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三五戰略需要跨越的國內外障礙

　　按照「十三五」規劃描述的宏偉藍圖，中國經濟總量到二〇二〇年將達到九十萬億人民幣，按照當前的匯率計算，人均GDP將接近一萬美元，這就基本上告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邁入了發達國家門檻。那麼「十三五」規劃所描述的宏偉藍圖能不能夠實現，這個問題和國際上熱議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戰後並沒有持續發展，未能進入到發達國家的行列。中國在未來的二十年內將面臨著巨大和系列的國內外挑戰。

　　就國內而言，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平均達到了百分之九點七。中國的人均GDP如今已達到八千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最新的劃分方法，人均GDP少於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六美元，高於四千零五十六美元，屬於「上中等收入」國家。至二〇一四年末，有五十四個國家屬於此類。如果從這個劃分標凖來看，中國已經成為「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

　　從發展歷史來看，有七十個國家現在是「高收入」國家，其中主要是發達國家，有十幾個是發展中國家。還原這七十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它們實現從「上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跨越，平均用了十二年又四個月。這七十個「高收入」國家中，有二十個人口超過一千萬人的「人口大國」，它們實現這個階段的跨越，平均用了十一年又九個月。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按照這個歷史規律和趨勢，給中國十年時間，到二〇二〇年，能否實現從「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調結構化雙重風險

　　二〇一〇年十月，中國政府從反危機的政策軌道上率先退出，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新常態。在新常態下，中國宏觀經濟失衡有了新的特點，既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威脅，這就叫雙重風險並存。

　　雙重風險同時發生，宏觀政策既不敢擴張，也不敢緊縮。若是擴張，就會全面刺激經濟，有利於遏制經濟下行，但可能把潛在的通貨膨脹激活。若是緊縮，有利於遏制通貨膨脹，可是會加劇經濟下行。

　　第一重風險是潛在的通脹壓力，根源是投入產出結構失衡。我們國家進入了一個比較典型的需求拉升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時期。我們做過一個測算，中國通脹大概略超過百分之五十是來自於需求拉升，還有百分之四十九左右是來自於成本推動。

　　進入新常態以後，國民經濟生產的總成本大幅度提高。但是我們的投入產出結構的改變滯後，對應不上，消化不掉。所以這些成本就進入到了價格。到了現階段，如果還用過去的低要素成本狀況投入產出結構，那麼根本就不適應，也就沒有競爭力。改變投入產出結構，就意味著要提高創新力，意味著要提高效率。

　　所謂需求拉升，就是流通中的貨幣多，不斷地印發鈔票。第一原因是外匯占款，就是結匯所形成的人民幣。外匯儲備和通貨膨脹有什麼關係呢？企業和居民生產的產品賣給了外國人，從而賺回來外匯存在了商業銀行，這個環節等於是商業銀行用人民幣把居民和企業的外匯買進來。商業銀行收了外匯，然後央行再把商業銀行的外匯買進來，這時外匯就屬於國家，就是國家外匯儲備。

　　各國都是這樣，但我國的特殊點在於，央行買進外匯的時候，不是用自己的資產，而是新發行貨幣給商業銀行。結匯量越大就意味著印出去的鈔票越多。印的鈔票進入流通，形成了通貨膨脹需求拉升的壓力。結匯量越來越大，在國際收支領域裡長期是收大於支，結構失衡。

　　人均GDP要達美國百分之四十以上

　　戰後七十年以來，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處於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國當前人均GDP發展水平也處在中等收入行列。事實上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最關鍵的是能否有效地縮小自己與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差距，因為只有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本國的居民在國際交往中才能有真正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再有，決定一個經濟體增長潛力的重要因素是該經濟體與國際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按照這一視角，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經濟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即一美元約等於四點四元人民幣)，我們相當於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大國美國人均GDP的百分之二十二。美國是全球最具有創新力、自然資源最豐富、同時市場經濟制度相對成熟的先進經濟體，其人均GDP在所有人口二千萬以上的國家中始終名列前茅。

　　梳理戰後七十多年的發展歷史，我們發現，只有十三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了相對於美國人均GDP從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的飛躍，這其中包括日本、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色列、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塞浦路斯、波蘭、斯洛伐克和愛沙尼亞。如果一個經濟體能夠達到美國的人均GDP百分之四十的話，該經濟體的發展水平就相對比較穩定。今天的日本、韓國與台灣地區，人均GDP在美國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到了這個發展水平上，它們的增長速度已經放緩，甚至與美國基本持平了。所以，我們認為，對於中國經濟而言，比「中等收入陷阱」更本質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有沒有可能從今天相對於美國百分之二十二的收入水平發展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相對比較穩定的發展階段。

　　中國經濟具備「四好條件」至關重要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長期穩定並且支持市場經濟發展的政府；第二個條件是持續改善的高質量的人力資本；第三個條件就是一個經濟體必須持續對發達經濟體開放；第四個條件就是能夠獲得穩定的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

　　中國經濟如何才能盡快走出低谷，完成結構調整的重任從而釋放高速增長的發展潛力呢？我們認為四個因素至關重要。

　　第一是必須全面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改革措施，尤其是在生產領域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比如說，實行更加靈活的退休制度，利用好有效勞動供給持續上升的趨勢，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激活國有企業，同時通過改革讓互聯網等現代技術能夠更好在企業中發揮作用。

　　第二是更大力度地引導企業轉型升級。中國經濟目前的勞動力成本在持續提高，這是好事情，因為這是結構轉型的基本要求。這就意味著中國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在不斷提高，這也帶來了消費的興旺。同時，中國社會的環境與生態約束不斷提高，這要求我們必須大膽地放棄一些產業，包括煤、鐵礦石等資源類產業。第三是必須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牢牢把握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底線。歷史的經驗表明幾乎所有在現代化進程中天折的國家都是因為發生了金融危機從而倒退多年。目前，中國金融與實體經濟的互動關係是空前的，金融的複雜程度也是空前的。必須夯實金融發展的基礎，比如說要全面建設作為金融基礎的法制，提高法制質量。

　　如果我們能夠利用現代技術進行企業升級，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牢牢穩定住金融，中國經濟不僅能夠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根據我們的預測，到二〇五〇年，即中國夢第二個百年的標桿年，人均GDP應該能夠達到那時候美國人均GDP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七十五，國民素質將會大大提升，經濟總體規模將達到美國的三倍左右，綜合國力將比今天實質性地邁上一個大台階。那將是一個十分值得期待的美好前景，那些為了民富國強奮鬥終生的幾代前輩們在天之靈也會得到深深慰藉。

　　第四是科技創新引領。高收入階段（「十四五」規劃之後）「創新驅動」必然成為增長重要推手。在「十四五」規劃之後，中國將開始進入高收入階段，這是一個技術創新驅動增長的階段。放眼世界，凡是發達國家，無一不是技術創新的國家，技術創新無一不是驅動增長的根本源泉。在高收入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技術創新的貢獻率達百分之七十，而中國的創新貢獻率還不到百分之四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也是提高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同時也是當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部署和直達高收入國家的戰略通道。眾所周知，雖然減少宏觀經濟不穩定性、提高人力資本、修建社會基礎設施等都可獲取收益並帶來增長，但都難逃報酬遞減的鐵律。長期來看，增長和提高經濟的競爭性只能依靠科技創新。

　　周鴻軍 英國博鷹諮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靜茹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東方儒商促進會副會長，中國金盾網絡電視台文化頻道副主任，中國炎黃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國內外多所知名大學DBA、EMBA戰略與品牌管理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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