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二二八（上）

　　評論一個歷史人物，本就不易，尤其是評論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更不易，即使根據中國立德、立言、立功的標準似乎都嫌粗糙，都不精準，因為不少歷史人物如漢武帝、王莽、唐玄宗，甚至清乾隆，其早年、中年、晚年的表現不一，判若兩人。

　　又如許多政治人物搞錯行了，宋徽宗、李後主都是了不起的藝術家，根本不該從政，但是不幸生在帝王家，註定悲劇收場，又如許多政治人物像魏武帝曹操、中共毛澤東，其性格集軍人、詩人、流氓於一身，有多種面相，蓋棺難以定論，評斷一個歷史人物之難可見一斑。但是雖然如此，我仍嘗試從史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歸納出幾點通則，建立評論歷史上政治人物的標準：

　　一.避免泛道德主義：

　　評論政治人物最忌把人物簡化成好人、壞人，連孔子都不贊成把歷史人物簡化成好人、壞人，所以有人批評管仲品德問題時，孔子就不以為然①，而且替管仲說話，又如許多人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把曹操說成十惡不赦的奸臣，但是曹操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集政治、軍事、文學之才能於一身，研究曹操要從當時曹操面臨的時代背景及曹操的多重面貌切入，萬不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把曹操簡化成「壞人」。

　　又如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門之變殺兄弟，逼父親讓位，在中國人的品德標準是站不住腳的，但是李世民的品德問題僅傷及李氏一家一姓，而李世民的功業締造了初唐盛世，其政績惠及天下百姓，甚至有功於世界文明，正因李世民不凡的政績，大家對李世民的私德問題也就曲予優容，或刻意淡化。

　　二.改朝換代後肯定可敬的對手：

　　中國史家常常客觀公正的讚美他們政治上的對手，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優良傳統，司馬遷筆下的項羽、陳壽筆下的諸葛亮，都是可敬的對手，因為史家的目的在傳承人類高貴的精神價值，這種高貴的精神價值不因政治勢力的一時勝負而改變其標準，相反的以政治勢力抹黑對手是要被史家及讀者譴責的。

　　三.不以成敗論英雄：

　　歷史上很多英雄都是悲劇英雄，東西皆然。失敗英雄被人尊敬原因有二：其一、一時的成敗跟日後對歷史文明的影響是兩回事，如孔子在現實政治上是失敗者，但是其學說影響人類文明至今不衰。

　　其二、悲劇英雄在人格上的吉光片羽受人尊敬而變成人類高貴情操的典範。如鄭成功的悲劇、鄭成功的遺憾，至今令人敬仰、追懷不已。

　　四.不能以今日之標準求諸古人：

　　古人身處一個與現代完全不同的社會，其作為應該以當時的社會條件與是非標準來衡量古人，如近年有人以法律的、法治社會的標準來批評孫中山先生，指責孫主導之護法戰爭，成立廣州政府之作為乃係目無法紀之叛亂行為。②

　　這就是以今非古的案例，當時袁世凱擁兵自重撕毀約法，各地軍頭盤據一方，形成國中之國，當時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孫中山的抗袁史稱二次革命。至於頒布憲法、民法、刑法等使國家進入法制化，是北伐統一，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的事，而國家法治化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嚴格地說國家法治化工作到今天都尚未完成。以「不守法」來批評當時的孫中山先生，大謬也！

　　五.評論歷史人物要分類

　　比較，不同類不能比：

　　歷史人物粗略可分為政治、學術、軍事、藝術等，學術又可細分為文學、哲學、史學等等。每一種歷史人物自有其不同的標準，我認為評論政治人物第一要件是能力，而能力包括領導統御、膽識、判斷力等等，其次是品德、學問。尤其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如民國初年，學問品德比蔣介石好的人很多，但是他們不是沒有領導能力，就是欠缺膽識，所以無法成為中國的領導人。

　　而蔣在歷史上的評價應該跟當時的政治人物做比較，以當時的政壇風雲大物而論，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等，其格局、見識、魄力皆不能與蔣相提並論，最後不免一一被蔣收服，而當時許多品學兼優的人物如胡適之等，並非政治人物，不能與蔣做比較，假如當年胡做總統，國事可能更糟，而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胡在文化思想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可能超過蔣，所以評斷歷史人物首重分類，不同類不相比，而政治人物的首要條件是治國能力。

　　六.比較政治人物要在同一時空基礎之上：

　　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政治人物能突破當時社會環境的困難，能洞悉當時問題之所在即可成為當時的領袖，其作為對後世的影響？評斷其功過是非當然應該以當時的社會文化條件做為評論的要件，如以華盛頓的標準來衡量孫逸仙則謬矣。

　　因為美國早期的移民主要是英國清教徒，美國是當年相對最進步、最民主、素質最高的一群人建立的。也可以說美國是進步文明的「整廠輸出」，跟當時中國貧窮落後的中世紀社會背景完全不同，如果華盛頓出現在清末的中國（實際上以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也產生不出華盛頓）恐怕也會一事無成。所以如果評斷孫中山先生的功過是非要考慮中國當時的社會環境，要跟當時的政治人物如袁世凱等做比較。

　　我們先用以上的標準，評斷蔣介石的一生功過及人格特質，然後再用可靠的一手資料，來評斷蔣介石對二二八應負的責任。

　　蔣介石的聲望在西安事變，到抗戰初期達到了高峰，到了抗戰末期，因為史迪威事件蔣美關係交惡，蔣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開始下降，到大陸易手，蔣在國際間的聲望跌入谷底，美國發表對中國白皮書，放棄蔣政權，甚至主張倒蔣者也大有在。

　　後來韓戰爆發，蔣美關係改善，但是蔣在盟邦以及西方學術界之地位一直沒有恢復，當時外人對蔣之批評：獨裁、專制、不懂民主、法治、剛愎自用、任用私人，蔣的團體貪汙腐敗、無能，所以把大陸搞垮了。

　　西方人對蔣的希望與失望移情到毛澤東頭上，認為毛是土地改革者，毛是勞苦大眾的救星，但是後來韓戰爆發，毛搞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才發覺毛的專制、獨裁、殘暴、毛集團的腐化等等，所有當年加諸蔣的罪過，毛都比蔣嚴重十倍、百倍，西方人在瞠目不知所以之餘，蔣的聲望略有回升。

　　國共戰爭末期，中共以其文宣，包裝成民主、進步、土地改革者，爭取到不少美國政界及自由主義學者的同情，而把蔣歸類於獨裁、封建、落伍、腐敗的代表，蔣在西方已毫無地位可言，大陸淪陷後西方學術界幾乎一面倒的把蔣眨成丑角，影響西方人視聽的有著作有：

　　(一)伊薩克和「中國革命的悲劇」：該書初版於一九三八年，再版於一九五一年，作者為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者，對蔣極力醜化，該書無論作者的史觀、立論、資料來源都有問題，並非一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在西方影響頗大。

　　(二)馬羅與「人類命運」：作者同樣是馬克思的信徒，同樣也是一位共產黨員，「人類命運」是小說，書中的蔣介石是個「不分是非的惡人」。該書曾經是暢銷書，對蔣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印象影響極大。

　　(三)畢克「兩個不同的時代」：畢克是「自由主義」的新聞記者，由於對中國社會不瞭解，對中國政府愛之深、責之切，故用美國民主法制來責蔣政權。故「兩個不同的時代」雖然是一本較有水準的書，但對蔣的評價也是負面的。(四)史諾「西行漫記」：西行漫記極力吹捧毛澤東，把毛澤東描寫成土地改革者，勞苦大眾的代言人，促成了美國親共風潮，無形中眨仰了蔣的地位。

　　(五)席格雷夫的「宋氏王朝」：此書名氣大，影響力歷久不衰，在此不贅述。

　　(六)費正清的學術著作：費以西方漢學祭酒的地位，以學術理論來支持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並稱之謂「歷史之必然」，同時以雙重標準在評論蔣、毛，但是費的理論到中共文化大革命以後就覺得無法自圓其說③。

　　註释：

　　①管仲的老板是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權，公子糾被殺，管仲沒有殉難反而襄助公子小白—齊桓公雄霸天下。孔子弟子以此責難管仲時，孔子說：「管仲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將披髮左衽矣！」。

　　②袁偉時在香港明報月刊批孫中山「專制主義」、「踐踏法律」等罪狀。

　　③費正清著「中國新史論中國」，薛絢譯，正中書局出版。書中對共黨主義，對毛皆重新評價，修正過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