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机器

　　这辆老旧的绿色汽车漂洋过海，如同一台时光机器，向新主人述说它见证的几十年人生故事。

　　在一片遥远、寒冷的海洋中，浮游着一个绿色的点。这是一辆20世纪70年代的老汽车，牢牢固定在一艘货船甲板上的货运箱里，在深夜笔直向前行进。这辆有轻微刮痕的经典保时捷911跑车在洛杉矶被开进集装箱，船从港口开出，向南行驶，穿过巴拿马运河，横跨大西洋。几个星期后，2013年10月，这辆绿色汽车停在我的车库中。

　　然而，在它还在海洋上前进之时，我并不知道它朝我奔来的方式。我也没有觉察到，这辆在荷兰鹿特丹上岸的老汽车，它褪色的车漆和龟裂的人造革中藏有这么多年的美国历史，带来了加州的温暖音乐，对越南战争的记忆，以及白宫中的过往岁月。

　　就在这辆车停在我家楼下的车库中时，我在楼上客厅的笔记本电脑上看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一个快70岁的男人，拨动吉他，唱着他的最后一首歌。一个人在生命结束之际唱的歌曲，还有比鲍勃·迪伦的《一切都结束了，忧郁宝贝》（It’s All Over Now，Baby Blue）更合适的吗？他是那样柔弱，但充满音乐和旋律感，他的哀愁风情无限。他是来自加州伯克利的一位吉他手。当我在YouTube上看到他最后的影像时，他已经去世几周了，但那时我也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活和他的绿色汽车就像一部时光机器一样，已经来到我跟前，将向我讲述几十年的美国故事。

　　吉他手

　　这个男人名叫戴尔·米勒，我在车的旧文件中找到了这一信息。2013年夏，他得了淋巴癌，因此我不可能再结识他了。在加州伯克利的一栋漂亮老房子中，住着他的妻子，律师特里·赫尔布希。那里还有戴尔的吉他，地下室中仍存有几罐为这辆老汽车准备的机油。

　　戴尔在90年代买了这辆二手车。

　　它是那么绿——橄榄绿色，斯图加特的工厂如此称呼这种颜色，而戴尔称之为“鳄梨绿”。他的父亲老戴尔来自一个橄榄绿色的制服世界，他是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顾问。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在60年代初期遗留的越南问题，绝望地在白宫领导越南战争多年。

　　但是，当我在巴伐利亚乡间的旧货交易商马提亚斯·平斯克那里第一次看到这辆绿色跑车的时候，我怎么会知道这些？谨慎、友好的平斯克从美国接管这辆保时捷车，就连他也不知道这辆绿色的老车究竟经历了些什么。但是他感觉得到，它的故事绝不寻常。平斯克肯定不是那种相信东西有灵魂的人，但是他知道，老汽车会粘附一些东西。因此他兜售这辆车时的广告词是：“常青，却有911次变化。”

　　我用一辆二手大众高尔夫的价格把它买了下来，我喜欢买旧车，可能是因为它们有时让我觉得还生活在过去。有些东西，哪怕它只是一辆车，也会将几十年的短暂瞬间永远背负在自己身上。

　　那个晚上，当我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戴尔唱着他最后的歌谣，手指轻轻地在吉他弦上拨动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何这辆车里装有这么好的音乐设备，那是蓝宝公司的扬声器。我买了一个吉他手的汽车，一个自70年代就制作黑胶唱片和CD光盘的音乐人的汽车。有时候他从工作室开车回伯克利，会在车里听自己刚刚试奏的曲子。那个傍晚，我买了戴尔·米勒的两张CD，它们有漂亮而忧郁的名字：《指弹碎片&其他乐事》（Finger picking Rags&Other Delights）和《时光流逝》（Time Goes By）。

　　在秋日巴伐利亚州的乡村道路上，我静静听着戴尔的歌。那个晚上，我阅读了在搜索引擎上找到的一切关于他的信息，直到天色破晓。我发现了戴尔的博客。他对自己得病、和癌症作斗争的那几个月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用幽默而充满诗意的笔触记录下自己的死亡，也许是因为他仍然认为医生可以救他。他也写到他的保时捷汽车，他想卖掉它，因为他太虚弱了，无法在海湾大桥的黄昏堵车大流中掌握好离合器。

　　戴尔的病情迅速恶化。2013年3月他收到诊断书，8月博客就停止更新，他的生命结束了。网上只能找到一则报纸悼词，出自一位名叫特加·格尔肯的音乐人之手，他是戴尔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他评价戴尔“聪明、热心”，在最后几句话中他也提到了这辆绿色的保时捷车。他知道，戴尔会喜欢。

　　来到美国

　　那之后，我从慕尼黑给伯克利的特里·赫尔布希写了一封信。特里打开它后，很快哭了。尽管如此，她仍然回复我，我该去一趟伯克利，她想讲讲戴尔的故事，以及她的故事。

　　就这样，2014年春，在戴尔去世9个月后，在这段二手绿汽车带来的缘份牵引下，我乘坐汉莎航空的飞机来到旧金山。我在机场租了辆车，顺利来到特里的家，站在门口的她非常友好，丝毫没有对一个陌生人的戒备心。

　　她告诉我，他们怎样坐着这辆车去往墨西哥的沙漠，来到峡谷和荒凉的沙地，最后墨西哥人怎样围绕着车站立，大叫“Alemania(德国)，Alemania”。日落时，戴尔为她弹奏吉他，而她在一个小山丘上最后的阳光中随着音乐起舞。

　　“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都是开着这辆车去医院的。”特里说。戴尔非常重视汽车保养，注重尾气净化器的性能，从来不在沥青马路上留下油滴。他希望他的保时捷是自然环保的。这辆车的颜色总是让特里想到20世纪70年代的厨房，她喜欢这颜色。他们在屋后种了一棵小小的柠檬树，房中总是传来尼尔·杨的永不过时的摇滚乐，“在自由世界里摇滚！”戴尔的老iPod机里有很多迪伦、TheBand乐队和恐怖海峡乐队的歌曲。有时戴尔也会载着徒步旅行者驶过伯克利的山丘，在迪伦的音乐声中，让他们看最美的小径和森林。

　　“他讨厌华盛顿。”特里说。戴尔的父母是出身良好的德克萨斯人，年轻时候就来到了首都，为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工作。还是小男孩的戴尔和约翰逊出现在一张照片上，这位政治家看上去很慈祥，戴尔戴着一顶牛仔帽，手上拿着一把手枪。父母让戴尔上军校，好在一场变故解救了他。戴尔和几个朋友在军校兵营中叫了个披萨，这是被禁止的，他们被降级了，不再允许为他们的祖国战斗，在越南也不行。这场事故让他成为留着长发的“垮掉的一代”中的一员，而不是带着噩梦归来的越南老兵。

　　在特里的伯克利别墅以北15英里处，约翰·马罗尼站在自己的修车车间中。约翰是越南战争的幸存者。70年代初回国之后，他决定靠修车安身立命，他修的车中就包括这辆后来属于戴尔的1977年产的绿色保时捷。“那绿色太夺目了，我永远不会忘掉它。”约翰说。

　　戴尔从来不知道越南老兵约翰曾经修过他的保时捷汽车。当时这辆车还不属于他，它属于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医生，一位注重养生、经常慢跑但仍然英年早逝的医生。那时戴尔正在努力创作音乐，在旧金山坐出租车，直到这位家境殷实的医生去世，家人卖掉他的老汽车之后，1998年戴尔才和这抹绿色相遇。

　　“那时候一切都还完全不同。”特里说。那时她还没有花园，没有伯克利的房子，也没有这辆绿色的保时捷。那时她是一名律师，为来到美国避难的伊朗、阿富汗、萨尔瓦多难民申请居留许可，让美国给他们一个逃离自己祖国的谋杀和战争的机会。

　　现在特里仍在帮助外国人获得美国居留许可，并凭此收入颇丰。不过这些人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在硅谷工作的申请入籍的印度程序员。她常常开着这辆绿车去硅谷，因为一家为谷歌提供产品的印度软件公司的老总疯狂喜欢搭她的车，甚至能对车牌倒背如流。特里让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一起去吃午饭。

　　我在一家小咖啡馆的后院中见到了特加·格尔肯。他为戴尔写悼词，组织纪念音乐会，邀请很多音乐家助阵，很快就门票售罄。

　　1970年出生在德国埃森的特加，可能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伯克利和一位保时捷车主成为朋友。特加的父亲是一位精神分析师，总想离开德国，70年代他就和儿子一起生活在美国了。后来，特加在旧金山认识了戴尔。“我当时还想，哇，大部分布鲁斯吉他手都不会开保时捷，不会穿名贵的意大利鞋，也不会嗜好戴奇怪的帽子。但是戴尔就是这样。”特加喜欢他。孩提时就和父亲在墨西哥旅游过的特加，得知戴尔想开着保时捷进入沙漠时，帮助他在德国买了一个车尾行李架。然后，戴尔就载着特里和他的吉他出发了。

　　在伯克利的最后一天，特里问我是否可以帮她整理地下室。这可能会很有趣。那里有戴尔的历史，很多原装唱片层叠码放，保时捷维修工具整齐排列，50年代的儿童T恤上写着：如果我可以，我会选择约翰逊。这是米勒家的孩子在华盛顿时必须穿的。

　　重新上路的方向盘

　　回到慕尼黑之后，我走进车库，站在车前，光线惨白。现在我知道，哪些划痕来自墨西哥之行，哪些凹印来自伯克利的垃圾桶。我看到了几十年里的一个个瞬间。我看到螺丝钉，曾经是一个越南老兵拧紧了它们；一名硅谷程序员曾经坐过它的副驾驶座；一位美国总统顾问的儿子曾在这里听过迪伦的歌。

　　当我第一次见到戴尔的老车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前车主是谁，来自哪里，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这车的小方向盘。它不是原装的，戴尔自己改装了它，他认为这样比较好抓握。我请旧货交易商平斯克帮我换回了原装的方向盘。平斯克换完之后将戴尔的方向盘卖给了他的一位顾客。他不记得具体卖给谁了。

　　于是，美国歌手戴尔·米勒的方向盘，如今在德国的道路上，在另一辆老保时捷车中控制着前进方向。它会很好地转弯，在蜿蜒的街道上，也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个关于一辆汽车的美好而悲伤的故事仍在继续。我相信，戴尔会喜欢它。

　　[译自德国《南德意志报杂志》]

　　约亨·阿恩茨/文

　　吴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