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瓦尔德纳泽与中国（下）

　　鞠躬尽瘁、不怕死的总统

　　格鲁吉亚独立后，国内党派林立，明争暗斗激烈，局面混乱不堪。1992年秋，有一定国际威望的谢瓦尔德纳泽被“请回”格鲁吉亚收拾局面。他先当国务委员会主席，后任议会议长，1995年11月，以高票当选总统，后又连选连任，直至2003年辞去此职。

　　1986年秋，我陪我国驻苏联大使李则望同志到过格鲁吉亚。那时还属于苏联的这个“上帝的后花园”处处鸟语花香，一派歌舞升平。1995年春，我出任驻格鲁吉亚大使，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到第比利斯不久，恰逢格鲁吉亚独立5周年。因为对“独立”的到来谁都没有思想准备。这个国家当时处境之艰难，想像力再丰富的人恐怕都难以想像。我到任前后的整整一周里，使馆里的水龙头连一滴水都流不出来。我到总统府递交国书时，得知连这幢“国家第一楼”的供电也是“说停就停”。礼宾官不敢让我坐电梯去见总统，免得一停电就被困在那个小厢子里。总统府是座老建筑，层距特别高，至少有八九米。按现今民宅层距的标准算，我实际上爬了十八九层楼才到达递交国书的大厅，同行的还有我的夫人和另一名女外交官。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也束手无策，只好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总统办公厅主任马姆拉泽告诉我，总统每天起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没有歇过一个节假日，也没有休过一天假。有一次，我陪谢总统去历史名城库塔伊西参加一项庆典。从上午9时到第二天凌晨1时，他连续参加了13项活动，而且大多是步行。途中，只在路旁的特设小摊上随便吃了几口抓饭。深夜1点半，他又飞回首都，上午9时准时到总统府上班。

　　虽然格鲁吉亚是苏联著名的避暑胜地，但如今格鲁吉亚的议员们夏天不去休假避暑，而是留在议会大楼里进行没完没了的“热辩”。谢总统白天处理日常公务，晚上则到议会去辩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清晨两三点钟才“收兵”。

　　有一次，我对谢总统说，真羡慕他有一副铁打的好身板，同时劝告他，机器再好也不能老转，望他注意休息。他说：我也知道，我这部“老机器”已经不停地转了好多年，也该歇一歇、休整休整了；可是，国家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我哪里有心思休息！

　　格鲁吉亚人生性勇猛强悍，这在谢瓦尔德纳泽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特别喜欢与平民百姓见面和聊天。有一次，谢总统视察完一个工厂后刚上了车，却又突然从车里走了出来。原来，迎面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有一群人正在向他招手。他大步地走了过去，把仅有的一名警卫远远甩在后面。人们把他围了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我与同车的总统办公厅主任立马往前赶。我边走边说：“这太危险啦！要是蹦出个歹徒来，总统身边连个警卫都没有。”主任很委屈地说：有什么法子，你一跟他提，他就跟你急，你不要将他与老百姓分隔开！还说：你用不着担心，老百姓无处不在，他们才是我最可靠的警卫员！总统还拿列宁来当“挡箭牌”，说列宁最喜欢见老百姓，最爱与老百姓聊天。我对主任说，因为如此，列宁才遭到了卡普兰的暗算，真担心哪一天在总统身边也蹦出个“卡普兰”来！

　　这还真应了一句外国老话；说祸祸就到。1995年8月29日晚，谢总统在议会大院内上了车正准备离开时，车外突然发生了爆炸。我当时正在莫斯科出差，从俄罗斯电视台的实况中看到，谢先生满脸是血，可他还站在街头、滔滔不绝地怒斥恐怖分子无耻下流。

　　格中两国是天然盟友

　　我先后在四个驻外使馆工作了18年，其中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格鲁吉亚度过的，这一年零八个月令我最为难忘。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国家，我享受到了在别的国家所享受不到的殊荣：应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盛情邀请，我曾有幸多次陪他到外地视察。

　　有一次，谢总统在一个大型群众集会上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格鲁吉亚目前很困难，我这个总统也很难，但有朋友们支持，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之后，他突然宣布：中国大使现在就同我们格鲁吉亚人在一起，他坐在主席台上。总统接着说，格鲁吉亚人少，只有几百万；但中国人多，有十几亿！几百万加上十几亿，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出几百倍！话音未落，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我随谢总统在外地视察时，一般都注意跟在他的身边。有过好几次，格鲁吉亚人用格语介绍情况，总统一边听，一边主动给我“当翻译”，用俄语扼要地加以解说。总统视察完与我告别时，每次都忘不了说：谢谢大使能来陪我，谢谢大使总是同我们格鲁吉亚人在一起。

　　在格鲁吉亚工作期问，我常常与谢总统谈反对国家分裂的问题。他讲得很深、很透彻、很动感情。总统说：你们中国有个台湾问题，我们格鲁吉亚则有个阿布哈兹问题。两个问题的实质都是一样的：有人在搞分裂。他动情地说，你们中国要是在北部与我们格鲁吉亚为邻，那该多好啊！可惜的是，“邻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是“上帝安排的”。

　　他不只一次说：我敢说，世界上没有哪个领导人比我更能理解中国朋友们的“痛”了，因为只有我才有同样的“痛”；格中两国真是心心相印，是天然的盟友；在所有外国朋友的声援与同情当中，来自远方中国的支持最有分量，最有价值！总统还告诉我，他在内部一再讲，中国朋友们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堵又高又厚的墙，谁都别想碰它一碰！

　　总统外事顾问格拉先生告诉我，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交待得很明确：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都要听中国大使的，不能“越线”，在具体操作时，有什么事如把握不准，要立即征求中国大使的意见。

　　中国领导人的殊荣

　　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十分尊敬我国领导人，言谈举止间充满着一片深情。199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告诉谢总统：江泽民主席出访乘坐的专机将于7月2日中午飞越格鲁吉亚领空。总统得知后十分高兴，说他此刻心情比较矛盾：一方面当然希望中国主席的专机能准时、顺利地飞越格鲁吉亚的上空：另一方面则又盼望届时能出点不大不小的“情况”，好让中国主席能从天而降。后来我得知，谢总统特地交待第比利斯机场领导，要做好中国主席的专机临时降落的一切准备。他还让总统礼宾官将他7月2日整天的工作日程空着，以便随时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7月1日，机场场长请我去“看房子”。原来，机场大楼和机场旅馆已于6月30日提前两天腾出四五十个房间，供江主席和代表团人员一旦到第比利斯临时休息用。格方朋友说，外国元首乘坐的专机飞越格领空是常有的事，但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只有中国主席一人。

　　7月2日中午，江主席乘坐的专机飞越格鲁吉亚上空时，机场场长还特地邀我到塔台两个雷达屏幕前观看专机飞行的实况。次日，我向谢总统谈及此事时，他很高兴，风趣地说：还是你大使的面子大，别看我是总统，人家可不让我到塔台雷达屏幕前去享受这种殊荣。

　　1996年4月中旬，钱其琛副总理对格鲁吉亚进行了正式访问。事前，谢总统吩咐要“按国家元首规格”来接待这位“老朋友”。他亲自与钱副总理会谈，还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和隆重的欢送仪式。两位领导人进行过五六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钱副总理对这次访问很满意，离开第比利斯之前在迎宾馆“总统楼”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很热情，把他当作元首接待。

　　谢氏“黑色幽默”

　　格鲁吉亚人生性幽默，而谢瓦尔德纳泽出生的古利亚地区则是格鲁吉亚幽默文化的摇篮。谢先生的幽默在格鲁吉亚是尽人皆知的。我这个外国大使就被这位“格鲁吉亚头号幽默大师”“幽默”过两回。

　　1996年11月27日，我去向谢总统辞行。此时，总统府的供电情况已大有改善，可以不用爬楼梯了。谢总统一坐下来就“绷着脸”“没头没脑”地抛出了两句特硬的话：“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回！”

　　我一听吓了一大跳，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两国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以致“激怒”一国之君，一见面劈头就“迁怒”于我？！在这一瞬间，我心里感到特别委屈，甚至埋怨起“家里”来：发生这么大的事，为何不事先给我打个招呼？！谢总统发现坐在对面的我实在太木，于是使出一个特有的“谢氏眼神”，狡黠中透着善意，同时，还提高了嗓门，让每一个字都有节奏地从嘴里蹦出：“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回！”在总统“吼”了两次的“抗议”声中，我悟出了他要挽留我的一片深情，一股一辈子也难得出现几回的暖流，顿时流遍了我的全身。

　　还有一次，谢总统在外地视察时，远远发现一个人，便拉着我的手走了过去，“没头没脑”地给我介绍：绍塔，斯大林党！原来，这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党——斯大林党的主席。谢总统对绍塔笑嘻嘻地说：你不是要竞选总统吗？我给你这位老朋友支个招，肯定灵！然后，总统向着我努了努嘴，贴着绍塔的右耳说：好家伙，十几亿张选票哪！之后，他又狡黠地、似问非问地对我说：斯大林党！大使能不给它个机会吗？！总统还没等我说话，就冲着绍塔哈哈大笑，说：你看，你看，那么些“天文数字”般的人站在你那一边，我还敢同你争！2003年初，在某一大国策划下，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发动“倒谢”运动，后来，“拥谢派”和“倒谢派”的对抗发展到首都街头上。11月，格鲁吉亚的反对派指责议会选举存在舞弊，在首都第比利斯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23日，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手持一朵玫瑰，带领大批支持者冲入议会，要求谢尔瓦德纳泽下台，史称“玫瑰革命”。谢尔瓦德纳泽当日在议会上庄重地说：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人民遭受灾难，我现在就辞去总统一职。近十年来，他一直静养在家，偶尔也写一写回忆录，追忆那多彩的一生。

　　谢瓦尔德纳泽已经走完了86年人生路。

　　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这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外交部原东欧司副司长 李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