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復位 記重慶汪山空軍英烈（之五）

　　——國共分治紀念圖騰轉化

　　一九四九年底，國民政府在大陸全面潰敗。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二月七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台。自此，兩岸敵對分治成形。

　　國府雖然失去大陸管轄權，仍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在台勵精圖治，百廢待興，面對全新改變與挑戰。然而對抗日戰爭中犧牲軍民的追思感懷，始終如一，持續抗戰期間既有的褒忠、撫卹、永致懷念計畫，以不同面貌，創造新的忠烈紀念語言和崇拜圖騰，將威權圖騰轉化為民主發展的象徵。

　　紀念物.事件.場所與記憶時代不同，「紀念性」含意也截然不同，差別在於紀念物本身，在各時代被建立與賦予的角色有異。因此，由紀念物探討紀念性，就必須將它放在歷史軸線上，切入問題。紀念物最原始古老的概念，在於它是「人造」，是為了使某個單一行為或事件，或兩者結合，能在未來世代，感受其「真實存在過」所設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人們對於歷史建築的態度，是將之獨立、隔離「紀念化」（monumentalized）。直到經歷一戰的死亡破壞，有了強烈的記憶需要，「活的紀念物」（livingmonuments）概念因此而生，學校、博物館等能傳遞記憶、活的紀念物，提供當時社會的需求。二戰再次把世界推進殺戮戰場，隨之而起的是「現代紀念性」的需要。

　　戰爭紀念物塑造國家認同此時的紀念物，必須將人類集體力量轉化為「象徵」，以滿足外在要求。「它」必需具「永恆象徵」，有強烈「情感價值」，能成為未來世代的「遺產」。能成為國家認同的紀念物，必須具有強烈的「精神」暗示。而能讓歷史的傷痛，喚醒缺席者記憶的，莫過於代表國家認同與人民記憶的「戰爭紀念物」。

　　戰爭或政治相關的紀念物，使政治記憶與公共藝術產生交集；如同「詮釋」的議題，紀念物也能夠建構與解構家庭、社會、國家認同。詮釋會依「世代更迭」而改變，因為我們是依照每一世代的價值觀與需要，來詮釋過去。每一個不愉快的事件，會依當代交替而有不同詮釋。歷史因加入了不同專業、多元文化，而複雜分歧，人們經由其所屬群體，進入歷史。

　　世代性並非歷史的修正主義，每世代人民的需求是關鍵。經歷事件的人說的是「記憶」，當經歷過此事件的人，都不在人世時，這個場域將被孩子世代「再詮釋」，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歷史」。而國民政府到台灣，就是從「戰爭紀念物」的概念著手，以褒忠、撫卹、永致懷念的精神，建構家庭、社會、國家認同。

　　國殤聖域開建

　　「國民革命忠烈祠」

　　忠烈祠為「國殤聖域」，祭祀開國、討袁、護法、東征、北伐、討逆、剿匪、抗日、戡亂等時期為國殉職殉難軍、文人之處所，使其長留青史，千秋祭祀崇奉。依規定，中央政府所在地，建首都忠烈祠，建築經費由國庫支出，奉祀為國捐軀忠靈將士，計四十萬餘人。

　　中華民國對功在國家烈士之褒揚與紀念儀禮，最早可追溯至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北伐時期，已有計畫建忠烈祠，到一九三三年出現相關法令，一九三六年軍事委員會訂定《各縣設立忠烈祠辦法》，「忠烈祠」一詞才被廣泛使用。

　　一九四二年，為鼓勵士氣，軍委會特別通過「抗敵殉難將領名冊准入忠烈祠」，連非戰場陣亡、病故，及意外傷亡都列入。抗戰勝利後第一次大批陣亡將領入祀忠烈祠。透過建塔、立坊、褒忠、表彰，與紀念抗戰烈士的忠義行為，為先烈先賢守靈、為民族維繫國魂，塑造國民典範，建立共同歷史記憶。以當時情勢，褒忠仍以抗日犧牲官民為主要對象。

　　紀念烈士圖騰轉化

　　根據現存檔案顯示，國府始終高度關心抗戰忠烈事蹟的蒐編、表彰與紀念。在一九三七年雙十國慶，國府通令全軍各軍事長官，查明陣亡官兵呈請褒卹，以表政府眷念忠勇之意。同時，也諭令全國各級政府調查境內的忠烈祠修建現況及奉祀烈士事蹟名單。之後在國土逾半淪陷環境下，仍盡最大努力，經過兩年多的調查，終於彙整已回覆省份的調查資料，製作「全國各省忠烈祠實況調查統計表」及「入祀忠烈祠烈士事蹟報告表」。後續調查工作，持續進行。

　　抗戰勝利後，從中央到地方更積極蒐編忠烈事蹟。後來因一連串政治動盪而暫緩，國府來台後，於一九六三年開始規劃建忠烈祠，一九六七年總統核定在圓山神社原址，整建「國民革命忠烈祠」，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專祠」，由「忠烈祠改建委員會」負責監督。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落成啟用，全年無休對外開放，供國人追思景仰。

　　國軍忠烈錄武德典範

　　一九五七年國防部奉總統指示，訂頒《國軍忠烈錄蒐編辦法》，令飭三軍對北伐、剿匪、抗戰、戡亂各時期忠勇將士壯烈死事資料加強蒐編。《中華民國國軍忠烈錄》涵蓋各軍種，是一部內容、冊數、輯別龐大的資料集萃。

　　陸軍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將所得資料編成《抗戰將士忠烈錄》，歷年來共發行三輯，各軍種也先後完成《海軍將士忠烈錄》、《憲兵忠烈事略》、《軍情局殉職殉難先烈事蹟彙編》。

　　蒐集空軍烈士部分，正式全名為《空軍忠烈錄》。時任空軍總司令空軍二級上將陳嘉尚在序文中說：「《空軍忠烈錄》之編印，蓋以揚厲軍人高尚武德，激發愛國思想與民族精神，並使革命將士犧牲奮鬥之忠勇事蹟，得以垂之久遠，以資衿式。」

　　「空軍將士自建軍以來，歷經北伐、剿匪、抗戰、戡亂、諸役，出生入死，再接再厲，前仆後繼，百折不回。期間因戰鬪或服行其它任務，而冒險犯難，殺身成仁者，何止千百。緬懷忠烈，愴悼殊深。顧以諸先烈為國家、為民族，拋頭顱，洒熱血，所創轟轟烈烈可歌可泣之事蹟，足以炳耀千秋，播徽後世。若不載諸史乘，任其湮滅無聞，實無以彰忠藎，而崇功德。」

　　這份由空軍全軍袍澤及烈士親友，就所知提供資料編撰而成的《空軍忠烈錄》，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完成。從資料彙整與文獻辨識度觀點，比較《抗戰將士忠烈錄》與《空軍忠烈錄》，我們發現，前者烈士不按軍種區分，各依姓氏筆劃統一編列，以發揚三軍一家，團結一致的精神是其特色，專冊未附烈士遺照，資料辨識度略遜，但不減其文獻價值；空軍戰役呈報系統，是由倖存飛行員回報戰績、戰鬥過程與傷亡概況，較為完整，檢附烈士照片，文獻正確性與真實感最高。

　　我們的發現

　　根據《墓次圖》烈士姓名，我們在《空軍忠烈錄》與「國民革命忠烈祠」資料庫中查證、勘誤烈士生平。首輪查詢中，找到一百三十位空軍墳烈士中的九十九位，尋獲比例百分之七十六點一五，其中有六十七位已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入祀比例百分之五十一點五三。個別烈士牌位列在「同一個分類序號」上，最多的有十五位。

　　檢討影響尋獲因素時，原始姓名空白缺漏、文字誤植、鉛印字體難以辨識、原件登錄時，可能的遺漏或錯置，都影響查證勘誤的精確性。這些面向將列入往後查詢參考，擴大資料庫，交叉比對提升結果。

　　而以上諸項數據顯示，播遷來台後，國家猶記冲天先行者，持續登錄、還原殉國事蹟。數據強力佐證「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持續努力創造、不同類型烈士紀念圖騰與紀念語言」論點。

　　烈士入祀時間從一九六三年三月起，相繼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一九七四、一九七六、一九七八、一九九四、一九九七、二〇〇三年的三二九青年節、或是九三軍人節入祀，已有十四次。

　　文、圖/汪治惠 白中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