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为什么陷入困境

　　摘要：现代性曾一度给人类带来理性和追求之光，它试图消除矛盾与对立，但却事与愿违，因为它忽视了内心与本真，过于理性，偏执于秩序与单一。

　　关键词：现代性；单一；理性；秩序

　　现代性起源于中世纪。最初它是作为一种对传统的创新、一种当下的现代感觉，或当下生活、思想方式、文化模式之意而出现的。在文艺复兴时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贬义词语被使用。随后，在启蒙时代它被赋予了理性、反叛的意味。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它体现的是当代、现代的及其审美意识。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状态、审美意识，是有别于古代的，是创新的、反叛的，也可以是一种反古式的颠覆。

　　十七世纪，在被封建神学压制了上千年后人类理性的思潮艰难诞生了，人们不再一味听命于上帝，开始在反思和思索中强调逻辑判断和推理能力。科技革命更为人的思想与理性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与此同时，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开始登上舞台。从斯宾诺莎开始，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作为主体的人完全成了历史舞台的主人，在“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大旗的指引下，人类充满了极度自信与力量。尼采的“上帝死了”，不啻于一声惊雷，震醒了人的主体意识。人类开始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在理性工具、科技工具的操纵下无度的释放自己的能量与欲望。理性并未控制“理性的人类”。人类在征服与掠取中高歌猛进，把自然碾得伤痕累累之后，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如红灯频繁闪烁，于是人类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性。现代性是否真的带给人类幸福与快乐？灾害、矛盾、冲突种种现代性的弊端使得人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如果说现代性更多的是对秩序的追求，而反对无序与矛盾、结构的和谐与完整则更多凸显的是二元对立、它和森严的等级有极大的差别。现代性更多的开始行使它的分类功能。分类意味分离、分隔。它意味着，首先假定世界是由各具特点、互不相连的实体组成，然后假定每一实体各有自己所归属的（并因此使自己与其他一些实体相对）相似或相近的实体，最后将那些独特的行动模式与不同的实体种类联系起来。分类就是赋予世界以结构。分类包括包容和排斥行动，这种包容与排斥的运作从来都是一种施加于世界的暴力行动，需要一定的强制做后盾。思想、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强权就是极好的证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西方文明模式为主导的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它的愈演愈烈，导致世界矛盾越来越严重、冲突日趋升级。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宗派主义以彰显自由、平等、博爱为幌子对他者指手画脚，甚至大加挞伐，这是矛盾与冲突的导火索。可以说，现代性试图通过对秩序的追求、试图消除对立与矛盾，但却事与愿违的导致了更多的对立与矛盾。事实证明这种矛盾与对立的消除仅仅通过现代性压制矛盾与冲突的做法是缘木求鱼，所以德里达宣扬“解构”，就是消除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否定简单的二元对立。这使得人们找不到所谓永恒的本质与中心。它也并不是一种摧毁或破坏，它更多的是一种反思、一种突破和寻找新的出路。后现代有一种追求多元的愿望，这也许更多的是源自于对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的一种否定。这个世界应该存留争议，一切试图消解多样性的专制必然会导致更彻底的多样性。

　　启蒙主义高扬人的理性，人们崇拜和追求英雄主义，所以世界把更多的关注视线投向了精英人群，而大众和边缘人群却成了试点沙漠（文化精神的沙漠、物质生活的沙漠）。人们更多强调理性，而忽视人内心与本真的愿望。人类在久久的压制和理想追求破灭之后疲惫而无力，所以人们从理性的控制和统治之下挣脱出来，开始反思并重新定位自己。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开始关注边缘人群，他们有了新的视域，也开始关注边缘问题：精神的困惑、疾病、迷失、贫穷、落后、麻木。这些为人类思想提供了全新而多维的视野，而现代性的秩序与和谐在此时显得无力而可笑，而后现代的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卑锁性、反讽、种类混杂、狂欢、内在性都直逼现实。当严肃正统失去了主题，戏谑与边缘便登上了舞台，当现代性茫然于十字路口，后现代便勇往直前了。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更深层的东西应是非理性的，而人类却在理性主义的控制下迷失了太久，“现代”、“理性”更多的导致了主体文化被客体文化（物质文化）所取代。在资本运作、操纵之下人类离本真越来越远。现代存在是以物质为先导的，而现代文化却要求人们理性、理想、高尚、深邃，这种矛盾难以避免和调和（现代性无法确定却偏执于确定，后现代也无法确定但却承认赞同这种不确定）。人们在矛盾的压抑下彻底失去了忍耐力，所以现代性式微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开阔而进步、物质极其丰富、科技极其发达，科技理性操纵了整个世界，但人类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迷失、悲观、失望，一切彷徨都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无助和对未来的恐慌，后现代的不确定性、零乱性、无深度性、反讽、戏谑等成了世界的色调，这也是人类焦灼内心的真实写照。现代思想向后现代转折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主体性的张扬向主体性的黄昏、人道主义向后人道主义、人学向后人学的转折。

　　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和萨特的“认识自我设计的存在物”都无不把人放在社会和历史的中心，人是中心、绝对、超越、自主，所以尼采宣称“上帝已死”。可是当人类在经过几百年不懈的努力后却真实而理智的发现自身的孤闷、无力、无助，那种先前的优越感与主宰力量消亡了，所以“上帝已死”之后“人类亦死”，人类终结了自大的传统，所以在后人道主义看来人不再是世界、物质的中心与主宰，甚至也不是心理与精神世界的中心（人有时难以把控自己）。后人道主义清醒的指出了人道主义的无所作为与无助，后现代主义也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后现代也为这种反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也主要源于后现代在各个方面极大的包容性。

　　现代性正因为偏执于“秩序”和“单一”而走进了无为，而后现代以其彻底的多元性状态（真相、正义、人性、价值）成为激进的现代、现代的一种转换形式。可以说它属于现代，后现代是现代的一种拓展与延伸，可以说现代于自身开辟出了更多的途径。现代性一直在作着一个“统一”的美梦，可当它一觉醒来之后，却发现后现代的“姹紫嫣红”之花早已开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参考文献：

　　[1]【英】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张立波：《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民族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德】沃尔夫纲？韦尔施著，洪天富译：《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

　　[4]【英】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95页

　　[5]【德】沃尔夫纲·韦尔施著，洪天富译：《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317页

　　侯艳荣