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之时代困境

　　【摘要】《正义论》的面世产生巨大社会反响，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迎合了时代的发展需求，解决了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在当时，整个社会动乱不安，人权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整个社会亟需一种新的制度、理论来调整立法和人们的行为。与此同时，伦理学的衰落、功利主义的盛行以及自由主义自身的危机也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论的出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推动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正义论；社会困境；学术困境；自由主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其出世之际产生巨大的反响，对当代社会的正义观起到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其正义论进行论述和反驳，但其不同的论述可能是基于不同的立场，而不论立场如何不同，正义论所应对的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时代困境则是客观存在的。对我国而言，正确地认识到罗尔斯的正义论所应对的时代困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正义论，从而结合中国实际，能更好地参考借鉴罗尔斯的正义观。

　　在罗尔斯的《我的教学工作》（1993年）一些仍未发表的说法中，他说道：“我一直最喜爱的部分是本书（《正义论》）的第三编，讨论道德心理学的部分。不过，它受人欢迎颇令我惊讶，我要做一个解释。我想它是有些优点的，但我总以为，它之所以广受好评，在于它的面世恰逢其时，当时正处越战期间，后来的学术与政治文化状况也促成了它。因为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作品——伯林、哈特、巴里和沃尔泽的作品，因此似乎存在着对它们的需求。本书证明，尽管有错谬，在合理论证的支持下，其主题可以作为哲学的连贯部分得到讨论，而不单纯只是个人意见或同情心的表达。我决定我应当研究许多批判，因为存在着来自阿罗、森和哈桑伊，以及哈特和内格尔、诺齐克和欺坎伦等人的很好反驳。我要设法强化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并回应他们的反驳。”罗尔斯说的这段话其实也表达了他的正义论是一种对道德哲学的思考与反思。他在正义论序言中表示，他的首要目标之一在于，为民主社会阐明最恰当的正义道德观，与盛行的功利主义传统想比，那种道德观将更好地解释自由平等的民主价值。而从这段话中，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到《正义论》的面世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时代原因——包括社会背景以及学术背景，总的来说，正义论的产生迎合了时代的发展需求，解决了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一、社会困境

　　1、一个战乱的时代

　　1.1 美国国内

　　罗尔斯酝酿和创作正义论的年代，在美国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美国，外有朝鲜战争，内有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浪潮。二战结束没多久，美国就陷入了冷战的恐怖气氛之中。在国际上，美国与苏联相对抗，而在国内，美国则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麦卡锡发表了一个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使得美国上下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共浪潮，极大侵害了美国人民的人权。麦卡锡主义是一种红色恐怖，损害的是工人、左派人的利益。但令人伤心而困惑的是，当时的法律是合法政府通过合法程序颁布的，这不禁让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一个程序正当的法律还是会侵害到人权？该怎么做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产生？罗尔斯对此的解决办法是给民主划一个底线，即在程序前应当先为立法划出一个人权底线——这也是他提出的“平等的自由原则”。

　　1.2 国际

　　20世纪30年代以后，希特勒主义在德国盛行。希特勒似乎是一个暴力专政的代名词，但事实是他是靠一种民主程序上台。究其原因，是一种恐惧和危机感促使希特勒上台。当时，德国处于经济危机，而他国到德国的消费更加刺激了德国人，与此同时，当时的政府处于一种无为状态。这时候，希特勒主张恢复德意志荣光，纯化德意志血统。这种主张使得下层人民获得一种安全感，而精英人士则得到身份认同。由社会的不平等、不安定带来的恐惧感使得人民将希望依托于希特勒身上。在那样的社会，机会主义横行，希特勒更是主张通过对外扩张来解决内部的矛盾。这种外扩到最后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希特勒主义的产生让人们处于一种恐慌之中。

　　60年代，还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及越南战争。在越南战争期间，一些青年以各种方式拒绝服兵役，其中便包括一些人认为此战为不正义战争，违反国际法等理由的拒绝。罗尔斯对此认为我们不需要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而是需要在某些环境中有鉴别地、有良心地拒绝参与战争。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参与所有战争是一种天真的、必然具有偏狭色彩的观点。但在某些特殊冲突中一个民族所共有的正义原则为基础的良心拒绝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种拒绝是对政府意图的一种毅然抗拒，当这种拒绝普遍化时，不正义战争便不可能继续下去。

　　1.3 小结

　　因此，在当时，整个社会动乱不安，人权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整个社会亟需一种新的制度、理论来调整立法和人们的行为。《正义论》的出版正值西方社会中的黑人等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方兴未艾，政治反对派要求合法地位的呼声日趋高涨。一方面，人们虽然原则上肯定自由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体制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和产品的配置，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抱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收入、财富和权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因此，像福利国家等新的社会政策、政治上更为激进的对个人权利和收入均等的要求也都诉诸正义的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在20世纪首次将正义理论与具体权利安排、利益分配方面的政策相关联，并且其正义论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思潮。具体到美国，其国内出现了人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对现行制度和政权的对抗。这些对抗者通过这些运动向当权者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现有的自由和民主是否真正得到实现；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否公正合理；在现行制度下的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巨大的贫富差距如何解决。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哲学家们都重批判少建构，即使有心解决这些问题，也都无法提出完整的、实质性的理论。西方社会面临的现实危机和理论难题召唤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观念。

　　综上所述，罗尔斯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公正的问题——二战中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暴行，以及像美国社会中种族不平等等问题，都促使哲学家再度思考正义的普遍价值和原则，使得战后关于正义的规范性论述也成为公共哲学长期讨论的热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探讨的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分配份额、差别原则、代际主义的问题，以一种理论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或希望。

　　2、整个社会面临的危机

　　哈贝马斯在1968年曾经把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困境归结为“四大危机”：经济危机、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信念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着。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那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方式，而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又已经离不开政府的干预。经济危机最终转移到社会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导致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信念危机——其中合法性危机最为突出。所谓合法性危机，是指政府的作为缺乏合理性，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国家机器不能有效地调节经济系统；合法性危机是指政府的行为缺乏根据，不被认可，人民大众对现存制度缺乏信任感，即群众忠诚不足的危机；国家对文化事务的干预，把文化事务搞糟了，使意义成为稀缺的东西，从而产生信念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导源于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福利国家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冲突。

　　哈贝马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他的理论有两个核心：人权和人民主权。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建立在人权上，用人权来论证人民主权的合法性，从而建立现代政治体系。但是事实上却反过来了，人民主权被用来限制人权。人民主权凌驾于人权之上。他由此指出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一是福利国家出现，民主凌驾于人权之上；二是公共领域被异化，不能再发挥其作用。他因此提出重建公共领域，重建公共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战争以及福利国家的出现都严重侵害了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面对这样的社会问题，罗尔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为基本权利划一条线，阻止国家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害。哈贝马斯则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他把这个人权的保护转化为民主参与问题。

　　二、学术困境

　　1、西方政治伦理的发展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繁荣时期：

　　1.1 在古希腊城邦极盛时期

　　“很多近代的政治观念，比如公道、自由、立宪政体和尊重法律等，或至少是这些观念的定义，都起源于希腊思想家对城邦制度的看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最早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柏拉图认为，正义是最具综合性的道德概念，社会正义是首要的善，个人善的追求和实现最终必须诉诸于城邦的共同善。个人美德意义上的正义与社会伦理意义上的正义是统一的，统一于个人对正义的认识与追求，而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国家形式，就是他所设想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对善的目的的追求构成了以城邦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和以个人完善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的共同基础。以最高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

　　因此，在古希腊城邦时期政治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善。

　　1.2 18、19世纪

　　经过英法德等国大批思想家的努力，一个以人的自由（权利）、平等（公平）、博爱（宽容）为基本理想和原则的近代政治哲学体系得以创立。洛克是这一体系的奠基者。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及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密尔等人对这一体系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阐发，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康德、黑格尔则成为这一体系的集大成者。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们所依据的理论正是从亚里士多德、中经洛克直至康德所建立起来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

　　2、西方政治伦理学的现代困境

　　2.1 伦理学的衰落

　　20世纪初，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这两种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同时遭受质疑：18世纪末的西季威克开始意识到功利主义伦理学在规范的逻辑证明上的脆弱和缺陷；叔本华预告了康德普遍主义伦理学的失败；尼采则彻底打击了规范伦理的普遍主义理论雄心。由此，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伦理学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学说，而道德等实质性问题则因为无法进行逻辑或科学证明而被束之高阁。20世纪以来，实证和分析主义哲学一直占据英美伦理学甚至于整个哲学的主要领地，哲学家们主要侧重于形式上对道德陈述及命令的语义、逻辑关系进行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偏离了现实的道德问题，与此同时，他们所构建的伦理学体系又混杂经验，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的、自成体系的道德哲学。具体到美国来说：一方面，实用主义这一本土哲学依旧是其价值观念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承受着元伦理学的日益强烈的冲击，这使得美国现代伦理学的发展常常处于实用主义和直觉主义的两难选择中。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罗尔斯冲突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框架，在西方伦理学传统中重新寻找理论生长点，即复归传统规范伦理学。为了将伦理学从纯语言分析中拉回到现实世界，他需要重新确定一种新的伦理学研究路向。为了完成这种方向性的理论转变，他找到一种新的伦理学探究方法——反思平衡。正义论的出版，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哲学、伦理学潮流的一个重要转折：由形式问题转向实质性问题；由怀疑和否定转向试图重新肯定；由实证的分析转向思辨的概括。这某种意义上是对19世纪以前的古典的非怀疑的哲学伦理学传统的回归，是对康德、密尔等所代表的哲学传统的回归，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哲学应该脱离现实经验，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进行道德逻辑分析。“如若在建立道德哲学的初期就向大众化让步，这样的做法，永远不能期望得到真正哲学大众化。因为人们全部放弃见解的彻底性，那就不会有任何形式为大众所理解，同时还会产生一种由混乱的观察和不成熟原则合成的、令人讨厌的杂拌。”

　　罗尔斯试图为他所处的美国民主社会提供一种合适的、最能广泛地为人接受的道德基础；他试图发掘这一社会的活力，建立这一社会的良性循环。他的正义论要通过一种反复比较、互相修正、达到与这一社会所流行的，人们所考虑和推重的正义判断接近一致的状态，并且把这种反思的平衡作为证明他的正义论的一种方式。

　　2.2 功利主义的盛行

　　20世纪，功利主义成为主导价值观，功利主义者主张幸福原则，它又具体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效率原则，而没有给效率划出底线，这就导致幸福将凌驾于人之上，这将产生很多问题：1、能否牺牲部分人的幸福来达到大部分人的幸福。功利主义者认为是可以的，这将使得社会合作的不可能，社会稳定性会受到影响；2、功利主义者不考虑代际问题，消耗了以后人的资源，只考虑最大限度的幸福，这使得社会的持续性也成为不可能。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都进行批评。他认为功利主义缺乏正确的价值观，而直觉主义缺乏恒定的价值观。对此，他提出了具有恒定性的正义观作为社会的价值观。对于功利主义，罗尔斯主要做了以下的批判：首先，功利主义要求某些个人受苦，只是因为这样一来，其他人可以享受更多的利益；其次，功利主义要求某些个人牺牲自由以便使其他人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样，功利主义便可以在更大的社会利益的借口下为奴役制或其他压制自由的严重事件做辩护，而这是与正义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在罗尔斯看来，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如自由等，是不能以其他人的功利的理由来加以剥夺的；最后，从功利的原则作出的推论，不能在人们之间作出认真的区别，功利主义在比较人们之间的功利时出现了理论上的困难。事实上，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将正当与善区分开来，将善作为唯一评价标准。而罗尔斯认为，只有在正当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善，否则将存在很多问题。

　　2.3 自由主义自身的危机

　　总的来说，20世纪的危机是自由主义本身的危机。一方面，自由主义存在内在矛盾。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论证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它主张人只有在合作状态，自由才是可能，因此订立了契约，在订立契约时每个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而社会契约论是一种假设状态，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这种存在只是一种假设，无法得到验证，并且社会契约论无法很好地解释契约的延续性，即当时的契约如何直至现在还是有效的，作为没有签订那个契约的我们为何要遵守契约。功利主义不相信契约论，它从一种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契约论只是虚构的。但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功利主义因为强调社会只是可能是合作的，它又无法很好地解释如何确保社会的稳定性；同时，由于快乐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因此功利主义还缺乏一种可持续性。因此，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自由受到民主及组织体系的威胁，最主要是受到功利主义的威胁。因为，功利主义强调社会总的善的增加，不考虑个人，将个人淹没于社会总善之中，主张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可以牺牲小的个人利益。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个人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外在危机。

　　针对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罗尔斯通过提出原初状态来解决社会契约论的先验性问题。人们缔结契约的过程变成一种从本能出发的自我选择过程。罗尔斯设置了一个原初状态，在那样的状态下，个人基于本性，为了更好地生存，需要合作，这种合作促使契约的缔结。而在缔结契约时，综合考虑各种选择，最终会选择罗尔斯所主张的两个正义原则。同时，罗尔斯将传统问题转化到现代，将当时的立约过程与现在立宪过程的结合，论证了其正义原则的选择。这样，自由主义的先验性问题转变成一种本质性问题，自由得到很好的解释。

　　针对自由的外在危机，罗尔斯对此的解决方法是解决优先性问题，即每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原则，并且这个原则是优先于机会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要对自由限制除非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这种观点解决了功利主义以整体的更大利益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同时，即使是民主的选择，也不能任意侵害个人自由。

　　因此，面对当代自由主义哲学的任务——重建自由主义，罗尔斯很好地解决了自由主义本身的危机。

　　三、《正义论》出版之后

　　《正义论》出版之后，兴起了政治哲学领域的繁荣。20世纪晚期的西方哲学中的重大争论几乎都是关于政治哲学：70年代，争论主要发生于新自由主义内部，特别是罗尔斯和诺齐克。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他提出，所有社会的社会基本善都应该平等地分配，除非某些不平等地分配有利于那些社会处境最差的人们——即差别原则；诺奇克则主张权利的首要性，主张权利神圣不可侵犯；80年代，转移到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90年代，焦点转为“历史终结论”。而不论是诺奇克对罗尔斯的批判，抑或者社群主义对其批判，其焦点主要在于罗尔斯正义论的普遍主义。罗尔斯一方面坚持正义论的基本思想；另一方面，对各种批判做出某些回应和修正，主要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放弃普遍主义，提出了部分共识，而这就是社会的稳定性基础。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很好地解决了当代的社会困境和学术困境，这也是本文开头，他对《正义论》畅销原因的一个解释。

　　文/林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