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人--乡村留守妇女生存境遇（四）

　　刘群英说她嫁过来的时候，有一套家具，两门橱，矮柜，可是后来就没了。

　　“怎么会没了？”

　　“就是没了。”刘群英拉灭电灯，房间迅速陷入黑暗，顿时觉得房间更加狭小，赶紧出来。刘群英又带我们参观了厨房，是旧屋子，抬头便见得到瓦片，一张明瓦被烟熏火燎，已经模糊，天光照不进来。柴灶两口大锅镶嵌着，锅子上了锈。刘群英说，这两口锅原来用来煮猪食，“现在不养猪了，养猪太累，没钱赚。”厨房的地面是早期的泥地，用木头榔头拍结实，因为年代久远，被踩得严密又光亮。

　　走出门外，是刘群英家正门，对着青山，苍翠之间，白云缭绕，煞是好看。门前道地上，全都是草，“没人走，草就长，到冬天就死了，第二年又长。”刘群英表示花费时间去拔掉这些草，“没有意思，不关我事。”两条长长的彩带，从屋檐下吊下来，一直延伸到道地边沿的大树上，在细雨中轻微晃动着。水滴往下掉，彩带的颜色已经变旧，“前年……是前年，老公回来过年时带回来挂上去的。”彩带从浙江带过来，刘群英丈夫在一个广场边沿捡到，这里刚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开幕式，彩带彩球彩旗都被收拾当作垃圾丢到一侧，刘群英丈夫收拾起两条，路远迢迢带回家来，为难得团聚的春节增添喜气。只是，过去两年，这些彩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不能挂衣服，也不能晒辣椒，挂着有什么用，过年他要是回来，就给拆了。”

　　走出窄窄的木门，穿过宽阔的厅堂，重新走在苔痕累累的小弄堂，我回身跟刘群英说，想老公的时候还得给他打打电话。

　　没想到刘群英显得有些惊讶，说，“我不想他，有什么好想的。”

　　我停下，看着她，“你骗人。”

　　她眼神坚定，说，“家里没事，想他干吗？”她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脚步加快了些，“人家替我代着。”她急急地超过我们出了小弄堂，我紧追几步，喊住了她，我想知道这位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女子的年龄。

　　“属羊的。”

　　“67年？”

　　“小羊，79年。”刘群英想了想才告诉我。

　　一时间，我说不出话来。

　　等我们出了小弄堂，村长从屋子出来，他正在整理钱，掏出皮夹子，把零钱塞进去。

　　“赢好多？”有人问村长。

　　“没花头，打太小了。”村长说，看来，村长嫌弃这里底价太低没有兴趣，要不是为了送我们过来，他断然不会坐下来跟他们打麻将--在我们跟刘群英坐着聊天的两个多小时里，村长也没闲着。

　　我忽然想到，这是怎样一种生活情状呢？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打牌，打麻将，这样的娱乐成为这个村子最坚实的依靠。

　　我们跟村长说起刘群英的事，十年前起了房子，还是半间，没有粉刷，家里除了三四把破旧的椅子和几个公公名下的柜子，真的是家徒四壁。村长打着方向盘，娴熟地拐过一个路口，“原来有家具，打麻将没钱，卖了。”我们惊愕，“这个刘群英，明知道家里这么困难，怎么还天天打麻将呢。”

　　“不打麻将还能去做什么？去死？”刚才漫不经心的村长，忽然重重地说了句，我们便不敢多嘴。

　　后话：

　　中午在书记家吃饭，书记很热情，饭后，我们打算去学校看看，书记让我们等等，从楼上拿下来一个塑料袋子，窸窸窣窣从袋子里拿出几本书，还有几份资料。

　　“两位记者……两位大记者，我老汉有件事要拜托你们。”书记中午喝了点酒，大约就是这一口烈酒，才让他有了说话的欲望和胆量。

　　我们重新坐下，我赶紧更正：“书记，我们不是记者，我们不是记者。”

　　书记固执地认为，下来采访写东西的就是记者，我们也不想就职业问题多解释。

　　“我们这个村哪，四百八十多户人家，两千三百多口人。可是，你们也看到了，这村里，哪还有几个人呢？老的老，小的小，留下几个妇女，整天打麻将，没事做。我们村没有其他经济，靠的都是水稻，可是你们知道，水稻这不长钱，就填饱肚子。这事，我想了十多年，我在这村里，十五年了，以前是村委的，最近五年才当了书记，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留住我们村的人，不用去外面找钱。外面打工苦，留在家的也苦，你看我们这村里，家家户户的，有几户人家是齐全的，七零八落，一家人，东南西北的都有……唉，这事，我想了这么些年，也跟很多人说过，我们村红军来过，就凭这点，也配做个什么红色旅游景点，这样，老百姓不就可以留在家里工作了么……”

　　满脸胡茬的书记那双期盼的眼睛，我不敢正视，也不敢答应，我只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能做的太有限。也许可以写一个关于本村红色故事的散文，这满目的青山，也能成就一段抒情类的文字，来讴歌这边的风景、空气、民风……可是，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书记拿过一本书，递给我，说着他们村红色的历史，他25岁的儿子也凑过来，他刚从外地打工回来，已经谈了对象，打算结婚，这次回来是装修新房。他也帮父亲说话，除了父亲说的这些，还有很多可以挖的，“要是政府肯投资到这里，开发一下，以后我们年轻人都可以不用出去打工了。”离家意味着寄人篱下，意味着颠沛流离，谁都渴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在今生有限的日子里，跟家人在一起。

　　铜版纸印刷的书，掂着有些分量，似乎是一本民刊，翻着翻着，眼睛模糊起来，嗓子口堵着，万千酸楚涌上来。我暗暗深呼吸，压下去，又涌上来。书记村长以及刚回乡的二代打工者，我无法帮到他们任何事，我只是远道而来，以为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其实不是，我只是为了完成我的乡村访谈，这样的努力于事无补。

　　我抬眼往窗外看，清丽的景致，朴素的人儿，宽阔的溪流--只是他们的房子都空着。

　　回县城的路上，满眼的绿，雨已经停了，香甜的空气扑鼻而来。看到竖立在路边的警示栏里，刷白了的墙面上，用红油漆写着：谁失火，谁坐牢。再往前走，便是乡镇，悬挂在两根电线杆上的红绸横幅，印着标语：欢迎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离开修水之后，我回到浙江，偶尔遇见从江西过来的打工者，总有莫名的亲切，也乐意跟他们交谈。从杭州回家，路过龙井村，一厢情愿地认为刘群英的丈夫就在这里上班，下着雨，从雨刮器停顿的间隙看出去，满目的茶山，似乎跟模具不对应。

　　半路上，车出了故障，车胎有异，我们找了个修车铺停下，希望暂时能够整修一下，跟修车人闲聊时，知道这个人从江西修水来--居然很欣喜，问他是哪个镇哪个村的。“漫江。”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再聊，便知他的家人都在老家。

　　“出来打工真有这么忙，连回家的时间也挤不出？”

　　“时间？我们有的是时间，可是没钱。”

　　“一年回家两次都办不到么？”

　　“你们有钱人说话怎么这样，一年两次，来回要多少钱啊，反正家里人都好，回去也没事干。”

　　我很快闭嘴。是的，我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对于家的眷念？但是，我真不敢说，这样无望等待的日子一定最适合刘群英，很多个刘群英她们，比亲情更重要的还有什么？钱是首位的，或者说他们觉得该完成的家庭模式已经完成，有儿有女，剩下的就是如何打发时间，从漫长的时间中汲取生存所需的钱财，如此而已。

　　记录刘群英生活图景时，我脑海里不断回想起那次，参加省作代会期间，从贵州支教回来的一位老师姓马，充满关切和善意，对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她得知我在关注留守妇女，担忧地劝慰我，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她们的日子有多么苦多么苦，“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在镇里村里待了两个月，觉得她们的生活还是蛮幸福的，有活干就去干活，没活干就打打牌，跳跳舞，不是很好的吗？”我坦言自己不只是关注物质层面，我想探究的是她们的内心世界。马老师很诚恳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评说她们的生活，谁说她们这样是错的呢。”

　　当然没错，这便是活着。过去很久，刘群英那头灰白的头发一直在我脑海闪现。诗人白连春写过一首诗，《农民四十岁，已经是老年了》，借用这首诗来结束本文。

　　农民四十岁，已经是老年了

　　脸上的皱纹满了，头发全白了

　　背也驼了，十六岁的女儿

　　去城里打工，已经多年没有消息了

　　十三岁的儿子也偷偷跑了

　　农民四十岁，已经是老年了

　　比他身上的衣服更老

　　他的心打满了补丁，但是谁能够看见

　　他想去城里，即使扫大街和厕所

　　他也愿意。妻子昨天，走了

　　去找女儿和儿子了

　　妻子要和孩子在一起

　　而他必须留下，留在乡下

　　这个人越来越少的村庄

　　这块贫穷的土地。这土地埋着他的

　　父亲和母亲，还埋着他童年的梦

　　天在天上，地在地上

　　一把锄头把农民扎在天地中

　　时间痛着，不知道怎么消化这根老骨头

　　张春梅：我信主，只有他懂我的苦

　　这次到夏邑乡村，我借住在孙大叔家，跟孙大叔的母亲住一个屋，我喊她奶奶，奶奶八十五岁了。三角形屋顶，木头椽子，黑瓦，红砖，一杆天线从屋顶伸向天空，蛛网状的铁杆上，停着一只小鸟，看不清面目。我长久地跟它对视，似乎是有感应的，它一直没有飞走，似乎就为了等到我这个江南过来的女子。

　　下午，大叔用电瓶三轮车载着我去了村子转转，不期然地，我看到一个教堂，确切地说，是另一间中原特色的房子，一样三角形屋顶，长方形屋子里，摆满了长条靠背椅子，椅子的空隙间，另外加了一些长凳子。

　　两扇院门敞开，院门两侧是一副对联，“为要拯救罪人，基督耶稣降世。”右边墙上，挂着一大幅宣传招贴，“反邪教宣传警示墙”，左右两侧分别是两行字，左侧是：依靠科学身康体健，远离邪教幸福永远；右侧是：根除邪教刻不容缓，人人参与净我家园。入内，宽阔的院子里，坐满了信徒，高矮不一的凳子上，全都是人。一眼看过去，大都是妇女，我用心数了数，大约坐着五十来个妇女，七八个男子。男子看上去年龄上参差一些，有五十来岁的，有三十来岁的，还有七十来岁的。右边厢房里，四五个孩子坐在桌上玩游戏。院子左边是厨房，两口大锅已经搬到院子里，十几个妇女在忙碌着，准备中饭。地上放着四五个冬瓜，绿葱，两篮子豆腐，据说，这些都是信徒自愿奉送的。

　　院子里搭了一个台子，电视机里直播着讲道的场景，一个年轻的讲道者生动地讲述着什么，有浓重的河南口音。我能听清楚她在说：把你的悲伤全部说出来，说给主，不隐瞒……

　　院子里的信徒默默无语，他们大都低着头，这会儿已经在祷告了。穿过院子，我从边门进到里间，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信徒在虔诚地祷告，大约两百多。他们已经站立，真诚地祷告。我退出来，却见两个女孩在嬉闹，其中有个女孩穿着连衣裙，胖嘟嘟的，额头的刘海用一个粉色的夹子往头顶夹起来，浑身透着洋气。另一个女孩看起来明显地消瘦，脸上有零星雀斑，白色的上衣，衣襟处有小片淡黄的污渍。

　　我们蹲在地上闲聊，胖女孩叫孙娇燕，说着当地方言，也接近普通话，可是听着有些费力。她上三年级，喜欢语文，不喜欢数学，喜欢语文是因为可以写作文，写过的作文很多，得分最高的是一篇赞美家乡的作文《故乡美》。在我的要求之下，她凭着记忆背了两句给我：我的家乡在桥楼，那是一个美丽富饶、土地肥沃的地方。秋天的时候，大豆成熟了，一片金黄……最后一句是这么写的：我爱我的故乡。

　　我笑着问她，你觉得家乡真有你写的这么美吗？她点点头，又摇摇头，说，爸爸妈妈不在家，她要跟着奶奶去地里抗旱--她不喜欢这样的日子。“我喜欢守礼拜。”她说，因为一到礼拜天，奶奶便放下农活，来到教会，她也可以到这里来玩。

　　孙娇燕因为说不准普通话，常常被妹妹耻笑，妹妹跟着父母去了外地，“我妹妹从小就在外地生活，她会说普通话，在外地不说普通话，人家笑话。”孙娇燕说。

　　消瘦的女孩名叫罗茜茜，她出生在天津，五岁时，妈妈又生下一个弟弟，便把她送回家来，跟姥姥姥爷住。说到天津，茜茜有着无限的向往，说那边有海--可是她没有过去海边。爸爸妈妈一直答应带她去看海，一直到送她回来，也没有看到。“海底有珊瑚。”茜茜说。

　　我想给她们拍照，她们显得很羞涩，又好奇，欲迎还拒的状态，躲到玻璃门后面，对着相机打手势。

　　“我们信主。”茜茜说。

　　我们聊得很投机，从课文聊到小麦，聊到大米，两个女孩心怀好奇，当我告诉她们杭州这个地名时，孙娇燕抢先说话，“杭州有个西湖。”问到她们是否看课外书，两人都摇头，说家里没有书。教堂内已经开始唱诗歌，整齐的声音传出来，我们开始沉默，忽然院子一侧一个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便有声音喊，茜茜赶紧起身过去，我看到她牵过一个小男孩的手，走到院子外面去。孙娇燕告诉我，那是茜茜的弟弟，“她妈妈又生了一个弟弟，就把她大弟送回来了。”

　　没多久，茜茜带着她弟弟进了院子，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小罐子，拇指一般大小，里面是五颜六色的小颗粒，细微的海洋球，我问这东西多少钱，茜茜说五毛。弟弟熟练地咬开皮罐子，仰头倒了几粒颗粒，咂吧咂吧地吃起来--简直在吃颜料，乡村零食总是叫人担忧。

　　这个叫不出名堂的零食，在这里很受欢迎，地上，角落，散落着吃空了的小塑料罐子。没有商标，没有说明，只有一个被掏空了的浅白灰色的塑料壳子。孙娇燕拿脚在踩一个壳子。

　　唱诗结束，开始讲道，我试图找个空位坐下，无果。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人，他们专注，一门心思。院子里，一个白铁皮大桶边上，我找到半张空着的木头凳子。一个妇女低着头，一本圣经摊开在腿上，身边一个五岁的女孩，窝在妇女的胳膊底下。我悄悄坐下，试图对着妇女笑一笑，表示友好。她太专心了，一直没有抬头，身边的女孩早就按捺不住，开始闹情绪，先是嘤嘤嗡嗡的声音，后来便焦躁起来。这时妇女才惊醒过来的样子，腾出一只手来摸摸女孩的头，女孩顺势便要哭闹，妇女也不责怪，只是附在女孩耳边说了什么，女孩显然不愿听--她已经等得太久了。这个聚会从早上七点半开始，一直到眼前的十点半，三个小时，她一直跟着妈妈身边，她听着完全陌生的圣经，她想挣脱，却又不知去哪里。

　　我记起带了两个乒乓球，掏出一个递给小女孩，小女孩接住了，妇女才发现我在身边，笑笑说，感谢主。便把圣经往我这边送，好让我看得到上面的字，我用眼神搜索，不知已经讲到何处，妇女拿手指在一处指了指，我们对视一眼，会心地笑了笑。

　　好吧，我承认，我是带着目的去的教会，我试图了解什么。比如，在这个小自然村，作为行政级别上来说，最小的村落，何以会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听从一个声音，把内心的荒僻说出来。趁着她对我有些许好感，我开始跟她搭讪，问她是不是全家都信主，她看看我，似乎有些惊讶，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从浙江来，她一听到浙江，便多了一份热情，说到过浙江的富阳，曾经在富阳建设村打工--话题便这么打开，我拿出身份证递给她，她欣喜地指指身份证上“富阳”两个字，笑说，就是富阳。

　　她叫张春梅，今年40岁，丈夫在山东建筑工地打工，三个孩子，大儿子14岁，在镇上读初一，二女儿12岁，跟她姥姥住，带着的这个女儿五岁，一直跟着自己，在村里住。

　　张春梅第一次进教堂是在春天，那时，她还没有生下最小的女儿，丈夫在富阳建筑工地做杂工，她被思念逼迫着，无处诉说。白天忙碌着时间过得很快，一到晚上，便觉得“过不去了。”中原难得下雨，干旱严重，即便如此，张春梅依旧喜欢晴朗。因为“一到下雨天，坐在屋子里，看着院子里的积水，不知道要去哪里，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张春梅说，丈夫在家的时候，一到雨天，也就看看电视，其实也很无聊的。但是，他是在家的，家里是有人气的。有个晚上，张春梅憋得慌，二女儿从姥姥家回来，不听话--二女儿出生六个月，张春梅急急地给断了奶，送到六里路外的姥姥家。“这孩子跟我不亲，就亲她姥姥。”孩子难得被接回来住，到了晚上，却还要回到姥姥身边去，二女儿已经完全疏离了父母。张春梅有些气恼，抓了一把高粱做的扫把横腰打过去，不料打到了背脊骨上，孩子哭得厉害。张春梅说，“真想死了算了。”

　　母女俩都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后来想想，一定是主，主让我哭，因为他来了，他眷顾我了。”邻居妇女进来，这个叫罗乔英的女子是个基督信徒，在这个雨天之前，罗乔英从来没有得到过张春梅的认同，那些年，罗乔英无论在庄稼地里，还是在饭桌上，说得最多的是三个字，“感谢主。”

　　“以前我不明白，我软弱，没有遇见主，所以我不喜欢罗乔英。”罗乔英进来，拿起扫把清扫院子里的积水，张春梅冷冷地坐着，不搭理她。罗乔英井井有条地扫干净院子，把晾在绳子上的湿衣服收下来，重新洗了一遍，再把衣服晾晒在屋檐下，做完这一切，罗乔英默默地离开了院子。

　　“她没有跟我说一句话，可是，我的心却像是得到了安慰，真的，我像看到了主，罗乔英一定是主派来救我的。”第二天，天蒙蒙亮，张春梅先去了地里，拔草，清理沟渠。中午回来的时候，孩子在院子里坐着，很安静，“我放下担子，拉起孩子，一路赶着去了罗乔英家。”罗乔英似乎早已预见了这一切，她正捧着圣经在读，“罗姊妹她不识字，可是她在读圣经。”张春梅拉着女儿，跪在罗乔英跟前，罗乔英收起圣经，看了看天色，说，走吧，去教会，那里有很多兄弟姊妹，“以后你就不会哭了，就算你哭，也是因为见着了主，因为主的恩典。”

　　那是张春梅第一次到教会，她胆怯，“如果软弱，就遇不到主，也得不到主的恩典。”张春梅欣喜地发现，一本厚厚的圣经，居然就是她的依靠，她的安慰。没过多久，丈夫在工地受伤，不能坐车，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张春梅，坐了两天汽车，到达这个江畔小城富阳。一切都很新鲜，整洁的街道，时尚的服装。她在医院服侍丈夫，她心存感激，她成心喜欢上了这里，“因为那里也有一个教堂，不过，我没有走进去，我软弱。”

　　丈夫的身体恢复之后，张春梅在建设村一个小厂找了一份工，一直到再一次怀了孩子。孩子出生后，丈夫打工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他即将奔赴另外一个工地，在上海。张春梅带着两个月大的孩子，回到了村里。这之后，张春梅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她每天的农活都干得“得劲”。农活之余，她就读圣经，“我上到中学，心里想考大学，可是，读着读着就没劲了。”跟张春梅的同龄人相比，她算是读到高年级了。“同学听到我要读大学，有人笑话我，也有人支持我，可惜我没有坚持。”

　　“那么，你还是后悔了，要不然，你就是一个大学生了嘛。”我莫名其妙说了这一句，谁知张春梅很快反驳，“我不后悔，我有主。”

　　张春梅一边跟我说着这些，时不时还会抬头看电视机，电视机里换了一个年轻的讲道者，正在说着圣经。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天，跟圣经无关，张春梅似乎有些过意不去，打个手势让我不再说话。她的思绪很快又进入了情景之中，合着教会的节奏，听道，祷告，唱诗。

　　这中间，两个女孩走到我身边，把我拉起来，说去看一个地方。我跟着她们出了院子，院子外面一侧地上，无数的蚂蚁正在搬运东西，这些蚂蚁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只为了一小片白面馒头，它们齐心协力地往一边搬运，顺着它们的足迹，一条黑色的蚂蚁线延伸到草丛深处，又从草丛另一边出来，进了墙缝。我们蹲下来，孙娇燕问我这些蚂蚁到底要搬到哪里去，墙缝是它们的家吗？我没有办法回答，想了想，说，它们也许住在主的屋子里。罗茜茜看了看我，似乎有些疑惑，她忽然就认同了，说了一句叫我震动的话，“姥姥说，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就是蚂蚁。”

　　我顺着茜茜手指的方向往院子里看，茜茜的姥姥席地而坐，“姥姥为什么不坐在凳子上？”我有些好奇。

　　茜茜摇摇头，对此，她似乎已经习惯，孙娇燕给补充一句，“她姥姥每次到教堂，都坐在地上。”

　　“姥姥说，那是马槽。”茜茜忽然说。

　　孙娇燕问我是否知道马槽的故事，我点点头，想了想又摇摇头，不想扯得太远。我把话题引开来，问她们是否会唱诗，她们点点头，我站起来说，听，开始唱诗了，走吧。

　　再一次进入院子，张春梅却不在凳子上坐着，我想她大约进到屋子里去了吧，我打算离开。整个教会沉浸在诗歌之中，“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慈声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化瘀，你光照显明……”，唱诗完毕，又恢复讲道。

　　我拿眼在院子里寻找，才发现张春梅站在一个白铁皮桶前面，嘴里念念有词，她在祷告，不知在说些什么。在她的身边，一个男信徒，也闭着眼在念叨，他们神情安详，似乎完全不在这俗世。铁皮大桶旁边，女孩疲乏地要求妈妈抱她，她抓住妈妈的手，拉她拽她。张春梅腾出手来，轻轻抚摸女孩的头，女孩没有片刻的安宁，只是要求妈妈离开。

　　我站在院子门口，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妈妈的专注，女孩的纠缠，看着看着，泪水模糊了双眼。大约七八分钟的样子，张春梅结束祷告，她神情落寞，却没有我想象中的安静，她抬眼看到我跟她挥手，抱起女儿走出来。我问她刚才在干什么，“祷告，跟主告解。”那个引她入门的姊妹罗乔英在医院服侍婆婆，不能前来听道，她委托张春梅替她祷告。

　　我问，祷告有些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