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文涉史的恩恩怨怨

　　二〇一四年是楊沫誕辰一百周年。這位《青春之歌》的作者臨終時把為數並不豐厚的積蓄捐獻出來設置獎金，今人敬佩，一些回憶文章中談及她的革命身世與創作道路，也頗具時代特點，很有思考價值。然而，但凡一提到張中行，這個《青春之歌》中余永澤的生活原型，楊沫的第一任丈夫，不少人對楊就難免有些不以為然了。

　　讀過小說、看過電影的人，對余永澤這個知識分子中的反面典型，都留下過深刻印象。尤其在搬上銀幕時，通過于是之先生惟妙惟肖的「再創造」，其自私、卑劣、猥瑣的面目真是呼之欲出。這可苦了張中行先生，且不說作為藝術創作的小說離生活甚遠，且又未用真名實姓，就算是生活中的張與小說裡的余大體相同，又怎樣呢？不是連「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也沒戴嗎？然而，令人煩惱的是，也許藝術誇張的效果太好了，人們一旦從指指點點中瞭解到「這就是余永澤」之後，其反感與蔑視的態度要大大超過對一般的「地富反壞右」，張中行先生那些年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然，也有葉聖陶先生那樣德高望重的好上級。為了推廣普通話，為了自己的吳儂軟語不影響文字的純潔，葉老的文稿一度都讓張中行用標凖的北方語言校正，發表或者出版時，則把稿費中相當部分給張，張再三拒絕也無濟於事，這樣的關懷使張永誌不忘。但葉老這樣的人畢竟太少，「從眾」是咱們中國人的習俗，雖未必有惡意，但親自領教一下，單周圍的人的眼神也就夠你受的了。

　　好在撥亂反正之後，是非愛憎褒貶大變。尤其待《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等大作陸續出版並風靡一時，張先生的真實面貌終於歸了正，也煥發了光彩。然而同時，對楊的議論也就不免增多，口碑也就從而更下降了。但冷靜地再想想，能一味怪罪、指責於她嗎？時間雖不過短短數十年，可人們政治標凖、道德原則以至價值觀的變化，何其大也？恐怕不是哪個人擔當得起的。

　　談起這類入文涉史的恩恩怨怨，這裡還有一例，就是起義將領劉昌義將軍。在電影《戰上海》中，有一位蔣軍負責人叫劉義，觀眾都說寫的就是他。但劉昌義硬是不承認，在好些場合表態：「那不是我！」為什麼呢？他指出：電影裡寫的是「投誠」，我是正兒八經「起義」的！為此他常耿耿於懷。

　　投誠歟？起義歟？本也事出有因。劉將軍早年屬西北軍，抗戰有功，但始終是非嫡系的「雜牌」。早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劉經民革地下黨員的介紹，就與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王葆真建立了聯繫，參加了民革，並接受了「待機起義」的任務，由於是單線聯繫，知道此事的人極少。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湯恩伯等人逃跑前夕，把幾支部隊交給了他這個原無實權的「副司令」，使他成了淞滬警備司令部中將副司令、北兵團司令兼五十一軍軍長，終於率所部五十一軍、二十一軍、一二三軍全體官兵四萬三千餘人起義，投向人民懷抱。由於王葆真當時已被捕，原定的起義計劃無法實施，臨起義時因形勢緊迫，聯繫人員又不得不更換，看起來就像是「兵臨城下」的一次「投誠」了。到了拍電影時，為了藝術創作的需要，片中渲染了劉的內心「鬥爭」，情節上未表現當初與民革的聯繫與部署，現場的情況更向「投誠」靠攏，於是便害得劉將軍怎麼也接受不了。因為，在觀眾看來，無非是一場電影，落在劉將軍身上，卻要涉及政治地位甚至身家性命的，盡管電影裡的角色名字少一個字，但事到臨頭，誰又說得清呢？

　　歷史上文學作品寫真實人物，失真的也有不少，譬如曹操、劉備、諸葛亮，《三國志》和《三國演義》就大相徑庭。但尚無大礙，因為一是時間已久，二是利害關係也不大。而近幾十年，由於社會動蕩，有失常態，文藝又全數介入政治，甚至「利用小說反黨」也成了「一大發明」，那事情有時候就變得糾纏不清，叫人招架不住了。

　　如今，一切歸為常態，文藝創作是創作，歷史事實是事實，涇渭該是分明了。尤其是，「階級鬥爭」這條綱已不復存在，很多人和事就算糾纏起來也不難解開了。如此局面真該是持續發展下去，這無論對文學還是對歷史，甚至對尋常百姓，都是「幸甚，幸甚」之事。

　　過傳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