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8年间哲里木盟地区鼠疫流行及其原因探析

　　摘要：1947—1948年间鼠疫造成哲盟地区大量的人口死亡，并对民众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在完成1947—1948年间哲盟地区鼠疫灾害描述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此次鼠疫大流行发生的原因。本文对于哲盟地区的鼠疫研究既可以充实哲盟地区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内容，又可以给现在和今后的鼠疫防治工作提供借鉴经验。

　　关键词：1947—1948年间 哲里木盟地区 鼠疫 原因

　　哲盟地区自民国以来就一个鼠疫灾害的多发地区。由于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该地区的鼠疫流行相当严重。仅在民国统治时期的三十八年中，哲盟地区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鼠疫发生和流行，其中1919、1923、1927、1933、1934、1937、1938、1939、1942、1949年的9个年代发病人数在300—1000人之间，1928、1940、1941、1943、1944、1945、1946、1948年的8个年代发病人数在1000人以上，万人以上仅为1947年，该年东三省发病人数为26183例，然而哲盟发病人数为19305例，占东北发病总数的73.73%。1947—1948年的鼠疫大流行即造成数万人死于非命，给哲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1]

　　1947年5月22日，当时哲盟全境刚刚解放，党政军民正在集中力量支援大反攻，并进行土地改革。各级政府机构百废待兴，卫生机构并未及时建立。此时，哲里木盟又出现了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此次鼠疫在通辽、开鲁城区爆发，自6、7月间见于农村部分地区后，九月份在哲盟全境大规模出现并蔓延，疫点多达234处，发病人数19304人（占东三省总发病人数的73.73%），其中死亡人数达到了16139人，这次鼠疫造成了十九处村庄成为废墟，全家灭绝者达一百七十余户。而鼠疫流行最严重的地区是通辽县、开鲁县、科左中旗、科左后旗。如1947年6月，通辽县126个自然村及城内24条街流行人间鼠疫，全年患者达15710人。死亡12771人，病死率达81.4%，其中，城内死4000余人，死绝108户。而1948年通辽县发生鼠疫村屯达129个，患者2164人，死亡457人。[2]

　　在开鲁县“1947年秋，城街区、一区、二区、三区、五区共22个村屯暴发人间鼠疫，发病801人，死亡716人，病死率达89.3%。”据开鲁县一位开业医回忆，“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的一天，县城内的一位患者来看病。当时患者发着高烧，病情很严重......第二天经确认她是患鼠疫而死的......经调查，结果发现城内其他地方也有很多鼠疫患者，尤其是西门里患者较多。就在那几天之内，城内因患鼠疫而死亡者接连不断，严重地威胁着整个县城及毗邻地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同时也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加之，“1948年6月15日开始八区孟家屯、七区王家围子等15个村屯先后发生人间鼠疫。17日县长唐宏光签发117号通令，动员全民防疫。”由此可见，当时开鲁县鼠疫流行之严重，要动员全县人民共同防治鼠疫。[3]

　　此次由通辽、开鲁两县暴发的鼠疫流行，迅速扩散到哲盟其他旗县地区，如在1947年7—8月扎鲁特旗首次发生鼠疫，“五道井子屯和大巴彦宝力皋屯一带流行一次人间鼠疫，因缺医少药防治措施差，死亡74人。”目前尚无史料记载此次扎鲁特旗鼠疫发病人数。而科左后旗的第三次人间鼠疫流行高峰是在1947—1948年间。“本次发病是全盟性的，据统计，从1947年5月开始，至9月达到高峰......主要疫区是：一区的吉尔嘎朗街、九区的阿古拉村、十区的努古斯台屯、北边屯、十三区的三界窑、八区的塔林艾里、道林木、大罕朝鲜屯和十区的大巴力吐等9个村屯，发病137人，死亡119人，死亡率为87%。”而在1946年—1948年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科左中旗不少地方社会秩序混乱人间鼠疫也不断流行。据不完全统计，3年中全旗有31个自然屯发生鼠疫32次，发生病例1121例，死亡766人。死亡率为68.3%。”由此可见，科左后旗是鼠疫流行的重灾区。[4]

　　致使这一时期鼠疫大流行的因素有三点：

　　其一，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哲里木盟的大部分地区。此时，哲盟的通辽、开鲁、扎鲁特等旗县都发生了鼠疫。但是，国民党置人民生死不顾，对鼠疫不防不治，威逼人民赶修工事，垒炮楼、筑地堡、伐木、拆民房，使鼠疫迅速扩散到五个旗县。到1947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5月下旬，通辽等主要城镇被收复。[5]因此，解放战争造成的社会动乱引起鼠疫流行。加之，内蒙古自治政府刚刚成立，通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百废待兴，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防疫方面的力量非常薄弱，防治鼠疫疾病的药物、器械奇缺，防疫技术落后。[6]使鼠疫的治理更加具有难度，导致1947年5至7三个月内人间鼠疫的流行未能控制住，再次出现了鼠疫高峰。同时，新的政府也缺乏处理这种大规模鼠疫的应激经验，鼠疫的爆发自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7]

　　其二，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防疫经验，没有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如1947年的开鲁县“防疫人员每人只有一件白大褂，一只口罩；为防止跳蚤叮咬，只能往身上擦些来苏尔药水......从县人民政府的仓库中找到了发一些日本人留下的来苏尔消毒药水，又从市场上购买了一部分供灭蚤用的杀虫菊......尽管没有链霉素，就连磺胺制剂也少的可怜......”而现代西医治疗鼠疫是注射或服用抗生素（链霉素、四环素、氯霉素、磺胺类药物等），或是注射抗鼠疫血清，这些治疗鼠疫特效药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才发明的。因此，这些治疗鼠疫的特效药在哲盟地区十分短缺。[8]以及各地医疗发展水平也不一致，采用西医治疗的时间也有早晚，如开鲁县于1947年，首次在发生鼠疫严重的城街区接种鼠疫菌苗。[9]直到1949年3月，科左中旗防疫队组织30名现地医生，在重点人间鼠疫疫区进行了历史上首次鼠疫菌苗的预防注射。[10]

　　其三，通辽地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环境卫生状况较差。[11]几乎没有较大的居住房屋，草垛、粪堆、猪圈等都集中在窄狭的院内；人们几乎没有卫生意识，院内的垃圾基本不会打扫，室内外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鼠洞，人、鼠、畜共居一室的情况并不少见。[12]正是这些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不健康的卫生习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1947年这场大规模鼠疫的发生。[13]

　　参考文献：

　　[1]《哲里木盟1917要1959年人间鼠疫流行史统计表》，通辽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通辽鼠疫(1917-2007)》(内部资料)2007年。

　　[2]开鲁地方志编委会编：《开鲁县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01页。

　　[3]通辽卫生六十年编委会编：《通辽卫生六十年(1947-2007)》，通辽市卫生局出版，2007年，第86-87页。

　　[4]开鲁地方志编委会编：《开鲁县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5]王洗凡《1947年开鲁县城防治鼠疫的回忆》，哲里木盟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一辑)(内部发行)1985年。

　　[6]开鲁地方志编委会编：《开鲁县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7]库伦旗志编委会编：《库伦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534页。

　　[8]杨铁柱《科左后旗人间鼠疫流行史》，科左后旗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科左后旗文史资料》(第六辑)(内部资料)2000年。

　　[9]科尔沁左翼中旗志编委会编：《科尔沁左翼中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935页。

　　[10]王洗凡《1947年开鲁县城防治鼠疫的回忆》，哲里木盟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1985年。

　　[11]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2]开鲁地方志编委会编：《开鲁县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00页。

　　[13]通辽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通辽鼠疫(1917—2007)》《内部资料》2007年，第336页。

　　作者简介：

　　刘亚楠，女，汉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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