩多棉花就可以采摘，等把家里的收拾好了，她便跟着村里其他人一起，到别处去摘棉花。“我去过新疆摘棉花，那家伙，他们那边地那个宽，没有边际的，看着心里发慌，人一到那地里，就找不见了。”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罗红梅告诉我，她种的是400棉花，是棉花里最好的品种之一，“我两个女儿出嫁的时候，都用最好的棉花，加工之后给她们做了新棉被，收棉花很苦的。”她还告诉我，在他们乡间，嫁女儿负担很重，男方给的定亲钱不多。她两个女儿定亲时，男方给的定亲钱大女儿是五千，二女儿是四千。而她们却要给女儿准备嫁妆，酒席的钱也要女方拿出来，“嫁女儿负担很重的，不过，自己生的，都心疼，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她们咯。”

　　因为我们坐在靠近车厢连接处，前面是一堵铁板分隔墙，这为我们聊天提供了比较隐秘的条件，我附在她耳边说，快见到老公了，很高兴吧？

　　她忽然笑起来，点点头，“四个月零十一天没见到他了。”然后她才愿意告诉我，“你说两夫妻，哪有不想的，人家说不想，都是骗你的。我们有时吵架也是为这个，因为跟他弟弟弟媳在一个房间，中间一块布顶什么用？跟做贼差不多，都憋着气，一点点声音他就要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出声。他觉得弟弟在难为情嘛，他是哥哥嘛。”这会儿她很坦率，说现在还没到农忙，赶紧过去跟老公住一段时间，等要收割了就回去。

　　“要是不想他怎么会赶去温州，温州那边都在造高房子，他们有钱……那个地方条件不错。可是我也不喜欢，那边很多人家的房子也都空着的，跟我们老家一样，好像也都在外面不回家的。”她忽然替别人担忧起来，“你说这么多高级的房子都空着，多可惜，老公做活那个工地边上，有个村子，见不到壮年男的，都是老人跟妇女多一点，也有很小的小孩……你说这些年纪轻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村里有点什么事，都喊不到人帮忙。”罗红梅替温州乡村人的日常担心。

　　我跟小凤从潜山坐火车到合肥时，经历了一次突袭查票，乘务员大声招呼着同伴，“你去九号，我在这里，小陈你去厕所，厕所！”乘务员口气强硬，他们界定这列火车上必定有逃票的不法之徒。这一刻，我忽然想起查票的事，那些吆喝着的乘务员如何从一张面孔变成另外一张面孔。我问罗红梅之前有过被查票的经历没有。罗红梅说，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也是站票，当时听到他们在喊查票查票，心里发慌，“手里捏着票呢，却还在裤袋里找，差点被罚款。”罗红梅心有余悸的样子。“主要是他们高高在上，总觉得车上很多逃票的人，我不喜欢他们的样子……现在我不怕了。”她说只要自己买了票，就不管他们怎么说了。对于周遭世界，谁都有足够的理由漠不关心，我自觉这个问题很无趣，罗红梅问我是不是被查到了要补票，我摇摇头。心里有一种感觉，无法说出来，只觉得有些悲凉，赶紧闭了嘴。

　　“唱不唱黄梅戏？”她一听笑了，丈夫在家空的时候，两夫妻也会唱唱，“他不在家，我一个人唱着人家以为我想他想疯掉了。”罗红梅最后总结：一家人再也不能像陌生人一样各归各，尽量在一起，可是说说容易，真要在一起，难啊。

　　确实如此，罗红梅一家七口人，公婆在村里，丈夫在温州，大女儿夫妻在萧山，二女儿刚生完孩子在安庆，二女婿在南京，小儿子在上海，罗红梅在路上……“我也想过让老公不要出去了，可是，他不肯，不怪他，我跑多了，心里也总惦记着去外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