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國母 從宋慶齡在上海的園陵回顧

　　在台灣，「宋慶齡」這三個字曾經是一個不能提到的忌諱，當「三民主義」和「國父思想」被高舉學習的時代，中華民國的國父身邊的第一夫人，卻成為中國大陸人民口中的「國母」，在台灣變成不透明的影像，被擱置在層層幕後；正如同在大陸，蔣夫人宋美齡的形象，也曾扭曲變型到讓台灣人民傻眼。

　　解嚴之後，兩岸拉近距離，宋家三姐妹的形象透過歷史的還原，也漸漸恢復過來。就像陸客到台灣遊覽，對慈湖和蔣故總統士林官邸充滿好奇；台客遊上海，也有許多人被一車車載往在上海市西郊、虹橋路和吳中路之間，宋園路上的宋陵，以及淮海中路一八四三號「宋慶齡故居」參觀。畢竟，宋慶齡九十歲的人生中，就有五十年是在上海渡過的，她和她的妹妹蔣夫人宋美齡，現今在上海已同被高舉為舊時代上海女性的表率。

　　淮海中路一八四三號

　　八月下旬一個炎熱的午後，我們到上海市中心老區的西側，聽說要去「宋慶齡故居」，計程車司機不假思索，就熟門熟路的抵達這座距離上海市立圖書館不遠的歷史建築。

　　淮海中路原屬老上海法租界，這條現在被分成東、中、西三段的淮海路，原名「霞飛路」，曾是上海最著名的馬路之一。因為霞飛路兩側是法國梧桐夾道，建築特具法式韻味，向來是西方人及所謂高等華人居住地段；它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以格調高雅、人文薈萃而享譽中外，是與巴黎的香榭麗舍、紐約的第五大道可相媲美的大街。

　　要找「宋慶齡故居」，附近最著名的地標性建築，就數那棟位於淮海路武康路口的武康大樓。這座蔣緯國曾經住過的公寓大樓，建於一九一一年，是十九世紀就以設計頂級建築著名的，匈牙利籍建築設計大師鄔達克的作品，全世界僅存三棟。

　　和武康大樓獨有的滄桑感和貴族氣質相比，隔街相對的「宋慶齡故居」，在淮海路上諸多歷史建築中，是絕對稱不上精雕細琢的華麗；那一片沿街灰牆，牆頭濃鬱遮天的綠枝，鐵鑄大門的門簷懸著「一八四三號」，黑底描金的「宋慶齡故居」牌字，襯托出的是周遭少有的寧靜和幽深。

　　筆直順著十數步的車道走去，在扶疏老樹的綠蔭後面，是一棟歐式帶閣樓的二層樓房，此樓建於一九二〇年，原是希臘籍德裔船東鮑爾的寓所，紅瓦白牆磚木結構，坐北朝南，共八間房間，總建築面積約七百平方米，去除屋後迴廊和前後進樓梯的面積，每層不到五十坪，其實未見寬敞。

　　小樓內部設計的十分簡約，正門前有個小門廳，進門是玄關、客廳、餐廳、書房。玄關有L型樓梯通往二樓，每間房都裝有壁爐。屋前屋後整個花園有將近二百多坪的面積，可以待客。小樓就座落在花園正中，以小樓為界，北面是一片大草坪，綠草如茵，南面是花園，幾十株香樟、雪松樹環繞著四周。

　　這座老房子歷經數手，後來落在上海聞人朱博泉手中，被當成交際會館，招待商界和文藝界電影界的人士。抗戰勝利後，此屋成為軍統局的招待所，蔣經國遷到上海以及當時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駐華代表等來滬時，都入住此樓。經國先生更一度以此樓為在上海的寓所。一九四八年蔣公發手諭，將這所當時市價為二千七百多萬金圓的住宅，配給宋慶齡。從此自至她去世，宋慶齡一直擁有此宅。

　　流金歲月風華已逝

　　我們前往參訪時，客廳正在翻修中，所以只能從後門門房處繞過客廳。一樓除了客廳、就是餐廳、書房，二樓是宋慶齡的臥室、辦公室和保姆臥室。由於老樹圍繞，樓下光線幽暗，客廳和餐廳的面積，都不比台灣三十多坪三房兩廳的雙廳設計來得寬敞，牆上懸著宋慶齡到蘇聯訪問時買的油畫，和一幅徐悲鴻送的水墨雙駿圖，不搭調的裝飾，對照著陳舊陷塌的老式大沙發，房間顯得更小，明顯的看出來屋主不事增華的低調作風。

　　整棟樓中最吸引參觀者注意的傢俱，應數二樓宋慶齡臥室中，一套杏仁色梳粧檯、五斗屜、臥床和大櫥四件套。整件的核桃木精雕花式，並用極細的藤木編織成片裝飾，編藤片上再飾以核桃木的浮花雕飾，經過九十年的流光洗禮，散發出蜜蠟般的光澤。這套精緻的臥室傢俱，是宋慶齡的父母宋耀如夫婦補送給她的嫁妝，它也是宋慶齡生前最為珍愛之物，見證了宋慶齡娘家對婚事從起初強烈反對，到最終認可的一段坎坷。

　　宋耀如曾是早期留美學生，他九歲時從海南島窮困的農村，投奔爪哇親戚，再由此渡海到美國波士頓投奔堂舅，以後當過學徒、工人、水手、杜克大學三一神學院留學生。他在排華法案通過的風潮中回國，最終沒有變成美國教會希望他當的月薪美金十五元的上海窮牧師，卻開了一家印刷聖經的印刷廠，發家致富。最後因印刷革命份子傳單，和孫中山先生結識，也成為國父最早期的支持者。

　　國父在廣州起義後，被清政府通緝時，宋耀如在上海租界的家，屢次成為孫中山先生的避難所和聚會所，據說宋慶齡兩歲時，就見過和她父親同年的孫中山先生。宋耀如是最早參加同盟會的同志之一，他後來把兒女送到美國當小留學生，經常寫信給他們，就是希望他們從小立志救國，將來為中國現代化努力以赴。

　　一九〇四年宋靄齡先赴美就學後，在上海中西女塾就讀的慶齡、美齡姐妹的感情，變得更親愛無間。一九〇七年她們的姨父溫稟忠，被派任清廷駐美留學生監督處長，十五歲的慶齡和十歲的美齡，就跟姨父乘船赴美，被安排到紐澤西州薩米特市就讀。最後倆人一起轉到南方喬治亞州貴族化世界第一所女子大學、衛斯理女子學院就讀；美齡在慶齡畢業後則轉到東北部麻薩諸塞州的威斯里女子學院就讀。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她們的中文名字，姐姐是宋慶林、妹妹是宋美林。等到宋慶齡一九一三年學成歸國，革命黨人先是託她帶信轉交孫中山先生，因為倒袁失敗，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先生，當時的英文秘書，正是先前已學成返國的宋靄齡。

　　年輕的宋慶齡在日本橫濱遇見父親和姐姐，一九一四年隨即在東京接任了大姐靄齡的職務，擔任國父的英文秘書。精通英語能幹的她充滿理想，喜歡寫作，被袁世凱通緝在日流亡的中山先生，則熱情的交流思想，傳授她所有有關革命的知識和救國心得。她父親埋在女兒心中所有的救國的熱情，和對英雄人物的景仰，在她追隨並照顧孫中山先生的時間一起爆發，這兩代留美學生跌入情網。

　　孫中山先生因革命在華被通緝，在國外為英國和東南亞各國驅逐，從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間他在世界各地奔走籌款，宋耀如都是他的財源支持者和募款者，他對孫中山先生的財務和革命工作的艱苦狀況知之甚詳。倒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看來中山先生前途惟艱，對於他和女兒談戀愛，宋氏夫婦顯然認為支持革命是一回事，做父母的卻不願讓愛女受苦。

　　一九一五年宋慶齡父母斬釘截鐵反對宋孫成婚，他們認為二十二歲的宋慶齡與當時四十九歲的孫中山年齡差別懸殊，孫中山先生已有元配，再加上宋家篤信基督教，而孫沒有宗教信仰，以致教會和眾家親友都反對這樁婚事。眾所周知，宋最後逃出反鎖的臥室，和孫中山先生投奔日本，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見證下完成婚禮，家族中只有宋美齡支持這份姻緣。

　　這段甜蜜婚姻只維持了十年，宋慶齡惟一的一次懷孕，也在廣州逃避陳炯明叛亂中流產，一九二五年國父就因肝癌去逝。終其一生，宋慶齡守寡了五十六年中，其中有三十三年，她不在北京辦公的時候，就住在這裡。

　　孓然一身向左傾

　　孫中山先生為革命四出募款，遭到各國政府驅逐，縱有協助也是包藏禍心，想要在未來的中國現代化中，享有特權和利益。這當然為國父理想所不容，到最後似乎只有十月革命成功、同為帝國主義所篾視的蘇維埃政府，還能和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先生靠軍閥在廣州成立新政府，維持善意。

　　一九二二年在廣州遇到陳炯明叛變後，恨鐵不成鋼，孫中山先生不但想藉助俄國革命經驗，更欲藉此振興國民黨，不過，他的聯俄聯共至容共路線，均是為了完成對三民主義的理想。他和蘇聯外交代表越飛的聯合聲明很清楚寫入「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基本上，孫中山思想裡有根深蒂固的反對仇恨鬥爭的觀念，他的反對社會不公，但是主張以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來避免壓榨，並不贊成社會內部的仇恨鬥爭。

　　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的失敗教訓，讓蔣中正與蔣夫人警覺蘇維埃政府並不懷好意，中共更是欲藉國民黨容共聯共，壯大勢力奪取政權。次年國父逝世後，已經開啟了左傾思想的宋慶齡，眼見列強侵凌中國並未稍緩，五卅慘案後，她堅持親俄容共聯共，並未獲得黨內的擁戴，而與蔣和妹妹宋美齡的主張日行日遠。寧漢分裂後她搬回上海，後來建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借力使力從事活動，幫助中共壯大。抗戰時她雖曾移居香港、再到重慶與蔣夫人共同抗日，勝利後隨國共鬥爭愈來愈尖銳，宋氏姐妹已勢如水火不相容了。

　　文革身心受創傷

　　因為宋慶齡以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孀的身份，長期以來用她的影響力護持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後，她就被委任為政協副主席，人大代表等偏於象徵性的職銜，而從事兒童保育、與第三世界的外交等遠離政治實權的工作。這期間她多半住在上海，有事才往北京。儘管她曾經二次申請加入共產黨，都被拒絕，這是出於中共對統戰的需要，毛澤東始終認為，讓宋慶齡留在黨外，所起的作用更大。直到她九十歲臨終彌留之際，重複要求了三次，中共才批准了她的入黨，並加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在上海寓所遠離權力鬥爭，宋慶齡雖然恰如其份的扮演著象徵性國母的角色，她的光芒雖力圖掩抑，仍然遮蔽和深深刺痛到真正的紅朝第一夫人江青，這份角色的宿命，為她在文革的遭遇埋下風暴。

　　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儘管身為總理的周恩來開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寫下了十三位所謂「愛國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慶齡。然而上海郊區一些農民，還是掘開了位於虹橋路附近、萬國公墓中的宋慶齡父母墳墓，她父親宋耀如和母親倪桂珍的骸骨被開棺爆屍。宋慶齡得知後痛哭，致電懇請周恩來處理，周恩來指示儘快修好宋氏墓地。宋慶齡獲悉上海民政局已妥善修復墓地，便自寬自解：「祖宗總算有個地方蹲了」。不過事情還沒完，到了八月，南京紅衛兵提出要毀掉孫中山銅像，又是周恩來得知後出面力保。

　　就算是她遠離權力中心的周邊事業，文革中也受到衝擊，為青少年爭福利的中國福利會，工作人員受迫害，在北京她所發行的中國建設雜誌遭到停刊，員工被迫自殺、下獄。她對於這些人身施暴和打倒的鬥爭憤怒不解，正如同她對好友劉少奇一家被迫害一樣，感到痛苦不堪。

　　由於「文革」折磨，周恩來最終積勞成疾，癌細胞逐漸擴散，與世長辭。宋慶齡得知，悲痛欲絕。她那時的處境維艱，可以由她主動將生活費退還政府可見一斑；當年領導人中工資最高的不是主席毛澤東的四百零四元八毛，而是宋慶齡。她那時領的是國家一級工資，每月五百七十九元五毛，另外還有三百元活動費，主席夫人江青的工資，一開始只有二百四十三元，九大後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江青，工資才漲到三百四十二元七毛。所以文化大革命時，宋慶齡為明哲保身，趕緊將活動費退還了，她把收藏的藝術品處理掉，不敢再養喜愛的鴿子，把所有洋裝都送人，即使躲在上海家中彈琴畫畫作繡，也格外小心翼翼。

　　文革期間，外界瘋狂仇恨鬥爭，讓宋慶齡的生活一片空白，心境惡劣也讓她病痛纏身。此時一直陪伴她身邊的，惟有李燕娥這位十九歲就到宋慶齡身邊做保姆，一幹就是五十年的老工人。她一直忠心、精心照管宋慶齡的生活及家庭，孓然一身的宋慶齡把她當作自己的親人，同桌吃飯，喚她：「李姐」。李燕娥比她早兩年去世，宋慶齡就把她埋在父母親墳旁邊。

　　萬國公墓中長眠宋園

　　一九八一年宋慶齡因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細菌性白血病，在北京逝世，遺囑將她埋葬在上海歷史悠久的「萬國公墓」所在的父母墳邊。上海市後來將此墳擴建成成宋慶齡陵園，列為大陸的國有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萬國公墓初名薤露園，是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十月，浙江上虞人經潤山在上海西郊（今虹橋路、滬杭鐵路西側）籌建，佔地一點三三萬平方米。民國六年，潤山之妻汪國貞在虹橋路南、張虹橋購地三點七一萬平方米，將園西移更名為「薤露園萬國公墓」，做為中西人士皆可安葬的公共墓地。作為名聞遐爾的上海一流公墓，墓葬者有清朝、國民政府的達官顯貴和西人富商巨賈，民國二十五年，魯迅逝世後，也安葬於此。「文化大革命」初期，公墓遭到毀滅性破壞，墓地成了工廠和菜園。後在周恩來親自過問下，拆毀的宋慶齡父母合葬墓得以修復。文革後修復的墓地，原本面積為一百四十五平方米，擴建後成為二百六十三平方米，宋慶齡安喪後再予改建成宋陵園，不再沿用萬國公墓的舊名。

　　陵園大道中部聳立宋慶齡紀念碑，宋慶齡漢白玉雕像則坐落在紀念廣場北部中央。雕像是大陸的名雕塑家劉開渠指導下塑成，採用宋慶齡最具風華的五十歲左右的形像，身著齊膝旗袍，髮髻梳粧，雙手疊膝，氣度風華。墓後為小山坡，遍植中山柏、龍柏、雪松等樹，四季長青。墓地四周環植宋慶齡生前喜愛的丁香、玉蘭、紫薇、杜鵑等樹木花卉、萬木青翠。以台灣旅客的眼光來看，宋陵構成奇特格局的是，宋慶齡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合葬墓居中，宋慶齡墓則位於東側，與其平行的西側則是保姆李燕娥的墓，彰顯著李燕娥在九泉之下，仍在這個無產階級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土裡，佑護著宋的家族。

　　今年的八月上海雨降的特別多，總是罩在一片輕煙似的霧氣裡，宋陵飼養的數十隻白鴿，鴿群每天清晨，都盤翔在這片上海市最安靜的陵園上空，為周遭帶來一片祥和。宋陵之外，宋園路口則是一派繁華喧囂，虹橋路一帶正在翻修市容。文革已遠，老上海時代就是外僑集中居住的這塊虹橋地區，搬進來更多外國人和密集的台胞。在這裡，總算脫離仇恨鬥爭的一段歷史階段，宋慶齡九泉之下，應該會和她的妹妹宋美齡，含笑相偎而視了吧。

　　吳德里

　　前中央月刊總編輯、現任覺行雜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