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包容学校”

　　在“包容学校”中，残疾学生和正常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共同学习——这是德国自引入义务教育制度以来最大的教育改革，彻底改变了所有学生、家长和教师的生活。

　　2006年，联合国签署了残疾人权益公约，第24条确立了建立起一个“包容并蓄“的教育体系的义务，即残疾孩子应该去普通学校上学。时任德国联邦残疾人利益专员、残疾孩子的母亲艾佛斯-迈耶尔飞至纽约，为德国签署了这一公约。“那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艾佛斯-迈耶尔说，“我带回家的是怎样一枚重型炸弹。”2008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该公约，从而带来了德国教育制度的一次伟大变革。

　　何为“包容”？

　　很多政治家、教师和家长认为，“包容”主要是指轮椅坡道、残疾人厕所。这种想法是多么片面啊！“包容”意味着教师成为一门全新的职业，德国66万名教师都应该学习残疾儿童教育的基础知识。专业教师和残疾儿童教师必须一起备课，一起上课。残疾孩子不能只是在普通学校瞎坐着陪读，而是真的能发展其个人能力。

　　此外，“包容”更是一种态度。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同的，多样性是生活常态。到目前为止，德国教育体制要求学生必须适应学校，而在一个包容性的体系中，学校必须适应学生。这就是根本上的变革。

　　残疾并非身体缺陷，而是社会标签

　　几十年来，残疾人学校几乎一直被公众所忽视。2008年，德国教育界泰斗克拉斯·克莱姆第一次对此进行研究，2014年5月他得出结论：所有残疾人学校学生中有四分之三没有小学毕业，求职更是毫无机会。残疾学生融入普通学校不只是因为联合国公约的法律强制性，残疾人学校的失败本身就为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此外，德国残疾人学校常常是私立的，很多学校同时还经营成年残疾人的设施，从没有毕业的残疾学生那里盈利。从残疾人学校进入残疾人车间，从生活护理需求到护养院需求——作为残疾人，你一生都是目标消费者。而这种消费可能还会延续到身后——教堂机构常常还设有专门的残疾人墓地。

　　如果说起残疾儿童，你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坐在轮椅中的“令人担忧的孩子”，那你就错了。在德国，只有约12%的残疾孩子是身体上的残疾，以前的人们称为“智障”的孩子也只占到16%，人数最多的是“有学习领域的特殊教育支持需求”的孩子，占到了40%。将“学习障碍”作为官方的残疾分类评级是德国专属，全世界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大部分被认定为“残疾儿童”的孩子在其他国家并不会上残疾人学校，因为他们并不被认为是“残疾人”。

　　而这种最常见的残疾——学习障碍、情绪或语言发展障碍，大部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原因造成的，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合理的教育。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常常成为“残疾孩子”，因此，“残疾”在德国常常根本就不是医学诊断，而是一种社会标签。

　　“包容”带来的新可能

　　“包容”学校引发的最大讨论是：让有天赋的孩子和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一个班里学习，究竟应该如何教学？“早上好，舒尔特老师、海特曼老师和汉斯麦尔老师。”在古特斯洛的雅努什·科扎克学校，6A班的学生们向3位老师问好。舒尔特是经济学教师，海特曼是残疾儿童教师，包容助手汉斯麦尔帮助一位坐在轮椅中的女孩。6A班有3个有学习障碍的女孩、一个有智力缺陷的男孩，以及其他正常孩子。

　　玛丽在哭。学校把她归为“有学习障碍”一类。玛丽早上很难开始学习，坐在她旁边的同学索伦知道这一点。他轻轻地抚摸她的背，给了海特曼一个手势。而后者在玛丽身边蹲下来，把她抱入怀中。玛丽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课堂继续进行。五年级时，6A班的孩子开始和完全不同的同学一起学习，有些孩子最初提出抗议，因为任务简单得多的同学受到了老师同样的表扬。“但很快所有孩子都觉得很自然很正常了。”海特曼说。

　　这堂课的主题是：该如何设计一家超市？学生们讲述他们的想法，然后每个学生分得一个任务。舒尔特和海特曼共同备课，为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设计了4种方案。成绩好的学生得到的任务是最难的。10分钟后，舒尔特和海特曼拍了拍巴掌，这是讨论结束的信号，所有人都完成了任务。速度快的学生完成了复杂的任务，可以用尽全力，不需要无聊地等待。速度较慢的学生也可以努力解决他们力所能及的难题。

　　丽莎笑得很开心。如同玛丽一样，她也被盖上了“学习能力障碍”的印章。但她好胜心很强，好成绩让她开心，因此在分发任务时她总是要求做学校认为对她太难的任务。自从转出残疾人学校之后，丽莎取得了巨大进步。海特曼相信，丽莎能够小学毕业，而在残疾人学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今年1月，汉堡的埃里希·凯斯特纳学校获得了包容学校评比中的雅各布·穆特奖。这里总是由一位老师和一位残疾儿童教师共同授课，有时还会配备一个社会教育专家。学校不是为一个年级制定一个教学计划，而是为每个孩子制定一个。教师要下午6点之后才能回家，并且都要不断接受继续教育。

　　结果是可喜的：比起汉堡残疾人学校，获得了小学毕业证的残疾孩子数量翻了4倍。同时，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学生数量和毕业考试成绩都高于平均水平。在凯斯特纳学校，智障儿童普遍都学习读写。尽管主流观点认为这绝不可能成功，但今年夏天，又有一个被认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取得了毕业证。

　　关门的残疾人学校

　　到2016年，奥拉夫·阿奇尔斯领导了多年的这家高斯残疾人学校就要关门了。3年来，这所学校不再招收新生，学生们现在都去普通学校上学了。“最初我也对包容学校抱有迟疑，”阿奇尔斯说，“但现在我承认，对残疾孩子来说，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课确实是个优势。”

　　高斯学校是一所传统的学校，很多学生一家三代都曾在这里上学。他们的祖父母上学时，这所学校还被称为“辅助学校”，父母上学时变为“特殊学校”，孩子们上学时就变成“残疾人学校”了。“学习障碍”没有医学上的原因，但它仍是可遗传的，正如贫穷一样。这所学校的孩子来自底层，残疾人学校虽然不以教育受歧视的孩子为己任，却履行了这样的功能：它们保护底层孩子不受上流社会孩子的欺负。

　　今年暑假，高斯学校的副校长佩特拉·克洛普实开始在700米开外的一所普通学校上班。“我一直都为我们的残疾人学校感到自豪，但是在普通学校，我们教育的孩子能够达到全新的水平。”

　　尤其有用的是一条古老的教育理念，即孩子从其他孩子处学习。以前在残疾人学校，纪律是中心主题，老师得时刻注意保持课堂安静，一个小时可能就只有几分钟能够集中精力学习，而在包容课堂，在其他孩子的影响下，残疾孩子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大大增多。

　　位于德国最北部的石荷州是最早关闭残疾人学校的联邦州之一。“我们是没有学生的残疾人学校。”石勒苏益格-克洛普残疾人中心校长拉尔斯·克拉克尔特说。去年夏天，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学校，而该中心的一共44位教师继续照顾石勒苏益格区的约300名残疾孩子，不过地点不是在残疾人学校，而是分散在26所不同的普通学校。

　　包容课堂的问题

　　尽管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包容学校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里的同事工作负担很重。”汉堡纳尔逊·曼德拉学校校长波多·基瑟说。

　　这也造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老师无法适应这种转变，感觉自己受骗了。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时，并不知道自己还必须教残疾孩子。资深教师突然要听新教师的意见，残疾儿童教师工资水平更高，这也使得他们在办公室中并不很受待见。目前仍需采取有效措施，让所有老师都转变观念，融入这种新体系。

　　曼德拉学校的学生90%都有移民背景。“问题并不在于孩子们在家里讲的是土耳其语，而是家人之间根本没有交流。”校长基瑟说。这些孩子五年级（中学一年级）进入曼德拉学校时，大部分已经留过两次级了，他们并不是身体残疾的孩子。

　　自从包容学校在汉堡兴起以来，更多有着特殊教育支持需求的学生加入其中，每个班都有三四个。但是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课上有残疾儿童教师辅助，大部分时候教师都是独自应付残疾孩子的问题。“一些政治家认为，一堂课雇佣两个老师，总有一个是在尸位素餐。”基瑟说。

　　残疾儿童教师缺席的包容课堂会是怎样的？“亲身体验一次课你就知道了。”基瑟说。一旦老师为不同的孩子分配不同的任务，小小的教室中很快就会爆发混乱，然后孤军作战的老师就会让最听话的学生去走廊上靠窗的长凳处学习，至于差生就没人管了。

　　凯斯特纳学校校长皮特·卡策尔是包容先锋。他喜欢说起学校创立初期的困难，那时一部分同事和家长反对共同学习。“除了态度和教育理念，包容学校首先是资源问题。”校长说。几十年来，德国教育支出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如今资金不足的教育体系还要解决代际难题“包容”。此外，还需要成千上万残疾儿童教师，可惜就算有钱也雇佣不到他们，因为大学教育出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很少。学校图书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包容教学的资料。德国推行包容学校时遵循的原则是：先引进，再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这就像一位市长为了环保先封锁市中心，不让汽车驶入，再问城市需要多少公交车。

　　“这样的话，包容会成为灾难。”德国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主席古德伦·沃尔特斯-福格勒警告。校长们感觉他们被政治家抛弃了。尽管有不少试点，但是联邦各部并没有为复杂的转型制定出最终的解决方案，为学校领导班子提供指导方向，这样所有的学校都必须重复同样的错误。

　　由此可见，为残疾孩子提供一个公平的受教育环境势在必行，但由于经验不足，德国包容学校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社会各界持续努力。

　　[译自德国《明星》]

　　瓦尔特·伍伦韦伯/文

　　丁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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