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彥修 留得清白在人間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四時四十三分，一位九十六歲的老人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瞬間，噩耗傳遍大江南北，網上燭光一片。幾乎所有的主流報刊都刊發了這條消息，海內外多份報刊編發了悼念專輯。然而，人們並沒有及時看到後事的報導。坊間傳說紛紛。數日之後，這位老人的秘書在網上短信：「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胡錦濤、朱镕基、溫家寶、劉雲山、李長春、喬石、賀國強，及中宣部部長、中組部部長等分別發來唁電，三月九日上午家屬和部分老友將到協和醫院向曾老遺體告別，然後曾老遺體捐獻給協和醫科大學，特告之。另，曾老家設靈堂，三月十日開始悼念活動。」據說，那一是遵照老人的遺囑，二是因為北京在開全國「兩會」期間，官方規定任何單位不能舉行二十人以上的集會，告別規模只能壓縮到連同親屬只有二十來人。沒有橫幅輓聯，沒有花圈花籃，只有小小一束鮮花，放在曾老的遺體上。沒有哀樂，但每一個人的告別語都如莊嚴的哀樂在告別廳回響。過後，老人的女兒周小燕給筆者發來家中靈堂照片，習近平等領導人、各機構及親友們送的花圈擺在老人遺像下方周圍，遺像兩側牆面上寬一點五米的青底白字小楷橫幅，是女兒周小燕為父親手書的老人家詩作《京滬竹枝詞》摘錄。

　　這位老人就是曾彥修先生，筆名嚴秀。

　　十八歲就到延安

　　「曾彥修，四川宜賓市人，一九一九年生。一九三七年在成都聯中讀高一，同年十二月赴延安。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延安馬列學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處學習及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後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工作。一九五四年春調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工作。一九五七年夏定為右派。一九六〇至一九七八年長期在上海辭海編輯所工作。一九七九年後調人民出版社任總編輯、社長等。一九八三年退休。終身職業為書報編輯。偶用筆名「嚴秀」等寫點小東西。」這是老先生為自己寫的簡歷。而中共中央組織部發佈的訃聞對他的評價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出版家、雜文家……曾彥修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公平正義、勇於探索、與時俱進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年僅十八歲的曾彥修在其兄資助下，奔赴延安。在馬列學院讀書時，他與李先念同一課桌，晚上同睡一炕，非常談得來。當時班上的同窗還有後來都成為大將的張雲逸、王樹聲、張宗遜等，以及江青、葉群。曾彥修一九三八年到延安陝北公學和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後，很快得到張聞天和胡喬木的賞識，一九四〇年春後任延安馬列學院教員。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曾彥修隨張聞天任團長的中央土改工作團在陝北晉西北搞農村調查，他所撰寫的調查報告受到張聞天的好評。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胡喬木將曾彥修從中央政治研究室調入中宣部。

　　一九四八年初，曾彥修作為康生任團長的中央土改工作團團員之一，隨土改團到山東渤海區區黨委駐地，在除夕晚餐後，與于光遠、毛岸英等隨康生在村裡邊散步邊聽康生詳細講述了一九三六年中央特批薄一波等六十一名中共黨員履行手續出獄的來龍去脈。在曾彥修的記憶中，「康生足足講了一個多小時，而且講得繪聲繪色，可見他對這一歷史清清楚楚」。

　　一九七八年夏，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力主平反冤假錯案。于光遠知道曾彥修瞭解此事的來龍去脈，就匆匆找到他，在于光遠辦公室，曾彥修用二十多分鐘時間，循著記憶，將康生當年對他們敘述六十一人出獄經過的談話再次原原本本地寫了下來。其實，在一九七七年，曾老曾寫下兩份材料，分別是關於張聞天和康生的，請于光遠交有關中央領導。但時機不甚成熟，便一直壓了下來，一時又找不到，因此，這已是第二次寫了。寫畢，兩人簽了名，于光遠當夜送到胡耀邦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一天，中央下發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的中央文件，同時下發的附件即是曾彥修、于光遠署名的康生關於六十一人出獄講話的記錄證明材料。共和國這一震驚中外的特大冤案終於在中組部長胡耀邦殫精竭慮的努力下得以昭雪，而曾彥修、于光遠的這份證明材料是使「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得以平反的最直接最有力的佐證。

　　「南方基因」的植入者

　　廣東解放前夕，中組部任命曾彥修為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副部長。南下途中，時任華南局第一書記的葉劍英找他談話，希望他先行擔任新創刊的《南方日報》總編輯，曾彥修欣然同意。曾彥修後來回憶：「葉帥他們為什麼找我們這類人？因為這類人在延安待了十來年，「毛主席想些什麼，要幹什麼，你們都有尺度。」所以他必須要找延安出去的，其它解放區的他不放心。」

　　曾彥修確實沒辜負葉劍英的希望，嚴格掌握黨的政策，不愧為「南下幹部一支筆」，《南方日報》頭兩年的社論，全都由他執筆。當時，香港各界組成代表團到內地參觀，沿用過去的稱謂，叫做「香港僑胞回國觀光團」。但曾彥修看到新華社的新聞稿後，認為這是政治上的錯誤。他指出：香港屬於中國領土，怎能叫「回國」呢？香港居民都是同胞，怎麼變成「華僑」？於是，立即與新華社及各新聞機構聯繫，當晚就予以糾正。也正是從此開始，全國才改變了對香港的這一稱呼。

　　一九五一年，省公安廳送來一張次日要槍斃一百四十一個反革命分子的佈告並要報社配發消息，但對被處決者只有籠統的「一貫反動」結論而無具體的罪狀，曾彥修認為此事不妥。這不但於刑法不合，還會讓民主人士批評我們。曾彥修立即打電話給葉劍英，哪知葉劍英說要不是你們來電話，他還不知道此事。葉劍英說：我們要記住蘇區的教訓，刀把子要掌握在黨委手裡啊！於是，對一系列工作進行了安排。看起來，廣東的大鎮反比其它省市慢，但社會各方面的反應良好。

　　一九五四年，曾彥修奉命離開廣東赴京到人民出版社任職。此後，政治運動不斷，曾與《南方日報》之間的關係基本上被厚重的時光大幕所隔斷，除了老一輩的報人外，很少有人知道這位著名的雜文家「嚴秀」是《南方日報》的奠基者、推動者。不過，南方報人不會忘記曾彥修在《南方日報》發刊詞中寫下的流傳至今的名句：「除了中國人民和華南人民的利益之外，我們沒有別的利益。」這也就是後來被稱之的「南方基因」。

　　「自報右派」成傳奇

　　曾彥修一生的傳奇故事中，最讓當今的人們瞠目結舌不可理解的是他這樣一位老革命「自報右派」而居然果真被打成了右派。反右前，已嗅出風聲的田家英打過電話，還特地去曾家，提醒曾彥修說話要注意分寸。但防不勝防，誰能想到曾彥修的右派言論，是在出版社內部的黑板報上發表答記者問裡，以及在世界知識出版社的一次座談會上，他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這一聯詩，來說明共產黨處於執政地位的時候容易受到腐蝕。據黃秋耘說：「康生對「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這兩句詩特別反感，用紅鉛筆在《簡報》上劃上了杠杠，批示：「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曾彥修的命運就從此決定了」。

　　那時，上面給各單位都下達了「抓右」的指標，可是，人民出版社的反右搞得冷冷清清，沒有揪出一個具體的右派，被認為是虛張聲勢。上面催要右派名單，催得很緊。作為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組長的曾彥修擬了一個三、四人的右派名單，他自己名列其中。但他任組長的反右領導小組討論了幾次，都不同意把他劃成右派，事情一直定不下來。曾彥修說，事情擺在這裡。「久無動靜是上面在觀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們也會被拖進去。」曾彥修經歷過在延安的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深知政治運動對人的傷害產生的嚴重後果。他說：「全國轟轟烈烈，我們這裡冷冷清清，又是重點單位，這預示著什麼？暴風雨前的暫時沉寂啊！一旦一個「反黨集團」下來，整個單位就成粉末了。」就這樣，曾彥修成了一名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報》頭版大篇幅報導的正題是《曾彥修蛻化變質了》，引題是《黨內也有右派分子》。曾彥修成了全國第一個黨內的右派。曾彥修自己分析說，精心選擇他做「黑狀元」是有道理的。論革命資歷，他不新不老。論職位、級別，他不高不低。論名氣，他不名不默。論名聲，他不好不壞。「從這裡出了一個右派，可見右派到處都是。」

　　一個人被劃為右派時，正常的反應是哀歎自己的不幸，曾彥修卻覺得自己成為右派非常幸運。他說：「像一九五七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他說：「我可以一百次罵我自己是烏龜王八蛋，但我決不會說一次別人是小狗、小貓。」這條界限，他一生從未逾越。

　　著名雜文家陳四益在回憶到這一段時，非常感慨地說：「那個年代，能「把槍口抬高一寸」，盡量不傷及無辜，已是難能，他卻是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可能射向無辜者的子彈，犧牲自己，保全他人。」

　　逼上梁山力挽狂瀾

　　一九七九年曾彥修調回人民出版社，任總編輯。此時，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凖」的大討論已經開始。作為老出版人，曾彥修認為，應多出版一些介紹外國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學說特別是有關社會主義的種種理論和做法的翻譯書籍。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曾彥修致信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王惠德、國家出版局局長陳翰伯，建議共同發起，在全國譯印此類書籍。

　　此後，曾彥修開始牽頭進行籌備工作，成立由中聯部七局、中聯部蘇東研究所、外交部東歐司、中央編譯局、北京圖書館、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等單位組成的工作小組，人民出版社也新成立了一個國際政治編輯室來專門負責此事。七月，初選的譯書目錄和簡介的油印本印好後，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即以本室名義，報送總書記胡耀邦和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征求意見。三天後，胡耀邦即直接復信給該編輯室：「我贊成翻譯一些現代社會主義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資產階級關於社會學的一些名著。現在我們這方面的知識貧乏得驚人。我不知道全國是否有十來個人認真讀了十來本這樣的著作。沒有這一條，談什麼探索新理論？」根據總書記的批示，曾彥修將很大精力投入到這套叢書來。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三年間，全國二十五家出版社出版了大批關於國外政治、經濟、思想的譯介書籍，總稱為「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有「新黃皮書」之稱，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

　　誰知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初，又開展了「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胡喬木竟把這套書作為「自由化傾向」的實例，予以嚴厲批評。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各出版社都亂了手腳。針對胡喬木的批評，曾彥修臨危不懼，寫了近三萬字的《申訴書》，拿出胡喬木當時支持這個項目的原始證據，做了有理有據的反駁，有些語言相當尖銳。他把《申訴書》寄給了胡喬木本人，也寄給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聽說胡喬木看了以後，給社裡寫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但這封信沒有正式下發，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曾彥修說：「《申訴書》我花的力量很大，將近三萬字。認錯，不可能，因為事情是你搞錯了。難道我也跟著說，布哈林等都是帝國主義的間諜，都應該殺，殺得很對？不可能。我是被逼上了梁山，除此別無他法！」但這以後，曾老也退出了一線。

　　良知末泯出新著

　　二〇一三年「深圳讀書月」活動在觀眾的見證之下，由十七位全國知名讀書媒體的主編和作家、學者組成的評審團成員現場投票，將「年度致敬作家」這項大獎頒給了曾彥修先生。有人不解。因曾彥修先生在這一年裡只出版了一本很薄很薄的小書，總共只有七八萬字，這就是他的回憶錄《平生六記》。但是讀過的人都知道，這是一本很重很重的書。

　　《平生六記》記述了在「土改」、「三反」、「鎮反」、「肅反」、「四清」和「反右」六場政治運動中，曾彥修自己身在其中的經歷和體驗。六個片段，六種場景，類似於六種棋局，如有不同的應對，便有不同的結果，但這恰恰是人生選擇的關口，對作者的人格形成考驗。所有六記，曾老寫的都是在「整人」的運動中自己堅持「未整人」，甚至是救人。這是因為，他內心中有一個原則：「一切按具體情況處理。明知其錯的我絕不幹。為此要付出多大代價，我無條件地承擔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會有例外的，唯獨有一件事情，我以為絕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凡是經歷過那個時代政治風雨的人，究竟有幾人可以拍著胸脯說出這樣的話？

　　《平生六記》在三聯出版了，百歲老友周有光先生為書親筆題詞：「良知未泯」。沈昌文、張思之、吳道弘等知名學者特地向讀者聯名推薦。社會反響強烈。很多人把它和楊絳的《幹校六記》相提並論，認為兩本小書都是以平凡小事反映大時代和大歷史，以細微感受透視特定環境下的人性和人情，可謂以小見大，見微知著。中老年讀者在老先生講述的件件「小事」中似乎看到了自己，青年讀者則從這些似乎是「天方夜譚」的故事中看到父輩所走之路的坎坷。盡管這本在眼下的圖書市場上起先並不被看好，甚至有種種限制的情況下出的書，三聯出版社超原計劃一版一印八千冊，市場即告售罄。

　　女兒的理解與歉疚

　　曾老當年住在豐台方莊一個普通居民小區的十三樓。層層疊疊的書籍，使得家裡所有的門都只能開到四十五度。而曾老在一九五二年就被定為行政八級，平反後，一九八五年中組部明確其享受副部級待遇、二〇〇四年中組部批凖享受正部級待遇。周小燕說：「眼見耄耋老人日日鼻插氧氣管，俯身於堆滿文稿、僅餘一尺之寬桌面疾書；時時小心拄杖、步履蹣跚逼仄空間，身為子女焉能忍心！」周小燕與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商量後，未經曾老同意，於二〇〇七年七月一日給黨中央領導寫信反映情況。因為，他們明白，如果給曾老知道此事，就無辦的可能。中央某領導當即予以批復，除了搬到現在較寬敞的部長樓，也配了專車。哪知曾老大光其火，斥責女兒：「你毀了我一生清白！」女兒請他看信，說看完信您就明白了。可無論女兒如何央求，他堅拒看信，就如當年直至現在，他拒看那份刊登他為右派的《人民日報》一樣。曾老說：再怎樣解釋，他人也會認為是做父親的唆使……以至女兒不得不說，「那就打電話退掉好了」，乃至最後，女兒冒出了最不該說的「虛偽」二字。由於曾老的震怒，周小燕至今都未向當即批復的中央領導復函表示謝意。在向曾老告別時，周小燕哭泣著訴說此事，「爸爸，現在，請您靜靜地、耐心地看完女兒的這封信……爸爸，您一定要原諒我。那不過是您應該享有的待遇啊！您一生都是寬厚待人，虧待自己！……」

　　留得清白在人間

　　曾彥修先生的高風亮節獲得無數贊譽。李銳說：「我認為彥修是對黨，尤其是對黨在一九四九年後執政治國問題上覺悟得最早的人之一。他是講究做人的，認為最重要的是做人，當做人與做黨員發生衝突時，他選擇做人。他就是這樣一個人，非常值得敬仰和學習。」杜高先生說：「曾彥修先生崇高的政治人格將成為一種象征，永遠留在中國人的心裡。他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殘酷年代裡，勇敢地犧牲自己，無私地救助無辜者，就像希臘悲劇中的普羅米修斯和俄狄浦斯一樣，他是一位現代的悲劇英雄。在他的身上閃亮著一種人性的美，體現著一種高潔的道德精神。所以他將不朽。」

　　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後又在「文革」中被首批「打倒」的陸定一先生在七十八歲時，書寫了于謙的一首詩贈曾彥修。這首《石灰吟》借寫石灰來抒發詩人的志向，陸定一用在這裡，表達了他對曾彥修的一種敬佩：「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只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曾彥修把這幅字送給了周小燕，並在下方寫上：「小燕愛女留存」。說：「爸爸把它送給你是最合適的了。」

　　是的，曾老，您可以放心了。在醫院病床前陪伴您的最後日子裡，您聽到，也看到了您女兒寫給您的話，「親愛的爸爸，我愛您！敬重您！一切按您的意願辦，不會有任何問題，您可以完全放心！因為，您已經給了我最寶貴的東西，做人的骨氣！」

　　樓乘震

　　退休記者，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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