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玉蘭」電視節上，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得了大獎，小說原作者路遙又一次來到我們中間，他筆下那些黃土高原上的農民的命運，也再一次感動著我們。無論是閱讀小說，還是觀看屏幕，我邊看邊想，這麼窮困的日子，該熬出個頭了吧？或者說，至少作為路遙，寫了那麼多作品，出了那麼多書，還得了獎，總該脫貧致富了吧？未料到的是恰恰相反：直到英年早逝的那一天，路遙始終未能與窮困绝緣。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得了「茅盾獎」，連去領獎的路費都拿不出，只好向兄弟借，而要買幾百本作品送人，更是難死了他……
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稿費哪裡去了？他應得的報酬呢？
遠的不說，解放以來，五十年代初期，作家們曾有過好日子，不菲的稿酬實實在在，連趙樹理這樣樸素的人也在北京買下了房子。可是好景不長，隨著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跌價，稿酬和版稅一個勁地下滑，到了文革那個年代，乾脆取消了。改革開放以後，恢復了稿酬，但很有限，幾次三番地呼籲，也不見有實際的增長。難怪有人說，靠寫作是養不活自己的，千字不到百元，連已經夠寒酸的講課費都比它高。碰上路遙這樣的老實人，家裡人口多，負擔重，又急公好義，怎麼可能攢得下錢來？
當然，耍筆桿子發財的也有。
一類是本來就有地位、有名聲、有權勢，寫作只是副業，人們有求於他，報酬就絕對不同一般。就跟演講上課一樣，同樣講個半天，有拿數百元的，也有能拿到成千上萬甚至數萬數十萬的（那就叫「出場費」了），內中學問深著呢。另一類是特別有商業頭腦的，與企業或事業掛鉤，有了一本萬利的收益，盡管也是動動筆，當然就不能同日而語了。其實，自古以來就有先例，陳皇后在漢武帝面前失寵，為了挽回感情，請司馬相如寫賦以感動「當今」，並出以千金高價，所以辛棄疾的詞裡有「千金縱買相如賦」的句子。但是這似乎已經超出了文學創作的範疇，機會也不是那麼容易逮著，路遙絕不會幹這類事情。
細想想，歷朝歷代，文學家還是窮困的多。陶淵明，杜甫，都夠窮的。李白雖有「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日子，但始終也難發大財。最令人同情的是曹雪芹，耗畢生精力，完成了《紅樓夢》這樣的巨著，卻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日子，真是太不公平了。不知道各出版社每年出版的《紅樓夢》有多少冊，倘把稿酬版稅結算一下，也夠他曹家風光幾輩子了，但如今連後人也找不到一個。如果說，由於封建社會太長，商品經濟不發達，中國長期沒有稿酬，那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家們，總該發財了吧？是的，有發財的，但窮困潦倒的仍不少，巴爾扎克就欠了一屁股債。
按勞分配，等價交換，應當是如今公認的原則，要貫徹它，維護它，就要依法辦事，制定出有關報酬的法律法規，改變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隨意性。文化領域的分配不公似乎已習以為常，因此，路遙這樣的反常生活反而「見怪不怪」了。應當改變，應當共同創造一個合理合法的「新常態」，以告慰路遙等人的在天之靈，也激勵與撫慰像路遙那樣的眾多後來者，否則，人們是難以安心的。
過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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