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拔的白樺——記著名詩人、劇作家白樺先生

　　我喜愛白樺先生的名片，毛筆書寫的名字上方是一幅木刻的白樺樹。當然，我更喜歡這位老人，因為他如白樺樹那樣挺拔。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演由白樺編劇、藍天野執導、濮存昕等主演的大型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兩個月前戲票就告售罄。二十六日「越冬的白樺」——白樺詩歌朗誦會在上海圖書館報告廳舉行。著名表演藝術家秦怡、藍天野、濮存昕等登台朗誦。當在演出和朗誦會結束，白樺先生被輪椅推上台時，全場起立，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從血與火中走來

　　白樺是誰？海峽彼岸的朋友們一定要問。

　　白樺介紹過自己的身世，那是他在香港城市大學所作的題為《八十年一夢》的演講時。也許是為了向香港的同學們介紹背景，他的陳述比乾巴巴的履歷要形象得多：

　　「我出生在一九三〇年。

　　八歲，我親眼看到抓魚遊泳的小河被日軍當做屠場，玫瑰紅的河水在我腳下流過。

　　十歲，日本憲兵從我手裡搶走我的父親，我一輩子都懊惱自己的膂力太小。父親被關押、被拷打、被活埋。

　　十一歲遠走他鄉，半工半讀。我堅信我是在為復仇積蓄力量。

　　十六歲參加學生運動，我堅信我是在為國家的獨立富強而呐喊。

　　十七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堅信我是在為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戰鬥。

　　十八歲，我在淮海戰場大雪和炮火覆蓋的塹壕裡，咬破右手中指，寫了我的入黨申請書，我堅信我是在為世界上最神聖的事業而獻身莊嚴宣誓。

　　十九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隨軍踏上中山先生的鄉土，情不自禁地大聲喊道：孫先生！革命已經成功了！我堅信中國革命真正是徹底成功了！

　　二十一歲，進入文壇，我堅信我的作品是嶄新的、革命的文學。

　　二十五歲，僅僅因為送給胡風一塊大理石硯台，被隔離、批判、審查八個月，我堅信是自己犯了嚴重錯誤，因為胡風是反革命（雖然我一直都把他當做「歌德派」，他也確實是「歌德派」）。

　　二十七歲，僅僅是說了一句要允許文化人具有個性和自己在文藝上的愛好，文化人的協會不應當是衙門，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二十多年沒有發表作品的權利。我堅信黨和毛澤東沒有錯誤，錯誤在於我自己。

　　三十六歲，以我的全部作品作為罪證，被隔離審查七年。我堅信，連郭沫若都自輕自賤，賭咒發誓自認罪名，我算什麼。......」

　　文學的求真之路

　　就是大陸的讀者與觀眾，盡管六十歲左右的人還有讀過他的長詩《孔雀》、《鷹群》，看過他的小說《媽媽啊，媽媽》、《遠方有個女兒》，看過他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和他哥葉楠合作的《甲午海戰》等，但對他的瞭解，還是在「文革」之後。

　　那是在「文革」剛剛結束後，盡管一九五七年的挫折使白樺發誓放棄文學，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筆記、日記全都毀掉，扔掉所有的筆。「但是，漫長的黑夜過去，風浪稍稍平息，我這個天真的苦戀者，又把我終生不渝的戀人——文學，緊緊地擁抱在懷裡。」

　　他想到中共高級將領賀龍早年講述過的經歷，只用了一周的時間就寫出了一部話劇《曙光》。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發生在湖北洪湖地區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極為相似的歷史事件，白樺試圖用事實來探究這種惡性循環的原因。但此劇的上演並不順利，他為了這部作品的上演，奔走了一年，為了爭取各級領導人的理解，他向許多人一對一地朗誦劇本，向當年的紅軍將領、劇院演員、戲劇學院師生朗誦劇本。一九七七年秋天，甚至請還沒有復出的羅瑞卿來觀看內部演出。坐著輪椅的羅瑞卿對如此真實揭露三十年代中共黨內極左災難的戲劇先是十分困惑，他曾經在紅一方面軍擔任過保衛局長，他坦白承認：「那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做的……生活的真實是一回事，編成戲演出又是一回事，演出會產生什麽效果，不知道。」他回去以後陷入沉思，深夜給劇組打了一個電話，說：「我想了很久，覺得是可以公演和應該公演的。」有些高級將領在劇終時痛苦得捂著眼睛逃出劇場，他們都承認它的真實，但又接受不了它的真實。於是，在做了很無奈的重大修改以後，《曙光》終於正式公演。但同時，一篇題目是「《曙光》無光」的批判文章，也正在緊鑼密鼓地撰寫。一位在「文革」中和他關在一起長達七年的畫家朋友，給他發來電報，勸他：求求你，自動撤回你的劇本吧！難道你經歷的苦難還不夠嗎？但他沒有聽從勸告，沒有撤。

　　接著就是一部一九八〇年攝製完成的影片《今夜星光燦爛》，有人以可笑的理由硬說這部作品宣揚了人道主義，描寫了戰爭的殘酷。在編劇、導演、演員堅持不同意的情況下，強硬地任意刪減之後才得以和觀眾見面。同時在報上展開公開批判。

　　這兩劇的遭遇使白樺深深地認識到：文學的求真之路依然是荊棘叢生！

　　苦戀者的《苦戀》

　　等待著白樺的更大的暴風雨是對《苦戀》的批判。

　　他在一九七九年的央視春節晚會上朗誦了一首題為《春夜的歌》的詩，我們至今還記得他含著淚水的畫面。其中有這樣的句子：「不要再惋惜已經流逝的年華，/不要再歎息被扼殺了的青春，/青春怎麽會死去呢？/她姓勇敢，名叫鬥爭！/還有：/我們花費了兩年的時間，/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就鋪下了長遠長遠的堅實的路基，/雖然有些枕木還不那麽平整。」那年早春，他在《十月》雜誌上發表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同年冬天，他又在全國第四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的發言，在《人民日報》發表以後，國內外許多媒體都作了報導。胡耀邦看了這篇講話後，讓人轉告他，他對白樺的大部分觀點都表示認可，只是覺得其中第三部分談到知識分子的安全問題，他認為大可不必憂心忡忡。然而正如白樺所說：「我當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後來的事實證明我並非多慮，而是他過於大意了。」

　　僅僅過去一年，當一九八〇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把《苦戀》更名為《太陽與人》攝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審期間，軒然大波頓時掀起。據外電報導：中國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憤怒要求嚴懲劇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還鄉，勞動改造。個別人的主張尤為極端。有些人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說成是「炮製反動電影《苦戀》的黑後台」。這樣一來，一部再現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電影的問題就上升為政治問題了，中國知識分子憑籍歷史的經驗，完全能嗅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

　　劇本寫了畫家淩晨光一生的遭遇。在舊中國，少年淩晨光雖家境貧寒，但很有才華，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時，被抓壯丁，被船家女綠娘搭救，彼此相愛。後來，淩晨光因反對國民黨被特務追捕，逃到國外。在美洲的某個國家，他成為著名的畫家，綠娘也來到美洲，有情人終成眷屬。祖國解放後，淩晨光夫婦返回祖國。在輪船駛入祖國領海看到五星紅旗之時，他們的女兒降生了，並取名為「星星」。回到祖國享受了短暫的快樂時光後，十年「文革」浩劫來臨，淩晨光一家的命運墮入谷底：全家人被趕到沒有窗戶的昏暗斗室，在淩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星星覺得在這個國家已經不能容身了，決定和男朋友到國外去。淩晨光表示反對，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淩晨光無法回答。此後，淩晨光被迫逃亡，成為一個靠生魚、老鼠糧生活的荒原野人。劇終時，雪停天晴，淩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經燃盡，他用最後一點力量，在雪地裡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曰，《解放軍報》發表了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認為《苦戀》「散布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是「借批評黨曾經犯過的錯誤以否定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決不是愛國主義，而是對愛國主義的侮辱」，「它的鋒芒是指向黨，指向四項基本原則的」。但文化部對此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隨後，《北京日報》、《時代的報告》、《文學報》、《紅旗》以及白樺所屬武漢軍區所在地的機關報《長江日報》、《湖北日報》，也發表了對《苦戀》的批判文章。自上而下全盤否定。

　　面對如此來勢凶凶的陣勢，以至於已是大學生的兒子還向他媽媽提出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別人家裡的文化大革命都結束了，為什麼我們家的文化大革命沒有結束呢？」

　　所幸，歷史在此時已不再重複，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再也接受不了這種批判。讓白樺寬慰的是，當第一篇批判文字鋪天蓋地出現於報端和電視屏幕上的時候，幾乎同時，聲援他的電報和函件如雪片般飛來，某些刊載批判文章的報紙收到的質問信件要用麻袋來裝。他們都是來自弱勢群體、和白樺素不相識的人。一位蒙古小姑娘來信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歷經坎坷的作家，如果你無處投奔，熱誠的歡迎您到我們草原上來。我們的氈房裡有屬於你的一張毯子，我們的氈房裡有屬於你的一雙筷子。」白樺說：「我讀到這兒，淚如湧泉。這就足夠了！足夠補償我經歷的所有苦難。」「我堅信：中國人開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腳了，雖然拔得很辛苦！」

　　耀邦投下一著棋

　　在這緊要關頭，剛剛結束了因病休養的胡耀邦同志，於五月十七日緊急會見了中宣部、文化部、廣播局、全國文聯負責人，談《苦戀》批判問題。對平息這場風波，解除這場「圍剿」投下了一枚棋子。胡耀邦顯然對在他病休期間發生的批判《苦戀》事件持不贊成的態度。一直頂住壓力，只字不提批《苦戀》的《人民日報》在六月八日發表了署名顧言（顧驤）根據胡耀邦講話精神所寫的評論《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立即為國內外關注。敏感的世界各大主要通訊社、外媒駐京記者都在當日報紙出版的第一時間發了消息。

　　九月二十五日，胡耀邦在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對當時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說：「《苦戀》的事應該了結了，你和白樺熟悉，能不能寫封信給他，請他給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為文藝討論，表個態就行了。」

　　十月十三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了剛剛從巴黎國際筆會回來的巴金。一見面就問：「巴老！你看過我的文章嗎？」巴金回答說：「沒有。」胡耀邦說：「我的文章本來把批《苦戀》應該結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氣不順，我只好把這樣的意思擺在後面。你在文學界德高望重，應該給中青年作家以正確的引導。」巴金沒有順應胡耀邦當時非說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藝家受了多年的磨難，應該多鼓勵，少批評。特別是對那些有才能、多產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樺等。」這時，正在用電影攝影機拍攝的記者祁鳴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發現自己在流淚。祁鳴說：「按過去多年來的習慣，不管你是多麽有名的文藝家，在傾聽中共高級領導人說話的時候，你只能唯唯諾諾，而不敢表達自己的觀點，巴金卻胸懷坦蕩地為文藝家大聲呼籲。」白樺在多篇文章中寫到此事。

　　然而，在這同時，有的領導人指出，思想戰線的領導「存在著渙散軟弱狀態」。《文藝報》要寫出高質量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這篇講話後作為文件下達時雖然經胡喬木按自己的記錄在語氣和用詞方面進行了修改，比原話緩和很多。於是遂有唐因、唐大成執筆，歷時三月寫出的《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先由《文藝報》發表，再由《人民日報》轉載。胡耀邦在見到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文藝報》主編張光年時說：「《文藝報》的調子太高了！」當張光年反問他：「這調子是上面定的呀……」他也只好啞然一笑。胡耀邦當然也知道，即使這樣，也還有人（而且不是一般人）認為火力不夠猛烈。與此相呼應的是白樺在無奈之下，以給《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寫信的形式，做了一個檢討的姿態，兩報先後刊登，算是給批判者的面子。胡耀邦在關鍵時刻投下的一枚棋子，暫時平息了批判《苦戀》的風波，為維護中共的形象起了積極作用，但是，耀邦本人卻為這著棋付出了代價。

　　歎息也有回聲

　　……我只不過總是和眾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身不由己地哼幾句歌。/有時，還會吐出一聲長歎，/沒想到，歎息也有風暴般的回聲！/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瀉的呻吟，/因為愛和被愛而如同山雀一般的歡唱；/痛苦莫過如此了，/必須用自己的手去掐斷自己的歌喉。——白樺的《歎息也有回聲》這首詩可以說是他當時的內心活動以及那種「痛苦」。盡管批判《苦戀》的風波是平息了，但白樺的頭上卻戴上了「透明的帽子」。各報刊都接到沒成文的「通知」：不能採訪白樺，不能發表白樺的作品，甚至連白樺的名字都不能提到。無論換多少領導，這個「透明的帽子」都存在。依記者的記憶，數年間只有香港鳳凰衛視播出過對他的採訪。然而，戰士性格的白樺不在乎這些，他並沒有放下他那重新拿起的筆。而勇敢的編輯也沒懼怕那無形的「封殺令」。

　　一九八二年春天，白樺奉命到滇南前線參加中越邊界反擊戰，當他趕到老山陣地的時候，雙方已經停戰。此後，昆明軍區安排他沿著邊境進行一次長途訪問。他寫了小說《一個漁把式之死》。小說寫了一個極端自信偏執的老人，他永遠認為所有的捕獲，全都歸功於他一人的智慧、辛苦、經驗和勇敢。終日為身後大業難以為繼而憂心忡忡。歲月不居，眾多的鸕鶿次第老去，僅餘一只老鳥，依然伴他每日晨起解纜出征。一天，他和幸存的一只老鸕鶿終於把他們的宿敵——一條巨大的鳡魚俘獲。但代價是他和魚以及老鸕鶿的三敗俱亡。老人瀕死時仍然以為他的死去就再無歷史可言了。他至死都不明白，其實，他的全部本領都在於江上踏舟弄潮、役使鸕鶿而已。

　　一九八二年，北京人藝話劇表演藝術家藍天野從演員轉行做導演，他邀白樺給他寫部話劇。白樺欣然答應，寫了《吳王金戈越王劍》，說的是人們都很熟悉的越王勾踐和吳王夫差的故事。以往人們所強調的往往是在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艱苦奮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司馬遷都曾經給予勾踐以很高的評價。但是，歷史明明還記載著在勾踐身上體現出的人性的卑劣，卻經常被人們所忽略。人們看不到越國上下復國的目的卻是絕對不同的。勾踐的復國是恢復王位，民眾復國恢復的才是越國，才是越人的尊嚴。可是，越國滅吳之後，歷史給越國民眾展現的是一幅怎樣的畫面呢？李白有詩為證：「越王勾踐伐吳歸，義士歸來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如今只見鷓鴣飛。」人們為白樺捏了一把汗，怕他再次招致「影射攻擊」之嫌。這部話劇在一九八三年演出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禁演，再復演。好在這一次，所有人都對白樺和他的作品保持了寬容，不再認為針砭時弊是對國家的冒犯。白樺說：「作品如果沒有自己的思索也許就風平浪靜了，但是，沒有自己思索的作品又有什麼意義呢？」他在談創作初衷時這樣說：「我之所以不避借古諷今之嫌，選擇一段古代歷史來寫，首先是那一段歷史的一些人物吸引了我，那一段歷史的思想光輝超越了它的時代，而具有普遍意義。我們不能一看見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就疑心它是現代才會有的。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大國，它的精神財富至今都沒有完全被發掘、被認識。」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北京京西賓館禮堂開幕。胡耀邦等領導人和作家們合影留念，以往白樺總是願站在最後一排，此次卻一反常態，他要站在前排，目的為了讓胡耀邦進來的時候看見自己。果然，胡耀邦徑直向他走來，和他握手，因為場上人聲喧嘩，胡耀邦連續幾次問白樺在寫什麽，白樺第三次回答他，他才聽清。後來這張照片在國內外的報紙上發表，引起了很大反響，海內外很多朋友紛紛來電、來信，以為知識分子的境遇會好起來。結果，僅僅一年，在新的一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讓人感到既突然而又意外的是胡耀邦被辭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再次「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與世長辭。

　　滄桑歷盡 癡心不改

　　一九八七年四月，白樺整整一個月都在滇西北一座邊城裡，每天黎明即起，寫一首詩，三十天寫了三十首。當《上海文學》的編輯周惟波看到《四月》這組詩時，他感到驚奇：「你居然能夠輕鬆若此，閒適若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白樺戲謔地對他說：「是嗎？我希望你靜下心來再審閱一遍。」第二天，他給白樺打電話，在電話中他只朗誦了《四月》裡的四句詩：「晴朗的天空或烏雲覆蓋的大地，/對於現在的我來說全都一樣。/因為我正走在四月的盡頭，/驟然冷凝的心境一片雲水茫茫……」白樺成了那個時代文化界不可回避的重量級人物，他的作品甫一問世就會引起高度關注，在思想界和知識界引起熱烈討論。

　　一九九一年，白樺寫了長篇小說《哀莫大於心死》。一九九二年出版後，與白樺在二十五年前僅有一面之緣的法國漢學家樂易凡女士，就一定要無償的翻譯這本書。為翻譯這本書，她整整投入了兩年多的時間和心血。而出版後，她沒得到一分錢的報酬，只得到二十五本樣書。她把二十四本送給了巴黎有影響的人物，自己只留一本作為紀念。

　　二〇〇六年月，白樺在《上海文學》發表了小說《藍鈴姑娘》，那期刊物居然全部售罄。小說寫的是六十多年前，他隨軍進入雲南時所見。那時少數民族地區的頭人，手裡都握著兩件法寶：愚民和死亡恐怖。有了這兩件法寶，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那些綠色山谷領地裡，統治著他們的沉默的「娃子」。頭人後裔對他們家族逝去的輝煌津津樂道而回味無窮。白樺說；「我不是歷史學家，我是生活的經歷者、觀察者、思想者。在多年的經歷、觀察、思想之後，一個姍姍來遲的女性向我走來，她就是藍鈴姑娘。」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當白樺在上海書展為中短篇小說集《藍鈴姑娘——雲南邊地傳奇》簽名售書時，讀者蜂擁而至，兩小時就把預先準備的五百冊全部買去。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作協借白樺八十歲之際，研討其作品。《文學報》用兩個整版所刊出的他的長詩《從秋瑾到林昭》獲得一致好評。長詩的題目與開篇就讓讀者的心猛然抽緊了：「除非讓我死∕不，即使是死，我也不會忘記你∕我的靈魂會把記憶交給懸崖峭壁∕以化石的方式流傳後世。……」這首白樺歷時十年打磨而成的「血淚之作」充滿深情與憂患。百年中國的兩位美麗而剛毅的女性：一個曾用「那雙白皙的手引爆雷電/使得紫禁城內外一片狼藉」的秋瑾，一個「在絕對禁錮中探索思想/在完全孤獨中追求自由」的林昭。她們猶如兩座巍然的豐碑矗立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精神巔峰和思想高地！如果說，秋瑾是用自己的鮮血和頭顱來推翻腐朽的國家政體，那麼，林昭則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衝破思想牢籠，「偏偏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觀察被封鎖、被凍結的大地」。

　　詩人屠岸在讀了這首長詩後說「《從秋瑾到林昭》所代表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國人的最高良知，是人類靈魂的最終顫動！就這首詩所達到的思想高度和藝術深度而言，它抵達到一個幾乎空前的水平。」他致信給白樺道，「我深切地感到，《從秋瑾到林昭》將在中國的新詩史——不，中國新詩——上，占據重要地位。作為一名讀者，如果他的血還有一點熱度，如果他的心還有一點紅色，那麼他讀這首詩時，就不可能不流眼淚，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自省！」

　　這首長詩，篇幅多的是林昭，分量重的自然也是林昭，而且集中於「思想自由」這一題旨。白樺認為，「林昭比秋瑾要艱難得多/林昭比秋瑾要孤獨得多」，因為「她發現/大多數中國人的眼眶裡都沒有眼珠/億萬人只能瞪著空洞的眼眶/按照一雙眼睛來認知世界」。賀龍之女、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賀捷生在研討會上致辭說：白樺很敏感，因為敏感，所以他比常人得到過更多的快樂，也比常人得到過更多的痛苦；面對美好未來，他有比常人更高的希望；面對艱難時事，他有比常人更多的憤怒。「憤怒出詩人」，一個中國詩人，一個經歷過那麼多坎坷的中國詩人，能活到八十歲，尤其不容易。但是他活到了八十歲！他所以能活到八十歲，首先應該歸功於他是一個樂觀的人，瀟灑的人，溫和的人，也是一個堅強的人！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一日，上海《文匯報》副刊《筆會》刊登了白樺的兩首短詩。立即在文化界人士中引起強烈的反響，許多人一大早就向白樺發去祝賀的手機短信。因為在二十一年前，據說上海有位領導人指責過《文匯報》在一則消息中裡提到過白樺的名字。僅僅是一句話，使得上海很多報刊不能出現白樺的名字，更不敢發表白樺的作品。整整二十一年！這次是主編劉緒源為衝破禁區的一次嘗試，居然成功了！這是民心，這是民意！但遺憾的是無人知道這頂「透明的帽子」是何時摘去的。

　　負傷的鳥的歌唱

　　與白樺先生相濡以沫的愛妻、從《武訓傳》時就已聞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王蓓女士，在二〇〇八年不幸得了阿爾茨海默症，她不聲不響跟著白樺先生的旁邊參加社會活動，微笑著與人們打招呼，然而她的記憶一片空白。這也好，把那些沉痛的回憶早點丟掉也好。但在兩年前，白樺先生自己也生了重病，可他仍在戰鬥。二〇一四年《吳王金戈越王劍》在北京復演時，他還專程赴京，藍天野先生推著他的輪椅上台向觀眾致意。二〇一五年，這台戲在上海演出時，他多次出現在排演現場、新聞發佈會、接受電視台專訪。

　　十月二十六日「越冬的白樺」——白樺詩歌朗誦會最後，白樺坐著輪椅登台亮相，台上響起其晚年的作品《一棵枯樹的快樂》。這是他在得知眾多老友籌備這場詩歌朗誦會後，專門寫下的一段文字，其中寫到：「我因為腰椎挫傷兩年臥床，像一只受傷的鳥，在樹枝上仰望晴空，渴望鳴唱。突然，我得到一個信息：朋友們要為我籌備一個屬於我一個人的節日。那就是白樺作品朗誦會……我想起了一個雲南彝族的傳說：一只負傷的鳥沒有了歌聲，只有呻吟，許多鳴禽聞聲飛來，圍著它晝夜高歌，一直到負傷的鳥恢復了歌唱。我想，我大概就是那只負傷的鳥，也會重新振翅高歌嗎？朋友們的盛情替我作了回答，會的。」

　　我們都大聲地對白樺先生說：會的！

　　樓乘震

　　退休記者，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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