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与奥运的今天和昨天

　　细究起来会发现，其实全运会的诞生与奥运会有着微妙的关联。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的含义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相当于今天的全民健身。直到1952年，为准备赫尔辛基奥运会，中组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从各地选拔出一批在群众体育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年轻人，进入中央特训班，竞技体育就此走上台前。

　　9月7日，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投票选定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等待投票结果的那几个小时，正是北京从夜半到凌晨，但微信上动静不断。候选的是三个外国城市，却依然有不少人愿意为此不眠，守候那个看上去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结果。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对奥运事件格外关注，投票那天有近两千名各国记者云集会场周围，我身边十多个直播报道点灯光齐明，不同语言在我耳边萦绕盘桓。一位土耳其记者身披国旗，在伊斯坦布尔宣告出局时潸然泪下。是的，奥运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大事件。

　　就在国际奥委会投票的同时，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正在举行她的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不管有多少人对它微词不断，甚或诟病、唱衰，但有一点你得承认：中国在奥运会上竞争力日益强大的过程中，全运会功不可没。实际上，在对全运会的批评声中，有不少存在明显的常识和逻辑硬伤，最典型的就是将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和违规现象一并归罪于全运会，这就好比在说男花三剑客被黑，贝利、琼斯们吃药，都是奥运会的过错。

　　在我们的记忆里，全运会与奥运会全面对接，是在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出台之后。1997年上海八运会，项目设置开始与奥运接轨，28个大项，除了武术，全是奥运会项目。而在此前的七运会上，比赛项目多达43个，其中包括空模、海模、无线电测向等现在看来已显陌生的项目。

　　明确而细究起来会发现，其实全运会的诞生就与奥运会有着微妙的关联。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的含义是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相当于今天说的全民健身。那时，竞技体育极为边缘。直到1952年，为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中组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从各地选拔出一批在群众体育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年轻人，进入中央特训班，并提出体育不光要普及，还得要提高，竞技体育就此走上台前。

　　中国代表团几经周折赶赴赫尔辛基时，奥运会已接近尾声，只吴传玉一人参加了游泳比赛。不过，几天的现场观摩，让第一次见识奥运会的新中国运动员大为震撼。返程途经莫斯科，又目睹了前苏联民众迎接运动员凯旋时的沸腾激情。显然，奥运舞台对国家形象的展示，奥运竞技所激发的强烈国族认同和巨大凝聚力，都为新生的共和国所需要。中国竞技体育由此开始了跨越式的追赶。翻开1953年之后的《新体育》，你会看到不少文章，记录着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如何卧薪尝胆。长期专注中国竞技体育研究的鲍明晓老师提到，在那一时期的有关政府文件中，就已经有“奥运争光”的表述。

　　因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中国退出了1956年奥运会。尽管断绝了往来，但奥运会并没有离开中国人的视线，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留下了它的印迹。1959年，作为建国十周年竞技体育成就的集中展示，第一届全运会举行。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不少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的成绩被放置到三年前的墨尔本奥运会成绩中进行比照。在《新体育》1959年第17期中，有一篇全运会赛艇比赛的报道，标题是《他们把奥运会的纪录远远抛在后面》……

　　曾把这场比赛讲给朋友们听，那些让大家颇觉惊讶的成绩其实在情理之中。上世纪50年代，竞技体育尚未专业化，奥运选手大多是纯业余身份，训练并不系统。中国选拔天赋出众的运动员集中起来专注训练，在多人赛艇这种极需要默契配合的项目上，长时间的共同训练自然达成了更好的收效。从苏联借鉴过来的模式迅速在中国本土化，成为后来著名的“举国体制”。

　　如果没有1952年那次短暂却意义不凡的赫尔辛基奥运之旅，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在远离奥运的日子里，那个代表全球最高竞技水平的广阔舞台成了一个目标，中国竞技体育用全运会来检验自己的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