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秉安與《大逃港》

　　「「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寶安農民

　　「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將留下一頁空白。」——陳秉安

　　一本在五年前出版的書，幾乎未經推介宣傳卻一印再印，連作者都不知道到底印了多少。盜版書甚至上了網店。最近又有廣東和香港的兩家出版社準備重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根據這本書製作的廣播節目又在二〇一五年被評為年度優秀。這本書就是《大逃港》。今年春節，筆者在深圳採訪了這本書的作者陳秉安先生。

　　你感謝這段歷史嗎

　　陳秉安，一九四八年出生於湖南郴州，現已從深圳報業集團退休。一九六八年在當地農村插隊落戶，一九七四年，陳秉安作為最後一批知識青年，被招工到了縣搬運社，扛水泥，背麻包，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後，陳秉安以郴州地區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績考上了復旦大學新聞系，但由於家庭成份的原因，他未能成行。一九七八年，陳秉安再次參加高考，終於被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錄取。一九八五年陳秉安來到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九〇年，擔任深圳市委宣傳部寫作組主筆，撰寫了長篇報告文學《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第一次向外界全面地介紹了深圳和中國的改革開放，該書發行二十五萬冊，獲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全國報告文學獎(今中國魯迅文學獎)。

　　那是在一九八七年，深圳到處是奠基、開業的熱鬧景象。羅湖區的一家港資大酒店總經理邀請記者出席該店開業慶典，這個任務落到了剛剛到報社工作的陳秉安身上。

　　慶典沒啥特別，可到了致辭的環節，總經理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嚎啕大哭起來，在稍微冷靜了一下，他突然用腳蹬了蹬鋪著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我的父親……二十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不瞞大家。」他擦去眼淚，說道，「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陳秉安詢問一個在場的當地居民，才得知，「原來這個老板，是逃港過去的呀。」不久之後，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

　　陳秉安去一家工廠採訪，港方老板在接受完採訪後，突然把他拉到了一個無人之處，問道：「有一段發生在我身上的歷史，你敢寫嗎？敢的話，請你跟我來。」

　　陳秉安隨這個老板的汽車，進入深圳東部的閘門山。兩人在一處河岸邊下了車，河對岸便是香港。

　　陳秉安順著老板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樹林的邊上，有一丘小小的墳墓。「那是我的哥哥。」這個老板的眼睛裡，突然蒙上了淚花。

　　隨後，陳秉安才知道，二十多年前，這個老板和他哥哥一起從這個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邊防部隊的追捕，他眼睜睜地看著哥哥中槍後倒在河裡。後來，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業，還把廠子設到了深圳。在來內地之前，他在河的那邊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墓碑。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對我個人，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民族，都是一筆財富。」老板懇求陳秉安。

　　陳秉安當然沒立即答應，但開始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這座看起來熱火朝天的城市背後，似乎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他要去探尋個究竟，把這故事寫下來。

　　異常艱難的採訪

　　陳秉安開始去發現並接觸身邊林林總總的逃港者，或是他們的親人。他利用一切空隙，騎著那輛「老坦克」(自行車)，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山中小徑、舊村瓦舍，採訪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傾訴當年藏在心底的種種怨氣，以及對香港天堂般的憧憬。

　　隨著採訪的深入，記者的敏感使他漸漸覺得這件事非同小可，他必須悄悄地進行。於是，這件事幾乎沒有人知道。好在單位裡的同事都各忙各的，只要他按時按質交得了稿，沒人多管閒事問他在幹什麼。

　　然而，他也感到這個題材的採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當時的背景下，「逃港」的題材是個禁區，官員們私下禁談，作家、記者不准寫。那時要是誰要是說想寫逃港的書或報導，是被看成有「有意抹黑社會主義」的嫌疑。在採訪中，不僅別人不願意介紹情況，就是很多當事人對這段歷史也都諱莫如深，更不能讓被採訪者的領導知道。

　　為了感受逃港者的生活，陳秉安甚至在民政局朋友的幫助下，化裝成逃港者，潛入深圳筍崗橋看守所，在酷熱、惡臭的環境中蒐集第一手材料。逃港的人說起這經歷，不少人淚流滿面。抓他們的幹部回憶起來，往往搖頭說：「沒有辦法，有些人就是我的親人，上面讓抓，我能不抓嗎？」功夫不負有心人，日積月累，有一百三十七位朋友向陳秉安披露了自己的身世，一大批逃港者或他們的後代與陳秉安結交成朋友，至今都有往來。

　　昨天的報紙往往是今天的歷史，陳秉安必須查閱當年報刊上的相關報導，可是到哪去找呢？內地的報紙對此事一字未提，而港澳台的報紙，由於深圳剛建市，圖書館很少收藏。他請朋友幫忙，開了介紹信，來到湖南長沙，在圖書館管理員不解的目光中，他得以翻閱當年的《星島日報》。

　　而對檔案部門來說，陳秉安更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就在幾年前，「大逃港」的歷史檔案還是「國家機密」，畢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那些檔案人員被陳秉安糾纏得無法而千方百計要躲開，哪怕他把檔案給陳秉安看，陳秉安也不敢把它公開。直到二〇〇七年四月，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了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四年的部分檔案，有關「大逃港」的內容也在其中。陳秉安才鬆了口氣。好在陳秉安的這個「巨大工程」得到了不少「明白人」的支持，不少當年的廣東執政者們，包括當年「反偷渡」的直接指揮者，以各種方式表示了對陳秉安的支持。他們不僅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記錄，還在一些「要害部門」的領導那裡「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閱一些「機密文件」。

　　深圳蛇口的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已是國家級自然保夫不負有心人，日積月累，有一百三十七位朋友向陳秉安披露了自己的身世，一大批逃港者或他們的後代與陳秉安結交成朋友，至今都有往來。

　　昨天的報紙往往是今天的歷史，陳秉安必須查閱當年報刊上的相關報導，可是到哪去找呢？內地的報紙對此事一字未提，而港澳台的報紙，由於深圳剛建市，圖書館很少收藏。他請朋友幫忙，開了介紹信，來到湖南長沙，在圖書館管理員不解的目光中，他得以翻閱當年的《星島日報》。

　　而對檔案部門來說，陳秉安更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就在幾年前，「大逃港」的歷史檔案還是「國家機密」，畢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那些檔案人員被陳秉安糾纏得無法而千方百計要躲開，哪怕他把檔案給陳秉安看，陳秉安也不敢把它公開。直到二〇〇七年四月，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了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四年的部分檔案，有關「大逃港」的內容也在其中。陳秉安才鬆了口氣。好在陳秉安的這個「巨大工程」得到了不少「明白人」的支持，不少當年的廣東執政者們，包括當年「反偷渡」的直接指揮者，以各種方式表示了對陳秉安的支持。他們不僅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記錄，還在一些「要害部門」的領導那裡「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閱一些「機密文件」。

　　深圳蛇口的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已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這片紅樹林長在深圳灣大海與陸地接壤的地方，如今是青年男女約會的最佳去處，由於植物茂密、地形複雜，當年卻是許多逃港者匿藏、下海的好地方。陳秉安每次走在此地的濱海大道上，不由自主地總會想起那些成功或失敗的悲慘的人們。有一次，一陣怪風刮來，腳下的樹葉被卷起一個旋渦衝上天空，陳秉安頓時毛骨悚然，難道是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偷渡者在叫我快寫，快寫嗎？對！困難再大，我也要克服，目前的狀況是不正常的，但它是早晚要改變的。我如果不把它寫下來，歷史將留下一頁空白！

　　為什麼要逃港

　　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歷史上出現過四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年，逃港者各個階層的都有，主要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十二個省、六十二個市（縣）。

　　逃港有著不同的時代背景。一九四九年的逃港，主要是因為政見不同，以國民黨殘留人員和所謂的「地富反壞分子」居多。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逃港主要是由於國內生活條件差，歷次政治運動又使得經濟問題雪上加霜，「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更是引起了大饑荒。一九七二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識青年，他們認識到「文革」是錯誤的，又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頭。一九七九年逃港則是由一則「伊麗莎白女王誕辰時香港將大放邊境三天」的謠言引發的。

　　逃港者的結構，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一九七八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五百五十七人，逃出一百八十三人；市直機關有四十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其中，中老年、婦女、兒童一般選擇陸路，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邊防鐵絲網；泅渡通常是年輕人的首選。偷渡者還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遊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五個多小時就能遊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很多廣東人回憶說，那個時期珠江裡總是有很多練遊泳的人，孩子從小就被灌輸「好好練遊泳，日後去香港」。人們通常選擇從蛇口一帶下水，遊過深圳灣，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順利，需要五個多小時。為了防止逃港，當時潮汐漲落時間也成了高度機密。很多逃港者由於不了解漲落潮的時間，往往選擇在落潮的時候下水，結果遊到半路開始漲潮，拼不過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已經解密的文件顯示，一九六二年的逃港潮有如「大軍南下」。據寶安縣文獻記載，這些逃港者成群結隊，每人拿著一根木棒，帶頭者聲稱：「誰阻止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在沙頭角，邊境橋頭連續兩個晚上發生逃港者集體示威、強迫邊防軍人開閘；蓮塘、羅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們衝垮了一段幾十米長的鐵絲網，人流像決堤的洪水一樣衝過邊界線……

　　僅一九七八年一年，逃港的就超過九點七萬人次，甚至當地幹部都開始逃，形成了「有權的批出去，有錢的買出去，沒權沒錢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邊防軍人曾告訴陳秉安，逃港高峰時期，他面對成百上千黑雲一樣湧過來的群眾，「心都在顫抖」。

　　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大逃港》這部書有個特點，每次事件的產生到結束，陳秉安總先把當時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環境介紹得清清楚楚，再落實到一個具體的事或人身上，可謂是從一滴水折射太陽。當地的老百姓對當時曾放他們一條生路的陶鑄、習仲勳、趙紫陽等都是感恩戴德的，至今念念不忘。同時，他們也在思索：「鄧小平為什麼要在深圳辦經濟特區？」一位曾經的逃港者，現為一家公司總經理的朋友問陳秉安這個問題時，陳秉安曾一時語塞。是啊，鄧小平為什麼不提出在新疆，在黑龍江，在廣西憑祥，在吉林延邊……辦特區而獨獨選擇了深圳呢？比起德國的柏林牆（成功越牆五千零四十三人，被捕三千二百二十一人，死亡三十九人，受傷二百六十人）、朝鮮的三八線、發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後歷時三十年的百萬人「大逃港」時間更長、人數更多、規模更大、情狀更慘烈。逼著當政的共產黨人拿出法子來。那些在前沿與民眾接觸的共產黨人陶鑄、習仲勳、趙紫陽、李富林、寇慶延、方苞、吳南生等一次又一次向他們的上級反映實情，要求「對港開放」。一九七九年四月，習仲勳、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帶著群眾的強烈要求進京。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時，習仲勳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中央的權力過於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難辦。沒有權，辦事很難。」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問：「仲勳同志，你們廣東究竟想要什麼權？」習仲勳終於將底牌拋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最後，習仲勳索性把話說痛快了，他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鄧小平和華國鋒對廣東的要求十分支持。在習仲勳到鄧小平家裡匯報廣東省要求劃一塊地方搞「特殊政策」時，鄧小平對這位當年陝甘寧特區政府主席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鄧小平又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陳秉安曾在深圳特區成立二十周年時採訪過習仲勳，他毫不回避談「大逃港」。他說：他的認識也是逐步改過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老人家的話一針見血！陳秉安分析道：那時，可能鄧小平本人，對於改革開放怎麼搞？先從哪裡搞？認識也是有限的。正是來自基層的群體智慧，豐富並升華了鄧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鄧小平有了先搞一塊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然後「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陳秉安特別請筆者注意，安徽小崗村群眾簽字，畫押要搞聯產承包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季。而早在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為了治理逃港，發展經濟，寶安縣已經要求在全縣範圍大搞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了。檔案記載，一九七八年的七月，原寶安縣委書記方苞，還曾陪省委書記習仲勳到卓有成效的沙頭角去視察來料加工工業。

　　因此，陳秉安認為，有根據顯示，改革開放的大幕，是因為治理「大逃港」而首先從靠近香港的深港邊境拉開的。

　　陳秉安十分感慨地說：沒有百萬人用鮮血演繹的「大逃港」，歷史，也許還停留在深圳河的蘆葦叢中不知多少年！因此，可以說「大逃港」是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也正因為此，每當有記者來訪，陳秉安都會不斷重複寶安的一個農民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香港的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十年來，逃港的人數究竟有多少？研究者有不同的統計。據陳秉安估算，應該在一百萬以上，這是光指在香港落了戶口的，此外還有很多人遷到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不算在內。他的統計理由是：一九五〇年，香港人口：二百二十三萬，一九八〇年香港人口五百零六萬，三十年中香港增加人口二百七十三萬。這其中辦合法手續去港的約五十四萬，人口自然增長大約九十八點三萬，兩者相減得出：三十年逃港人數大略為一百二十點三萬。這一百二十多萬逃港者和以後由他們組織的家庭、後代，就是現代香港主要的人口組成基礎。

　　陳秉安先後採訪過幾十位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都是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吃盡苦頭，慢慢發達起來，躋身社會上層。曾有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有四十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來集團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憲梓。陳秉安認為：香港獅子山精神中的「堅韌、拼搏、奮進」，其本質就是逃港者精神的體現。

　　陳秉安在書中寫了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葉小明的企業家。他是一九六二年逃港，當時只有十幾歲。他的母親在逃港途中被洪水衝走、淹死了，他含淚埋了母親，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葉爭氣，「發誓在香港幹出一番事業來，一定要對得起死去的母親。」他從底層做起，奮鬥了數十年，幹到了一家金融集團的總經理，是行業內數一數二的人物。他一次會議上激動地說：「今天不是討論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跡嗎？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政策，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嗎？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用血，用眼淚創造出來的！」六〇年代，正是香港缺少大批勞動力的年月，這些逃港者一無所有，有的只是一身體力和百折不撓、埋頭苦幹的意志。這正是經濟上亟待起飛的香港所需要的。這批在大陸走投無路的人們，無疑是為香港送來了一支最廉價，最聽話的生力軍。後來越來越多，給港英政府帶來了壓力，當局的態度才開始轉變，實施「即捕即遣」政策。陳秉安不無感慨地說：誰想到正是香港起飛需要勞動力的時候勞動力就來了？試想，如果沒有大逃港，香港要起飛都難，勞動力從哪來啊？

　　一個有良心的記者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逃港者中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對極左路線產生了懷疑，逐漸覺醒了的下鄉知識青年。這批人跟之前的農民不同，他們有較高的知識水平，過去後直接帶動了香港的文化發展，其中就包括「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期貨教父」劉夢熊、「金牌播音員」汪倫……記者是史實真相的發現者，挖掘者和保衛者。陳秉安就是這樣做的。他為這本書，從收集資料到出版整整化了二十二年光陰。他在書的扉頁上寫道：「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將留下一頁空白。」他說：任何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歷史的人，如果回避「大逃港」和因其引起的歷史變化，是無法公正的說明歷史的。不研究人民群眾在中國歷史的進步中付出的鮮血，那是在睜著眼睛說瞎話。

　　他感到遺憾的是，「大逃港」這件事，是香港人的「根」，可是研究這段歷史的人還太少，尤其是香港人。他原以為在內地找不到資料，可以到香港去找，誰知道在香港的各大圖書館，這方面的研究資料也極少。

　　只有那些親歷者才永遠忘不了。筆者日前所知，部分逃港者在大胭脂灣的吉澳島上，悄悄地為死難者建起了一個小小的紀念碑，因他們的許多同伴就是死在附近的這片海上的。碑上刻著「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眾越港者立」，每年五月一日有許多人去拜祭。

　　陳秉安自二〇〇八年退休後，一直沒有停止對「大逃港」的研究。《大逃港》的繁體字版再版今年已由香港中和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由他作必要的補充修改後也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同時，《大逃港》的第二部，重點記載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知青「大逃港」，也正在寫作中，將於二〇一六年完成。

　　我們要向陳秉安先生致敬！

　　樓乘震

　　退休記者，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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